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能交上几个情真谊厚的挚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尤其忘年交，那就更有高山流水般地韵味了。
一
1974年初春，我是宁夏中宁县广播站编辑。一位小青年拿来三篇稿件投稿。他个头比我高些，身体单薄，表情有些青涩，但眼珠转动灵活，炯炯有神，透出少见的精明坚毅。他叫杨森林，名字里边六个“木”字直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看了一下稿件，语句通顺，表达清楚，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不够紧密，我告诉他稿件不能用。
这位小青年一句话也不问，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回头对我说：“我还会写的！”一看就是个不服输的人。我虽柔弱却喜欢有个性的人，便对他有所期待。几天后，他又带来几篇反映农民“扒渠口”工地的稿件，虽还不能用，却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期望。
原来杨森林是从几十里外的全县重点工程——扒渠口工地上来的。民谚说：“扒一季渠口，掉三层皮！”工程确实很艰苦，但因他能写会画，被鸣沙工程队调出来搞宣传。杨森林是个走一步看两步的人，他不但把工地宣传搞得有声有色，还把工地稿件另抄一份送县广播站，想借以扩大影响。
不几天，杨森林又送来几篇稿件，我挑一篇改了改，说明不用的原因，希望他继续努力。
20世纪70年代前期，社会生活极不正常。有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立马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关的人员也会连坐治罪。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承蒙同事推荐，单位领导信任，组织部审查，又经县革委主管副主任审批，才被破格调任广播站编辑。信任重于泰山。同时我还有家庭责任，另外，也出于保护来稿人免遭祸患，所以工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便对自己所编稿件和通讯员来稿要求都很严格。
杨森林第四次又送来几篇稿件，其中一篇是批判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评论，内容充实、语言犀利，我改了几处，便在稿纸头上签了一个“播”字，并建议他立即抄写清楚，寄往《宁夏日报》编辑部。当时，全国掀起大批判高潮，“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当月《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并且署了中宁县杨森林的名字。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新闻——中宁农村一位作者的评论，竟然被《宁夏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上了！
几十年后，杨森林在为我们出版的书——《杞乡传奇》写的序言中说，这篇“成名作”，是他一连送了三次稿件一篇也没选用，他因“发怒”而写，是“愤怒出诗人”。而当时的我，则是紧跟政治形势，“随阴阳免遭横祸”。
此后，杨森林的稿件登堂入室，经常被区县的报纸和广播刊播。这位青年作者，很快从中宁农村起飞了。
二
世界是公平的，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杨森林因表现好，曾以青年积极分子身份结合进了大队领导班子。这是一个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然而，有高山必有峡谷，大道如砥不可能直通全程。后来有人利用他写的一篇小说，故意对号入座，进行挑拨离间。半年后他重回生产队劳动。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在我看来，有时重锤敲击响鼓，能使声音传播得久远而悠长，这种历练对青年人来说十分重要。“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是一条规律，一个人只要心底敞亮，肯于奋斗进取，机遇总会有的。不久，杨森林在小经挫折之后，被鸣沙公社调任团委书记并兼任电工，还管广播室宣传和为公社撰写各种材料。
1975年春季，邓小平重登政治舞台，大地一度复苏，我下乡采访。鸣沙公社的路线教育试点即将结束，县革委副主任张居正让我参与总结。那天下午，在张居正的临时办公室里，闫福寿、杨森林和我讨论好提纲后，由杨森林执笔。那时他年轻、聪明、出手快。他写一页，我改抄一页，老闫审读一页，然后再送张居正定稿。原以为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这是我们三人仅有的一次合作共事，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
好事有时也能双降，晚饭时，我们竟然开“荤”了。原来公社庆贺试点结束，灶上到猪场里买来几斤肉，每人分了一小碗，这在当时是很难一见的“超级大餐”。那年头，物资奇缺，全国实行票证经济。干部居民，每月只供应二两油，四两肉，并且常常有票买不到。农民只在过春节时，从生产队分一点肉，此外全年再也闻不到荤腥。我们能在公社里大快朵颐，算是万幸了。
第二年，杨森林如愿上了大学。
当我再次见到已是大学生的杨森林时，从谈吐的儒雅，思维的敏捷，眼界的开阔，想到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
对大学毕业生，当时的政策是“三来三去”（即工厂来的工厂去，农村来的农村去，部队来的部队去），宁夏的政策又另加一条“三不许”（不许留城、不许改行、不许考研），杨森林只能回到中宁中学教书育人。
性格决定命运。杨森林是个不甘虚度年华的人，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不停地读书、写作，积累资本以备改变：“自己的人生舞台，总不能一辈子就死守在生于斯的地方吧？”三年后，因其才干出众，被宁夏广播电台调用为记者，来到了区级单位。随之，他的足迹遍布宁夏山川，写出了大量的新闻和通讯稿件。
1988年，杨森林写出了专著《〈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左民安教授评价说：“对现代新闻写作，如何向古代优秀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吸取营养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文笔清新，深入浅出，读者读了该书之后，会得到多方面的启迪”。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在当年将此书编入“青年记者文库”，作为新闻教材印发全国。同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公开出版发行了杨森林的散文集《梦系朔方》。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难能可贵。
40岁前，他应邀到德国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讲学。50岁以前他又出版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和两本散文集《七彩人生》及《黄土高原的花儿》。这五部作品成功实属不易。有人称他是“一匹撒欢儿的黑马”。
王维堡先生总结杨森林已发表过的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抒发真情实感的纯情作品，另一类则是民俗作品。两者犹似两把犀利的飞刀，轮番在杨森林的手中交替挥舞，描绘现实，解剖人生，令人目不暇接。”王先生还说：“他不仅有才气有悟性，更有一种勇气和社会责任感。”
随着阅历逐渐丰富和能力提高，杨森林被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宁夏画报社总编兼社长，后又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他一步步登上了新的台阶。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杨森林从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毕业。有其父乃有其子，后来他儿子杨昊考取清华大学，并在大三时，正式出版了《季节的童话——一位清华学子的心迹》。这本书，全国数十家网站争相转载，新浪网的点击率高达110多万。小杨因品学兼优，被清华大学选拔直升研究生。杨森林教子有方，他后继有人矣！
三
无论学文还是学武，都要先学做人。杨森林的文章论著，越写越好，做人更是有口皆碑。
听朋友说，杨森林很早就为父母洗衣服，还常常为父母做饭。从他写的散文《祭父》和《探母》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人子所尽的孝道。父亲去世后，他请客时常常带着不识字的母亲，并堂堂正正地介绍给朋友，让母亲倾听朋友们说三道四。他母亲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自然少感孤寂，他还把这种孝道延伸到岳父母身上，对他们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使许多朋友敬佩不已。
杨森林对其他曾有情义的长辈也心怀敬重，不忘回报。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中宁县东华公社当干部，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有人给我讲了一位侠肝义胆好拳师的传奇故事。这位拳师，身手好生了得，用一尺多长的一根木棍，上下快速翻飞，打跑了五个劫道土匪。还有一次，四只恶狗向他扑来，其中一只立起来，将要咬到他的鼻子，他用手指头在这条恶狗的鼻子上弹了一下，四条恶狗都嚎叫着跑远了。
这位拳师曾经为保卫公社的土地出过大力，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起他，都啧啧称赞。一次，我与杨森林谈起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时，杨森林静静地听着。直到我说完，他好一阵没有说话。最后才深情地说：“这人就是我干爹。小时候把我当儿子爱惜，不仅教过我武术，还教我怎样才能侠义、超俗、大度……”原来，杨森林在中篇小说《崖面子上的两棵枸杞树》中，写的那位武艺高超、为人极为仗义的拳师，就是这位干爹。他用自己的笔，为这位长辈立了一个不朽的碑，使这位曾经行走于江湖的传奇人物，父亲的“拜把子”兄弟由此得以永生。
尤其令我感佩的是，杨森林不仅对父母，对有亲缘关系的人关怀备至。对师长，对朋友，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都多有真情回报。
我的一位师范老师，后来与杨森林同事，也是森林和妻子的红娘。她与任何宗教无涉，却常做善事。但凡听到或看到学生和穷人有困难，她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去扶助。多年来，经她救济过的人真不少，可她自己得了多种疾病，却舍不得在公费医疗范围之外，去花钱医治。有人称她是“老天真”，她的“天真”感动过不少人。
这位老师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系主任，媳妇是北京的一位处级干部。
去年，她到北京看望儿子和媳妇，我请她来家住了一夜。她讲了两件与杨森林有关的事。一是她写的回忆录书稿，经广州、四川和宁夏一些文学界人士看过。认为内容丰富，生活独特，一些篇章也很精彩，只要花些功夫整理一下就可出版。为此，杨森林还给她运作了一个免费正式出版的书号，但至今未能修改。二是她退休许久，且远居广州。有一年重返宁夏，杨森林接她到自己的家中欢聚。晚上睡觉前，杨森林给她端来洗脚水要为她洗脚，她硬是不肯，杨森林还是给她把袜子洗净晾干。这位成名已久的后辈，在身居领导岗位之后，还能如此诚挚地侍奉多年前的长辈师友，事之如同父母，使她大为感动，终生难忘。我听了也十分感动，我知道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去年这位老师来京小驻。恰巧杨森林也在北京，他立即出面宴请老师全家。作陪的有我和几位宁夏老乡。宁夏厨师用宁夏羊肉、羊羔肉、沙葱等特产，做出了地道宁夏菜，喝的宁夏饮料和酒。宾主尽欢，感慨良多。老师的儿子已是著名艺术家，珍馐盛宴经历过许多，但他对杨森林的感情和宁夏的饭菜特感兴趣，高兴地说：“今天和森林相聚太高兴了，吃得太痛快了，也太过量了。”老师的儿媳妇说：“难怪婆婆老夸杨森林呢！跟你们这些人一接触，就感到轻松愉快，只要你们在北京，我们就多联系。跟你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也很投缘。”“投缘”二字，说得很好。杨森林对待投缘之人，总会待之以赤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杨森林在德国讲学期间，写过一篇发自肺腑的长文《化作烈焰映太空》。这篇文章在中宁的熟人中传开后，引起多人感叹。杨森林早已当了处级干部，并已成为宁夏的文化名人，又在德国的讲台上赢得了异邦人士的赞誉。但他没有自我陶醉，忘却故交。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是当年帮助过、培育过他的三位公社干部，他们都已经作古。而杨森林却在遥远的莱茵河畔，为这三位普通人，写了这篇情文并茂的悼念文章，对他们的在天之灵表达了深情的感激。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情如纸的年代，但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有一种深深地感动。
四
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我比杨森林年长近20岁，但我深知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当于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友善世界。“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人，如同一盏明灯，能照亮你的心程，使你深受教益。当然，你自己也必须提高素养，只有相得益彰，才能达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层次。
1980年初夏，我写了一篇散文《塞上明珠——青铜峡漫游》。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且也不了解文学界状况，便请杨森林看看。此时，他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在文艺创作上也小有名气，他看后很老练地说：“寄给《朔方》，我看够发表的水平！”果然，当年《朔方》第九期发表了。后来《云南民族文学》和《宁夏风情》都收录了它。
不久之后，我调往银南地委机关，由中宁县来到吴忠市。杨森林调往自治区，两地不足百里，因工作繁忙很少遇面，但多年的情谊从未间断。我在驻地或出差到县乡，每次听到杨森林写的广播稿或看到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仔细听认真读，为他欣喜。有时他来吴忠采访，也打听我的情况。
几年前，杨森林送我一本他的散文集《黄土高原的花儿》，使移居京城的我倍感亲切。书中描绘的图景，使40多年前中宁的一切又生动地浮现眼前：左家龙头在鸣沙公社黄营大队（今鸣沙镇），我曾在此地带领民工，修理双阴洞沟护坡住过一月有余。书中写的枸杞树、鸣沙塔、铁匠铺、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北塔等，宁夏的物产、民俗和风景名胜，我也熟悉。可杨森林独具慧眼，通过他独特的文学感悟，使这一切都活在他的笔下。
我故乡中卫的高庙，它是看着我长大的。至今我还依稀记得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站在外祖母家房顶上，久久地看着高庙被大火焚烧的情景。也还记得劫后重建时，画在大殿墙上的“放大样”。旧景如梦，历历在目。杨森林写他在大雪天的《高庙禅悟》一文，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生活本身是禅，像雪一样洁白，像雪一样自然，像雪一样大度，像雪一样潇洒，像雪一样不求回报。活着本身又何尝不是禅呢？人世间什么样的沟沟坎坎又会过不去呢？心灵中什么样的污垢、阴暗，又怎样隐藏得住呢？”
杨森林由农村通讯员到大学生、记者、作家，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丰富经历，可说是这代优秀青年的一个缩影，由雪天的感悟，我想到了他的为人。
五
2004年秋，闫福寿告诉我：杨森林不忘老友情谊，为我们运作了一笔宁夏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书号的经费。我便由京返宁，经过整编改写，出版了与老闫合写的《杞乡传奇》一书。森林为我们写了一篇序言《他那一支笔与他那一片天——忆与王非凡、闫福寿的友谊》，这是老闫与我平生的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杨森林。此书发行不久，老闫“西行”了。我想，他是带着快慰走的。至今我常常想起这位不幸早逝的老朋友。也因此想起他生前对杨森林的怀念。朋友之间，能在某种时候助一臂之力，是会令人永远感念的。
我的亡妻罗益群，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她和几十位上海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到宁夏读书工作，她们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贡献给了宁夏建设事业。5年前我写了《益群长歌》一书，杨森林在百忙中从书名、内容、版式、费用等各个环节上，为我具体策划和认真指导，似当家之人。书出后，得到了许多朋友积极评价，她的同学说：“看书后，我们都很激动，不仅为罗益群立了传，也是我们几十位上海来宁同学的集体写照！”我和家人都很欣慰，十分感谢杨森林全力帮助。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个笨鸟，有时脑子一下反应不过来，常常“慢半拍”。做事只知规矩而不会变通，有时不免给同事和朋友带来麻烦。为此，内心常怀愧疚，却又禀性难改。杨森林知道我的弱点，每次邀我相聚，总是热情如初，似乎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
去年，因工作需要，杨森林在京驻了一段时间。由于同住京华，他常常关照我。他是那种“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的人，古道热肠，每每令我感动。
2011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