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式现代社会
不幸的是，种种反道德的力量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据上风，从而令中国的现代转型，没有伴随着风俗与道德感生成机制之转型，而是伴随着对两者之毁灭，而中国的现代转型也就因此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
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或者更具体地说儒家有什么问题。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中国台湾、香港现代社会成长的经验，及东亚其他国家晚近以来现代化的经验均可证明，以儒家为本的中国固有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完全能够实现其自身的新生转进。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广州现存最大的祠堂——陈家祠堂，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已经突破了祠堂的传统性质，而演变成为一种容纳粤境各地陈姓人士的会所，实际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公益性组织。这就是传统组织与城市化过程相调适的范例。
在印尼等地，儒家进行了宗教化、教会化的努力，而建立了孔教。有趣的是，印尼孔教组织最早的渊源当追溯到康有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所提出的构想，并由他的弟子陈焕章所创建。城市化环境可能导致家族制度的松散化，儒家的宗教化则创造了守护、传播儒家价值的新组织。对于儒家是否应当宗教化，学界争论不休，但在城市环境中，在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诸多宗教并存的环境中，孔教会的确推动了华人社会内部陌生人的熟人化，从而为道德、伦理发挥作用创造了制度条件。
在大中国范围内，台湾、香港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更没有经历过大陆摧毁传统之政治、社会运动，事实上，当大陆“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中正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因而在台湾、香港，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诸多社会制度经历了较为自然的演进、调适过程。而在这里，宗族制度依然在运转；即使在城市，各种传统信仰依然发挥作用，大街小巷，随处是民间信仰之庙宇。尤其是人间佛教吸纳了广泛的中产阶级参与。这样，在城市中本来相互陌生的人们再度进入紧密的小团体中，而完成再度熟人化。在这样的熟人圈子中，人们相互砥砺道德，养成私德、公德。
这些事实证明，儒家其他传统宗教和社会组织是可以完成自身之新生转进，从而为现代社会提供道德伦理支撑的。而一个现代社会之需要道德、伦理的程度决不逊于传统社会。因为，在任何时代，法律治理的运作成本都是非成高昂的，并且它的覆盖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因此，优良治理秩序一定是以道德、伦理的治理为基础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不断掀起“大革命”的浪潮，启蒙知识分子致力于打破固有道德规范体系，这种文化批判后来更演化为十分彻底的社会改造与破坏运动。结果，固有道德规范体系未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文人们所想象的新道德终究是海市蜃楼。九十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更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
这样，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人走出传统的“熟人社会”，而没有完成“陌生人社会”的再度熟人化，而永远停留在可怕的“陌生人社会”中了。中国社会由此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传统风俗瓦解之后，没有形成新的风俗。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系不复存在，道德约束机制无从发挥作用。人们回复到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困境，有些人用断章取义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自我安慰。据说，仓廩充实了人们就自然知礼节，或者，必须先充实仓廩，然后才谈得上知礼节。所以，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已使人们认识到，仓廩充实后，人们未必知礼节。
今天，人人都渴望重建道德。也许人们的这种渴望太强烈，现实又太丑陋了，所以，有些人把五十年代想象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乌托邦而心向往之。大多数人则都有一点愤世嫉俗，听到、看到他人的道德行为，总是本能表示怀疑，并且试图揭露该人的虚伪。在公共汽车上无人为老人孕妇让座，人人会咒骂这个社会已然道德沦丧。但假如有人让座，很多人又会怀疑让座者是在作秀。人们不相信，在这个时代竟然还会有人做好事。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无道德与反道德的陷阱中：人人都对社会之道德匮乏表示痛心，希望社会能变得更有道德。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包括表达道德渴望的言辞，其实就在继续恶化社会的道德气氛，而没有多少建设性价值。人们不自觉地成了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俘虏，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设置了很多前提条件：如果社会的体制、法律比较坏，那就不要指望我遵守道德。无数人都是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最好让别人先道德起来，以此作为自己对他人道德的前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运地成为道德的搭便车者。人们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参与者、行动者的身份表达自己道德饥渴之感的。可以说，借助于每个个体的理性计算，是不可能走出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中。
走出我们这个时代之根本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作为一场精神运动的道德与风俗重建。以某种或多种普遍性宗教为载体，将适合于“陌生人社会”的一般性道德规则体系嵌入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人们的文化本能。惟有借助这样超理性的精神提撕，人们才可能放弃搭便车心理：不管他人如何，自己把信守规则当成自己的道德义务。只有经过这样一场精神运动，“陌生人社会”内部才可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才能再度熟人化。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算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也是社会，而绝非“无社会”。
六、只需要回向人心
美德至关重要，当下中国美德匮乏，因而需要道德重建。而按照儒家的理念，道德重建之道并不复杂，那就是回到人心。
困扰当下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精神、文化、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其深层次的根源都是物质主义，其基本信念是：人就是肉体的存在。因此，生命无非就是满足感官需要之过程。由此，人们进入丛林状态。但实际上，物质主义只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乃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构造的幻想。人必定有灵魂、有精神、有心。孔子、孟子十分平实地指出了这个事实。而这个最简单、对人而言又最根本的事实，就是这个时代解决其根本困境的唯一出路：回向人心，面向心灵而生活，人就可以向善，就可以将内在固有之善端，扩充为美德、善行。
从物质主义洪水中拯救儿童（32）
作为十岁男孩的父亲，有很多苦恼，其中之一就是如何阻止孩子看广告。孩子的学习很辛苦，所以，不忍心不让孩子看电视。他最喜欢动漫频道，然而，这个频道的广告频率极高且时间极长。全部是针对少年儿童的消费类广告，各种吃的、喝的、玩的，琳琅满目。广告片制作得极其精美，人物都纷纷作活力、青春、欢乐状。孩子看完，有时就会于不经意间说，这个真好。还好，孩子不是特别赶时髦，所以广告的影响还比较有限。
我相信，有很多家长的苦恼会比我严重——不过当然，我的这个想法也许完全错误，可能有很多家长正忙着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电视广告赶时髦。我不能不这么想，否则，孩子为什么会被物质主义吞噬？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很自然地，这种物质主义也传染到儿童群体中。在中国，物质主义尤其邪门，其传染到儿童群体的速度也尤其惊人。
这邪门有其文化与制度上的原因。中国盛行了一百多年的东西方文化对比没有生产出多少有用的知识，倒指出了一个现象：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周代“人文觉醒”之后的中国人缺乏宗教意识，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
不过，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儒家还是有相当约束力的，它教导人们淡看物欲，而致力于“尊德性、道问学”（33）。佛教试图引导人们超越世俗世界，寻求生命智慧。因而，人们的物欲还是受到一定抑制的，人的生活还有灵魂的一面。
二十世纪的中国则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反道德的观念与政治运动冲击。晚清至民初，传统的道德体系经历进化论的冲击；“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潮对传统及包含于其中的道德规范体系进行了一番“祛魅”，甚至是妖魔化。五十年代之后，反传统的观念性运动演变成摧毁传统的政治、社会性运动。随着传统的毁灭，人们的道德感趋向微弱。因为，道德总是镶嵌于传统之中的。唯理主义者妄想构造的所谓“新道德”，其实总是反道德的，总是物质主义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借助其系统的思想教育体系，向整个社会灌输物质主义的哲学信念。根据这种信念，肉体是人的唯一真实的存在，灵魂根本就是谎言。经济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道德、伦理、宗教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永恒性，人完全可以不管它。
到九十年代，主流经济学建立起知识的霸权地位，它把“经济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学理假设，当成唯一普遍的伦理准则向全社会贩卖。中国人刚刚因为激进理想的幻灭而抛弃了一种制度性物质主义，很快又被另一种更私人化的物质主义所征服。经济学家告诉人们说，人的生活就是经济性生活，就是满足每个人对物质欲望的满足。
可以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完全处在物质主义支配下。尽管中国在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方面远未现代，人们的心智却是纯粹物质主义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要现代。比如，在美国，宗教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除了物质的一面之外，还有灵魂的一面，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控制肉体。但在大多中国人身上，灵魂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被刻意压制。
唯一的控制力量曾经是购买能力的自然限制。随着市场发育，这一限制在某些群体中被突破，人们的物质欲望就毫无障碍地宣泄出来，如滔天洪水，淹没一切。先富者的典范激励着同样具有物质主义心智的后富者，刺激着贫穷者，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之弓拉得愈来愈满。
同样是这种彻底的物质主义心智，导致其迅速向儿童世界的传染没有任何障碍。在中国的大小城市，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到周末，父母带着孩子去超市，仿佛度假或者过一种宗教节日，全家人在超市快乐地徜徉，尽情地购买，父母用金钱在孩子的脸上印出一个又一个笑容。消费就是物质主义家庭的礼拜活动。
这样的状态令人担忧。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最大担心是物质主义，因为物质主义会遮蔽人的灵魂，因而人会变得冷漠，退回私人空间而拒绝关心公共问题；物质主义会侵蚀人们的创造力，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必然逐渐地丧失生产财富的技艺，他们最终必然就像动物那样享用它们，没有辨别力，也不再有进步。”（34）可以想象，如果儿童从小就变成物质主义信徒，则一代人就会向着兽类方向退化。
要在这个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拯救儿童，首先需要成人的自觉、家长的自觉。这种自觉其实很简单，就是面向自己的灵魂、回到心。一旦人们面向灵魂、回到心，就会摆脱物质的压迫、诱惑，转而成为物质的主人。当然，这社会上也有很多因素可以帮助人们面向灵魂、回到心。
当成人世界形成了具有如此自觉的群体之后，他们也需要组织起来，向物质主义的布道士和传播机构开战。比如，他们可以游说人大立法，限制面向儿童的节目前后的广告时间、广告种类，或者禁止某些类型的儿童产品做广告。在多元社会，这是合法且合理的。大人们也可以通过家长协会、儿童教育协会之类的自治性组织，借助种种传播媒体，说服家长自觉地帮助儿童在家里构筑一个零广告空间，说服家长不带儿童到超市消遣。
总之，抵御物质主义占领儿童心灵，只能依靠自觉的成人，尤其是家长自己，最终则需要依靠教化体系之重建。
企业家之精神匮乏症（35）
最近发生了与企业家有关的两件大事：第一，黄光裕在看守所中割腕自杀而未遂；第二，有关机构公布了中国慈善排行榜，表彰慷慨的企业家们。不知道，成功而富裕的企业家们看了这两个新闻有何感想，笔者则立刻想到“灵魂”而字。
太史公相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而早在两千年前，就专门作《货殖列传》，记录一些成功工商人士发财致富并服务乡梓、国家的事迹。中国学者讨论资本主义，却总是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对此，我甚为不解——而且，韦伯教授好像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新教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明早熟，诚然。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资本主义了，自战国以来，封建制瓦解，人们在皇权之下平等，私人产权制度确立，在此制度框架下的经济当然是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体制。除士人之外，农、工、商三个群体其实都属于私人企业家。到了明清时代，士人从事商业，也所在多有。
这样的市场是有其精神基础的，那就是以儒家、后来又加上佛教伦理规范为基础的商业伦理体系。所谓“儒商”，就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商业交易、合作活动的基础。
依据这种儒家商业伦理，商人，或者说所有人，都要赚钱，但必须遵守一个规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诚实守信，这不难做到，最难把握的是与权力的关系。在法治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难免有掌权者主动寻租，商人为生存计，不得不与之周旋，但有君子之风的商人却不会主动与权力勾结设租。
另一方面，儒家伦理教导商人，金钱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个人通过合法合理的交易、合作活动积累财富，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却不在钱之多寡，而在德性之厚薄。德性当然是不以财富为前提的，但有财可以给德性更多表现空间，比如商人可以拿出钱财从事公益活动，服务本族、本乡以至陌生人。要知道，五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公共品是由士人与商人共同提供的。
正是在儒家商业伦理约束下，传统商人虽以金钱为业，生活却是面向灵魂的。孟子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36），也即，人有心，在物质欲望之上还有精神。托克维尔也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通过心灵探究物质福利的，伟大的心灵具有获取财富的最大能力。经济学理论也可证明这一点：博弈论能够证明，诚实是最好的经营策略。奥地利学派则强调，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其创新精神，乃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财富总是强大的心灵的产物。
托克维尔下面的话最精彩了：“假如人真的只满足于物质财富，那可以确信，他们必然逐渐地丧失生产财富的技艺，他们最终必然就像动物那样享用它们，没有辨别力，也不再有进步。”（37）这话好像就是对当代中国的企业家说的，如果黄光裕看过这段话，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悲剧。一旦物质欲望压倒灵魂，企业家必然丧失判断力而举措乖张。比如，盲目扩张业务，或者待人傲慢自大，以及最危险的，与掌权者大玩游戏，最终葬送自己。
应当说，当代中国企业家所得到的教训够多的了。已经有不少企业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经商之余，走向儒家、佛教、道家及其他宗教，有些人更试图将其融入经营过程中。企业家积极捐助、从事公益事业，同样是其面向灵魂的世俗形态。
亦商亦文的卢德之博士对这些趋势予以理论的总结，撰写了一本书，叫做《资本精神》。资本的精神具体是什么，当然可以讨论，重要的是拎出“精神”这个概念本身。按照奥地利学派理论，资本不是死物，而是企业家决定将用于面向未来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切东西。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企业家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出来的。
当然，对于商人来说，“精神”二字更有深刻的生命内涵。商人难免每日与金钱为伴，但商人却不当埋头于金钱。相反，如果他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避免黄光裕式悲剧，就必须提醒自己，面向灵魂，让精神支配自己的物质性生活和生产过程。就像托克维尔说的，“心灵必须始终保持强壮、有力”（38），这样的心灵本身会让生活充满乐趣，财富的乐趣只是其中之一。比如，商人从从事公益事业中所得到的乐趣，不会低于赚钱之愉悦。
直面人性，重建教化体系（39）
最近两个月，国内接连发生五起陌生人闯入幼儿园和小学、随意杀害儿童的血案。凶手与这些儿童及他们的老师没有任何私怨，其行凶的唯一目的是宣泄他们因为私人生活或者与官员纠纷而积累的对社会的仇恨。对幼弱而纯洁的儿童下手，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畸形的心理追求。这样的行径是最为野蛮的，是任何文明人也不能接受、原谅的。有人把这种行径称为“准恐怖主义”，非常准确。
如此惨烈的事件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深层次原因的思考。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事件频繁发生，表明中国社会恐怕已经不像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那样在迅速地溃散，而是已经溃散。这种溃散的结果就是，在某些人眼里，生命，哪怕是最无辜的生命，已经不具有任何值得尊重的价值。
孟子曾经断言：人皆有恻隐之心。为什么呢？“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举的就是儿童的例子。不管是谁，哪怕是强盗，看到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必会本能地产生恻隐之心，伸手、奔跑去救他。人的这种反应，乃是天命于人之“性”，是人的本能，用孟子的话说，“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根据这一经验观察得出结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40）这些举着刀冲入幼儿园、小学校园的人，就是孟子所斥责的“非人”。
然则，这些人又如何成为“非人”的？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这恻隐之心并不总能主宰心灵。人必须不断地内省，方可以养护、扩充这恻隐之心。否则，“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外界的物欲压倒内心的恻隐本能，人就会“失其本心”，所谓“丧心病狂”。这时，他的恻隐之心就完全被抑制，对他人的生命丧失最起码的尊重感，以伤害，甚至杀害他人，乃至最为无辜的儿童，来宣泄自己的兽性。
更进一步，仅依赖个体的内省功夫，不足以防止人心之下坠。因此，各个文明社会都发展出一整套机制来提撕人心。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儒家的宗教性最低，对普通人来说，祖先崇拜是儒家制度中最有宗教色彩的，除此之外就没有。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何以佛教进入中国后会广泛传播。这其实正是文明自我矫正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同时，民间宗教也在普通人生活中具有巨大支配力。它们构成了一套厚实的教化体系。
上千年来，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一套教化体系中。它们全都要求人积德行善，助老扶幼，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41）。归根到底，它们要求人把每一个他人都当做人，尊重生命。佛教教人爱惜蝼蚁，何况人命？如果一个人不这样，他就会遭到报应，或被下地狱。通过这些教化，普通人知道了自己行为的边界，知道自己即便陷入绝境，也不可在他人身上宣泄。传统的教化体系维系了社会得以运转的最基本规则：每个人不可随意伤害他人的生命。
进入二十世纪，在种种思想、文化、政治因素的冲击下，这套教化体系逐渐崩解。人们曾经为自己不再受神怪的控制获得解放而欢呼。但很快，人们从方方面面就开始感受到此一趋势的长期后果。随意杀害儿童的事件，也是此一趋势的后果之一。当那些潜在的凶手陷入困惑时，没有人关注他，没有人替他排解。于是，他的怨恨、愤怒持续地积聚。这时，因他的心灵中没有信仰，他在制订宣泄激情、报复社会的计划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敬畏、顾忌。他直截了当地选择了拿最弱小的儿童开刀。由此开始看出，在这些凶手的心灵中，“生命”二字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他的心灵中也没有任何缰绳，对伤害他人的念头、行为施加控制。
这些“准恐怖主义”事件确实是个案，但接连发生极端的个案，则说明了国民教化体系的普遍匮乏。现代社会确实无法避免理性主义的冲击，现代社会也当然承认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自由和理性的生活并不与教化构成直接的冲突。事实上，按照托克维尔的论证，越是在现代社会，教化越是重要。
不论在何种社会，只要人们希望维持社会的存在，避免退回到人与人相互为豺狼的自然状态，那社会就必须存在一套机制，来有效地驯化人的兽性，扩充其本能的恻隐之心。这样，即便社会中不能避免犯罪分子，不能避免人格异常者，他们也不至于完全丧失人性，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就不会生活在“准恐怖主义”的恐惧中。解决心灵的败坏，还是需要从心灵入手，需要重建教化体系。
回到人心，重建底线（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