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已经、并且还在继续毁灭本来就没有多少大学精神的大学。去年接连发生邹恒甫事件、张鸣事件与何志毅事件等大学人事事件。人们不免要问：行政任命的院长有没有资格评定教授的业绩？大学教授、大学系主任究竟该由谁来遴选、谁来免职？是教授还是行政官员？
今年一开年，则又爆发出两件师德丑闻事件：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的艾云灿教授对学生施行“魔鬼”教授法，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干脆当众斥骂学生，甚至与女生发生肢体冲突。人们会问：大学教授何以如此粗鲁、缺乏教师的基本职业伦理？这样的教师，又何以赢得学生及社会的尊敬？
很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这些大学丑闻均源于大学的制度扭曲。大学行政化导致行政权力全盘控制大学，行政标准替代学术标准。而权力会腐蚀教授的心灵，权力精神会冲淡教师伦理。教师为了完成行政确定的任务指标，倾向于采取反常的教学手段。比如，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有鉴于此，很多人呼吁变革大学制度，从根本上调整大学与行政的关系。
不过，制度固然至关重要，但并不可能制度决定一切——假如制度决定一切，那人被制度锁死，制度也就没有变革可能了。好在，人不可能完全被制度塑造成为程式化的机器。人的心灵是丰富的，除了基于利益计算服从既定的制度之外，也像孟子所说具有追求善、自由、尊严的“善端”，或者如斯密所说，具有某种道德感。正是这种自然的心灵趋向，展示了打破旧的不合理制度的可能性。
在政法大学师德事件中，人们能看到这样的亮点。两位年轻学者毅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明确提出“教师伦理”问题。这是与上个年度的教授人事事件不同之处。在那次事件中，当事人过于关注私人之间的恩怨，使相关事件的公共性未能充分彰显。他们的同事与整个教授群体对此事件也没有公开而明确地表明态度者，看热闹者倒似乎居多数，人们也热衷猜测背后的人事纠葛。
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是大学教授们目前面对大学种种乱象的习惯性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深为不满，希望有一个相对纯洁的学术、教育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又都觉得，这事轮不到自己管，不妨采取一种与世俯仰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对于目前高度行政化的大学教学评估，学校教师们在私下里，甚至在院系公开场合冷嘲热讽。但一转眼，很多教师却又配合行政安排，参与甚至组织学生造假。
这种人格分裂、玩世不恭，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通病，商人、公务员、大学生、媒体从业者，无不如此。制度万能论可能塑造了这种机会主义心态。既然什么都是制度造成的，而个人显然不可能变革制度，所以，干脆就什么也不要做，或者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合理的制度带给自己的好处。经济学家会说，个人如此选择是很理性的嘛，制度有漏洞，官员当然会腐败——这已经成为官员们在法庭上做检查的主要说辞了。
但在师德事件中，一些教师跳出了这种制度万能论的逻辑。他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弱，但他们的道德意识促使他们不愿轻易地认可不合理的制度，也不愿轻易地对不合理制度下人们扭曲的行为表示道德上的认可。他们除了要求自己信守教师伦理之外，也对自己同行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
这可能是教授共同体在当代形成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中国有成千上万名教授，却不存在一个有机的“教授共同体”，因为，教授们缺乏基本的道德自觉，缺乏相互的伦理监督机制。看到同行做一些明显违反师德的事情而漠不关心，最终导致整个教授群体遭到社会的嘲笑，不合理的大学制度也日趋扭曲。
师德事件当事人的努力能在教授、教师群体中引发多大反响、多少反思自省，无人可以预测。但是，如果教授共同体缺乏精神自觉，那大学就会走向深渊，而社会也会跟随大学一起堕落。
抵御物质主义，重振教师伦理（85）
教师节之前，教育部网站刊登了十所知名中小学联合向全国教师发出的倡议书，其中“反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不收受学生、家长的财物”的内容，引起正在为教师节发愁的家长们的共鸣。
家长们发愁的原因是，教师节到了，要不要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物？一个题为“要不要取消教师节”的调查近日走红网络。据发帖人表示，回帖人中，大多数建议取消教师节，理由是，现在贿赂老师成风，教师节似乎变成了给教师送礼的节日。这样的教师节让家长头痛、让学生头痛。事实上，也让很多教师为难，取消也许更好。
教师节遭遇如此尴尬，恐怕是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这样的尴尬所折射的当下中国的师生关系、教师-家长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空前的。
至少自孔子时代以来，“为人师表”就是一个崇高形象，在所有纪实、文学作品中，教师都是令人尊敬的。这样的形象得益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塑造。
当然首先是教师洁身自好。韩愈的《师说》简洁有力地概括了教师的职业伦理责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列在第一条的是传道，传圣贤之道，传历史文化之道，传为人处世之正道。而要让弟子、学生行走于正道，教师通常会约束自己守道，如《吕氏春秋·劝学篇》所说“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在这样明确的伦理气氛中，教师们普遍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不与学生、家长发生不正当的物质关系。
教师如此自我要求，学生、家长通常也会相应地如此对待教师。有的时候，学生希望表达对老师的敬爱，也是借助语言，或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来表达。家长们也更多地通过情感语言来表达对老师的谢意。教育体系及整个社会、政府也主要是通过荣誉来奖励那些杰出的教师。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上以及家长们记忆中的教师的良好形象，师生间、教师与家长间相对纯洁的关系，来自于各方的非物质主义心态。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地物质主义化，人与人之间诸多微妙而丰富的关系，逐渐退化为单一的、赤裸裸的物质交易关系，家长们自然会以这样的心态对待教师；另一方面，教育系统进行的诸多改革，也忽视教育的根本性质，把商业法则引入学校中，比如，教师节不是教师们相互交流，而变成了发奖金。在这种制度下，教师的心态也慢慢发生变化。在如此环境下，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也慢慢地发生变化，趋向于物质主义，教师节也就变成了家长之间的送礼大比赛。在这样的心态下，即便没有教师节，家长们平时也在动脑子送礼物。
怎么办？教师、家长无力改变全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但至少教师还是应当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学校也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弱化教师节的物质主义气氛，强化其情感因素。比如，在教师节组织师生共同活动，邀请家长进校与老师交流，讨论学校公共问题。把教师节办成老师、学生、家长们共同参与的狂欢节，也好过现在的关门聚餐、发奖金。
十四、最重要的是驯化精英
一般来说，君子必然是各个领域的精英。但是，并不是所有精英都可称为君子，并扮演君子的社会角色。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当代中国。只要在自己的领域内成功，就是精英。应该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各个领域涌现出无数精英。但惟有具有德行、具有威仪、具有参与公共事务之意愿和技艺的精英，才是君子。这样的君子，在当代中国各个领域中是相当罕见的。事实上，当代中国精英群体之堕落，堪与战国、秦、五代相提并论。人们看到的情形是，官、商、学各界精英疯狂聚敛财富，炫耀物质性享受，尤其是沉溺于酒、色，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对公共事务避而远之，即便他们有参与渠道。精英败坏之程度远远超过普通民众，他们通过各种媒体张扬自己的败德行为，拖累整个社会向下堕落。因此，当代中国重建文明之关键，正在于驯化精英。
警惕官员向底线堕落（86）
一起刑事案件近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当地公安部门对此事的描述前后有所不同：最初是说，死者及其同伴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要求，后来则说是提出“异性洗浴服务”要求。遭到拒绝后，邓贵大曾以一沓钱抽打邓玉娇的头部，并两度将邓玉娇推倒在沙发上，从而引发命案。
引发命案的是死者对性服务的需求。不论公安、司法机关最后的裁决是什么，此事再一次说明，目前不少官员的伦理品质已经接近甚至突破了底线。
邓贵大可能连科级干部都算不上，但在服务场所，却十分嚣张。对着服务场所的随便一位女性，他强行要求其提供与性有关的服务。他的形象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先是挥舞着金钱，当遭邓玉娇拒绝后，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邓贵大等人对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在他眼里，女性就是性服务的提供者；从他的行为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廉耻感，他一点也不准备掩饰自己的欲望。
但这样的官员、这样的事件，实在是层出不穷：
在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数十名在校女生被强奸。公安部门拘留了碧湖镇赵村原村委会主任何国兵。有受害者家长表示，何国兵等人为了拉拢一些社会关系，将女孩子找给其他人“分享”，其中可以明确的有“多名该镇村委会主任，也不乏公务员”。
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经人牵线，以6000元“买处”，糟蹋了该县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中一年级女孩。女孩亲属举报后，县公安局着手办案，以卢当时确实不知女孩未满14岁为由，对其以嫖娼处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
媒体近日也披露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的心曲：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周白天是区长，晚上是“陈总”，频繁出入色情娱乐场所，甚至一到晚上，就很想过“夜生活”。
如果说，中低层官员喜欢出入色情娱乐场所的话，那更高级别的官员似乎更偏好包养“情妇”。与周案有牵连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即被法庭认定，所收贿赂主要由“情妇”代理收取，而且，刘志华的情妇不止一个。像广东原政协主席陈绍基、证监会原副主席王益等，也都有情妇。如有关部门专家所说：90%的落马贪官包养情人。
或许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官员群体性道德意识之薄弱、混乱，性行为之放荡，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一令人难堪的局面的形成，有多重原因：
首先，官员掌握着巨大而通常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媒体报道出来的官员的性乱行为可区分为被动、主动两大类。官员掌握着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因而，商人可能向官员提供性贿赂，女下属为升迁、女商人为获得机会，可能向上级、向官员投怀送抱。这是被动的。至于邓贵大的娱乐或周良洛的夜生活，则是官员主动寻找性服务。包养“情妇”则主动、被动两个因素兼有。
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官员之性乱现象，需要有效地约束权力。需要进行体制改革，缩小政府官员按照个人意愿管理资源、管制市场的范围与自由度。这样，也就不会有人挖空心思贿赂官员，官员以权力换取性服务的方便之门将被堵上。
但是，寻租者之所以向官员提供性贿赂，而官员也乐于接受，甚至于官员到各种场所主动寻找性服务，又反映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官员的性道德意识之淡薄。而这又是社会整个道德价值观念错乱的体现。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性道德意识就是道德意识的指示器。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就在瓦解崩溃过程中。传统没有及时地完成自我转型。作为一种反叛，新观念的传播者发起一轮又一轮反传统的运动。其结果，传统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道德观念就蕴涵于传统之中。因而，中国人整体的道德观念日趋淡薄。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商业交易匮乏诚信，假冒伪劣肆无忌惮，教师、医生等职业群体丧失职业伦理，以及性道德意识的错乱。在商业、政治、教育等领域的精英与普通白领群体中，拥有情人似乎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性贿赂才成为行贿、受贿双方都认可的高级贿赂品。
所以，解决贪官们的性乱，仅靠制度改革是不够的。政府身处社会之中，官员的观念、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一般观念的极端表现。贪官之所以热衷于包养情妇，乃因为在社会舆论中，这是一桩有身份的事情。故而，解决贪官们的权色交易与主动寻色，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自觉，需要整个社会重新塑造一种道德与精神秩序。而这样一种道德自觉，也是制度变革的前提。否则，人们如果连基本是非观念都没有，社会又向何处变革？
精英纵欲侵蚀社会秩序（87）
北大校方近日证实，该校一名已婚王姓男教授与云南丽江一高中生发生婚外情，并许诺帮助其到北大读书。后因事未办成，遭对方敲诈而报警。鉴于王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应有的道德品质的要求，也违反了学校的师德规范要求，败坏了学校的声誉，北大已停止该教师工作，解除其教师职务。
北大校方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在任何社会，教师具有崇高地位，因为，教师的职责是养成合格的人与公民。因此，古语说，教师要为人师表。教师当然不可能人人皆成为道德楷模，但至少在道德上应当没有明显的瑕疵。这是教师的职业所要求的，构成教师的伦理规范。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资格当教师，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资格做教师。因此，大学已婚教师以某种交换性关系包养情人，乃是一个显著的道德污点，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做教师的。事实上，假如他有基本的廉耻之心，恐怕也没有脸面再面对学生。
然而，在当下中国，北大这位教师的做法，如果放在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群体中，也许并不罕见。一些大学教授，尤其是在学科、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掌握一定科研资源的教授，虽有正常家庭，但与其女性研究生、年轻教师之间，不乏暧昧关系。教授的性道德混乱，通常与教授、学生之间关系的商业化相为表里——研究生称其教授为老板，成为惯例似已有十余年。而在不正常性关系中，也经常包括了性与资源、机会的交易。
当然，如果从整个精英群体来看，教师、科研人员的性道德败坏，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里所说的精英就是社会中掌握着资源的人群，知识精英属于其中之间，另两类是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业精英，掌握着权力的政治精英。后两类精英所掌握的资源更为庞大，其性道德败坏的程度比起知识精英来，也就更为严重。近些年来，媒体报道了诸多官员包养两位数情妇的案例，而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徐其耀则包养了140多个情人。
凡此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让人完全可以断言：这个时代精英的性道德败坏，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造成这种堕落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制度上的原因：精英群体所享有的权威几乎不受限制。官员的权力很少受到有效限制，商业精英们同样很少受到社会的约束。因而，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而不用担心遭到惩罚。
然而，在传统社会，官员们的权力虽然较少受到约束，也不会如此放纵。这是因为，官员们一般都接受儒家教育，儒家价值塑造了官员们的心智，让他们在私生活中至少知道廉耻二字。在儒家价值渗透下，整个社会也具有一定的道德共识，对于不顾廉耻的事情，人们皆会侧目以对。
但过去一百年间，激进知识分子致力于破坏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一波又一波政治社会运动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被全面抹黑，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反道德、无道德的心态。目前在各个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精英，正是成长于这样的反道德、无道德的环境中。他们是彻底的物质主义信徒，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精神生活，生命中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肉体，最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不断实现肉体快乐的最大化。
具有这种物质主义信念的人一旦掌握权力、资源，自然也就走上放纵肉体欲望之途。当代中国史无前例的酒的泛滥、奢侈品的热销、色情消费场所的火爆，都是各色精英们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驱动的。而且，这种物质主义信徒内心缺乏是非廉耻感，他们会以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为荣。就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诸多官员热衷于记录性日记，精英们在聚会场所也毫不遮掩地炫耀情妇数量。
这本身就在极大地侵蚀社会秩序之根基。因为，纵欲的人不可能对未来负责，其行为必然是短期化的，事实上，那些纵欲的精英通常是带着末世心态放纵自己的。他们的纵欲行为总是伴随着权力的滥用与资源的浪费。
同时，精英们的堕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向下影响整个中产阶层，影响青年人，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物质主义化，整个社会都拼命追逐金钱，整个社会的性道德陷入败坏。而包括性在内的各种资源分配的严重分配不公，必然让中层以下人群不满、怨恨。不要说官员，就是教授们在面对女学生时所表现出的霸道，也会对学生心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学生未来又是社会的中坚。
中国目前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当然主要由于制度不合理，而精英群体道德伦理意识的普遍低落，其中部分精英的严重败坏，则要对社会秩序之溃散，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精英群体如果不能自我清理门户，中国社会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
精英的群体性纵酒（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