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近年来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研究对象，对于两者的结合，即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则有必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由来已久，1999年正式提出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资源丰富，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1.2%，而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8.50%，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广大西部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拥有广阔的草场，是我国的畜牧业基地；有丰富的水能资源，是长江、黄河、黑河、澜沧江、珠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西部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我国许多野生动植物的主要栖息地。西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对西部地区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环境、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西部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和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西部面临着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原“三化”、野生动植物数量锐减、部分地区大气污染严重等。
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在过去的开发利用中，基本上是一种“资源开发模式”，也就是以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为依据，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问题，它的发展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改善现有状况，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92年《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则是党中央基于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的新情况，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作出的一项历史性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实施沿海地区开放战略以来在地区布局上作出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西部大开发中不可避免地将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地形特征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以避免在西部大开发中走东部“先破坏、后治理”破坏生态环境的弯路，加强西部大开发中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也只有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跟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西部资源环境的潜能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取得稳定的生态效果，花费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达到“绿色经济”“清洁生产”的实效。
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基本前提。所谓人口、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是指人们既能遵循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又能遵循自然规律，使人口发展既能与自然资源相适应，又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质量；而自然资源的再生与合理利用，自然环境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口发展的各种需要。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使人口的数量保持在环境容量以内，这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
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品种繁多，地域组合良好，开发潜力巨大。1980年，第十五届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大会拟定并通过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强调了保护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维护资源本身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把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两者协调起来并把策略和方案作为战略大纲要求纳入各国经济发展计划中去。《中国自然保护大纲》提出20世纪末我国自然保护的总目标是：到2000年，我国自然资源尤其是可更新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与保护，自然环境和农村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开始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良性循环逐步形成。按照上述自然保护总目标的要求，我国自然保护的总方针是：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逐步由污染防治转移到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由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扩展到整个国土范围的生态建设。在我国总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下，力求使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城乡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和同步发展，变资源掠夺式粗放生产经营为资源集约型经营，从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以内涵增殖再生产为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最佳综合效益。这从根本上指明了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的方针，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必须按照《中国自然保护大纲》的要求，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地、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节约自然资源，并十分注意培育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自然环境是自然资源的依托，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目前，西部大多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林木稀少、干旱缺水、土地贫瘠、风沙肆虐、水土流失严重、泥沙俱下，生态环境恶化，且西部地区多处于大江大河上游，每降暴雨，泥沙俱下，造成下游河湖淤积、水库报废、洪涝灾害频繁发生。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不仅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关系到中下游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大事，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协调一致。这实际上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认为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物质，它有着自己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自然界进化出人类以来，自然界就成了人类实践的前提、对象和结果，自然史就不再是自有的无人的历史，而是和人类史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包含着它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包含着它的历史观，两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是联系人和自然的最基本的纽带。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关系，人是实践的主体，自然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被人打出印记的自然，即人化自然，而可持续发展涉及的自然正是这种人化自然。可持续发展、保持生态平衡，首先就是要恢复被人直接和间接破坏了的生态平衡，并且力争不再造成新的危害。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首先具有客观性，这首先表现为自然对人的优先地位。自然界早在人类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也在人的身上延续自己的存在即自然界存在于人之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无法摆脱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和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人就应该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机体，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而不是巧取豪夺，危害自然。危害自然也就是危害人类自己。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还表现在自然是人类实践的前提。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因此，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条件。我们现在所处的人化自然，既是我们前人和我们自己实践的结果，又是我们后人实践的前提。我们后人的生存发展的条件，取决于我们实践的结果，如果我们只图眼前利益，对自然盲目索取，那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后代人的发展；如果我们滥用自然资源，后代人必然会面临资源的匮乏。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真正使我们的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二）认为自然既具有客观性又是对象性的存在
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自然界的对象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相互区别，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即互为对象，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性则是指人和自然界互为对象，人以自然界为对象，就是把它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通过对象化活动全面地占有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类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处于主体位置，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环境危机中，人类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力量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人类要在自身的实践中，持续调整自己和自然的关系，改变自己对自然的野蛮掠夺的行为方式。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还表现为自然需要人作为自己的对象，使自己的发展通过人的实践发生合目的的变化，人和自然通过互为对象而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人和自然界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忽视自然的社会发展和没有人的自在自然的发展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含义，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的发展，又是自然的发展，是人在自然之中和自然在人之中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还意味着，自然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的条件，没有自然，人就没有对象，就不可能形成对象性的存在物。如前所述，马克思说过，非对象性存在是不存在的。因此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维持、保护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条件，说到底就是保持人类自身的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西部开发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从历史来考察，对西部的开发和发展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工业化，为了使包括西部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非常重视西部的发展，提出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而谋求西部的发展，也是为了谋求全国的发展，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针对当时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他提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在谈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他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里的内地和少数民族主要指的西部地区。由此，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时期，中央政府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内陆地区，这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它极大地改善了工业布局，促进了西南、西北广大内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化基础，有力支持了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中也具有鲜明的西部开发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基础设施落后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无论从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还是从推动全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周恩来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1953年9月8日，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专题报告中指出“交通运输是建设中的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联结起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西方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亦开始暴露之初，周恩来即以战略家特有的洞察力敏锐地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事，强调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不可做竭泽而渔，贻害子孙的蠢事。他说：“我最担心，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1964年12月18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指出“水土如何综合利用，这不仅是战术性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植树造林。“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村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要坚持到21世纪”。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同年9月8日，他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治理“三废”问题时指出：“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的事。”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论述，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
（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部大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
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谋求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短期和中期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又要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实现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及其蕴含的丰富内容，是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状况，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增长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必须始终讲求效益。1982年，在谈到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他指出：“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在谈到发展速度时他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要重视经济效益，不仅是要讲微观经济效益，而且要讲社会效益，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邓小平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要“适度”，1988年6月，他在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说：“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为此，他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又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时还再次指出：“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的理论指导。
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增强环境的持续能力，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号召。1982年，邓小平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科德克时说，我们准备植树造林，坚持20年50年。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林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进入90年代，他又强调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并要求“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他还多次强调，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要编制环保规划，切实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实施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管理、调节和控制，使环境保护与各项建设事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工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建立可持续工业，推广“绿色工艺”和“绿色生产”。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部大开发中要注意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论述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方略。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针对自己的国情，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当代中国及未来的必然选择。1994年3月，我国政府批准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与行动方案。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重点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他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它是党中央作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年12月，他在贵州考察时就提出，要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好。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解决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1997年他提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要人们关爱大自然，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满生活家园。1998年，朱镕基视察陕、甘、宁、滇时，代表中央政府部署了西部地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贩、个体承包的措施。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指出，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现在起，就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标志着实现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已经从前一个大局向后一个大局的战略性转变。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成立了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3月，“两会”期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令。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防止一哄而起。由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在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江泽民强调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地区的一切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温铁军在东方电视台的谈话中也强调西部开发在吸取东部经验的同时，要吸取东部开发过程中的教训，不应该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各级地方政府切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增长。中国西部不仅开发条件差，而且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同时又处于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因此对可持续发展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以避免世界上这个地球的“第三极”可能会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如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甚至“臭氧空洞”等。
2002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陕西时还指出：“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坚持不懈抓好，只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努力，西部的生态环境一定能得到根本改善”，“要认真搞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和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生态战略是根本战略，是百年大计，在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环境战略是实现党和国家加快开发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的需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建设也非常重视，2007年2月胡锦涛在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指示，他充分肯定了西部大开发5年来取得的积极成果。他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中央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强调说，做好西部大开发的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着力深化体制改革，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力度，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紧紧依靠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坚定不移地把西部大开发继续推向前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