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
室人自十数年前经血崩之后，因成白带下。至今未疗（当为”瘳”字。笔者）。血虚骨立，惟以精神强力自支。昨冬数朔咳嗽，因成喘气。春夏间虽日暖，尚有余气。至是喘急。四末先浮，盖危症也。延张医，试消导降气之剂，不效而元气大乏。试参附桂姜之剂，稍有胜意。自此，日再服，至十五贴。别无显害，而渐有烦意。更邀崔监役锡斗，试微凉止喘之剂。亦无效。
从前，室人有病，无论何药，服则有效。此次，服辄有害。自始，痛不能倚卧，全身浮高。口味全却，昼夜叫楚。至二十五日夜，病势濒危。脉息己（当为”已”字。笔者）辍。而精神言语，犹不迷飞。二十六日寅时量，丧逝。卯时皋复。三十四年结发糟糠之谊，一朝己（当为”已”字。笔者）矣。痛何堪言！”（〔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227页）
原书上有注曰：“金允植夫人丧”。
金夫人于朝鲜高宗二十年癸未（清光绪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元1883年8月28日）逝世。
原文“皋复”是朝鲜传统丧礼里的一个步骤。丧者倒头以后，亲人要站在房顶上，呼唤死者的号或字（名），希望唤回其灵魂，祈求其再生。呼唤完以后，要再喊三声“波！波！波！”然后，把死者的衣服扔到房顶之上。此衣服要在死者入棺后直接焚烧，或者覆盖在尸身上。
“室人坡平尹氏，石门先生讳凤五之后。祖温阳郡守庠一，父学生栳母洪氏，学生英燮之女。父母俱有笃性，以孝闻。室人生四岁而失怙恃，养于外祖母金氏。幼而孝顺，在丑不争。年十七，归于允植。允植八岁失怙恃，养于叔母。室人心恨不能逮事舅姑，事叔舅姑如舅姑。我叔父母暨叔父之所后太夫人申氏，极怜而抚之，过于诸子孙妇。至娣妹妯娌，欢洽无间；婢仆邻里，乐其性情。一与共事，无不推服，虽久而不变也。雅不喜奢华，俭约自持；穷达贫富，随遇而安。尤善居贫，未尝有戚戚容。随余东西食贫，人不堪其忧，室人常澹然若无所求。分钱粒米，未尝假贷于人。居壮洞十年，余拜顺天府使，将挈眷赴衙。门（问。原注）债负几何，室人曰：无有。夫子之所不知。吾何敢称贷于人？余曰：虽然，必有用钱处。给钱一万。室人招致邻里，随其亲疏而分与之，竟无一人督债者。
性深嫉请托之习。在官家，绝不言为人嘱托事。虽儿女辈，皆习于闻见，耻言请托之事。又不喜祈禳卜筮之术，巫觋之徒，足不敢及门。余尝在外，室人与儿辈独居，或有鸡夕号、犬人嗥之妖，人皆惧之。室人若不闻者。人有闻鬼啸而奔告者，室人曰：岂有鬼乎？汝误听也。谛听而鬼啸果真，乃微笑曰：鬼亦能啸耶？不以为怪，后亦无灾。
天性好勤，不喜暇逸。岁时妇女之会，虽群居嬉游，手未尝不执一片絮也。余喜晏卧晏起，室人亦从而不能早寐，然闻鸟声辄起，整理家务。常以不及先舅姑为至痛，无所展诚。故竭力于祭祀。洞洞属属，一如生事。赋性温谨柔驯，闻善则从。容貌修整，端重有威。治家方严，恩威互济，制节谨度，以赡家众。自幼未曾学问，而见识公平正大，无昫昫妇人之习。亲戚有居官获罪者，鲜不詈怨。室人独心伤，而面无怨色。曰：祸福皆所自取，岂可尤人乎？”
（〔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227～228页）
金允植为自己的夫人写下的这些文字，在朝鲜王朝的文章中是不多见的。金允植夫人四岁父母双亡，金允植八岁父母双亡。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金夫人所秉持的是传统的“妇德”。她早起晚睡，“余喜晏卧晏起，室人亦从而不能早寐，然闻鸟声辄起，整理家务”，极为勤劳。即使是重病在身，也“血虚骨立，惟以精神强力自支”。金夫人“尤善居贫，未尝有戚戚容”，从不以钱财为要。她对待任何人都有一片爱心，“婢仆邻里，乐其性情。一与共事，无不推服，虽久而不变也”。而在对待大的是非上又很有原则。“在官家，绝不言为人嘱托事”。
在其亡妻身上，金允植看到的是朝鲜女人传统的美德。
金允植的早年，虽然寄居于其叔父家，其生活也还是很优越的。《乙卯七月既望，泛舟牛渚作》是很少见的其早年的作品。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浦人理棹金素节，大火西流犹苦热。
江口日落江中暖，白鱼入舟跃如雪。（〔韩〕金允植《云养集》卷一）
诗句里透露的情怀，还是一个朝鲜士大夫子弟的游山玩水、及时行乐。但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朝鲜王国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教育了他。就是身边夫人的一举一动，也教育了他。
“余自甲戍（当为”戌”字。笔者）通籍以来，常恐一朝有驱驰之事，尝试谓室人曰：人臣以身许国，不能顾家。若国家有事，吾不能与妻少共乐，膏诸原野，亦分所当。然君意何如？室人对曰：此丈夫事，何必问于妇人？君（此处当缺一”不”字。笔者）必虑吾区区之私，预为之喻也。颜色夷然。余心窃敬服。
辛巳秋，余承命领选学徒，赴中国天津习艺，为久客之计。盖吾邦创有之举。知旧咸吊。室人独无惆怅色，送之至内门，还集婢仆，治事自若。家中肃然。余虽出外远游，不以家事为意，得以尽心职务者，夫人之力也。壬午秋，余从吴帅东还，杂于戎行。人莫不惊危之。时新继军变，室人奉庙主，避于乡庐。余送人迎还，憔悴倍昔。相视无语。余因公事怱忙，每夜中暂归家，不复问家中细事。
室人素有病，至是愈惫瘁，不堪振作。然犹自强如平昔。是年冬，得感嗽，仍成喘气。余于九月，再赴天津。十一月复命还家。见室人痛瘁，然亦无暇问也。是时，余猥以奔走劳，叨蒙恩遇，屡迁清显。贺者盈门。独室人忧惧不安。余还内，未敢示荣宠之色。时有言儿子将拜官者。室人闻，辄颦蹙曰：此非喜报也。夫子既无故骤升，儿子又无学识而备官。其何以堪之？至忧不能寐。方其病笃时，自上俯询裕曾年纪于近臣。余为慰病怀，从容为言下询之事。室人闻而太息曰：增我病也。圣眷如此，公将何以报之？
翌年癸未夏，移家安国洞，第舍稍宽。室坚不欲移。迫于家众之请，黾勉从之。然常怀不乐。余问曰：家众猥多，不容小舍。夫人何故不欲移？对曰：凡事极则反。此舍于吾分极矣。安得不惧？
至七月初一日，喘气忽剧。四末先浮，己（当为”已”字。笔者）而全身浮高。昼夜不能卧。多方试药，无效。竟于本月二十六日寅时别世。临殁精神如常。寿止五十。呜呼哀哉！”（〔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228～229页）
原书“余承命领选学徒、赴中国天津、习艺为久客之计”断句有误。
原文“四末先浮”是说，金夫人的手和脚都浮肿起来了。
这部分文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它所记录的，又岂止是一个朝鲜王朝夫人的命运与遭遇！
金允植给读者展示了朝鲜王朝时代的夫妻关系。
近年来，许多中国观众都十分喜欢看韩国电视剧。而所谓“韩流”兴起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在韩国的文化产品里反观到了自我。中国人在金允植的时代朝鲜人身上看到的，是与中国很接近的夫妻关系。与西方的“爱人”观念不同，中国与朝鲜在封建时代的夫妇是“亲人”。这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从“人伦”向“天伦”靠近的表现。父子与母子是最典型的“天伦”，夫妇是最典型的“人伦”。“爱人”建立在个体的爱情之上，他们对于家庭的义务比较轻。假如一方出现了离弃，则另外一方是没有多少理由来抱怨的。“亲人”则是把另外一个家庭的成员迎接过来，组合成为本家庭新的成员。金允植和其他的封建文人们称其为“归”。金夫人“年十七，归于允植”。在金允植的家庭里，男主外，女主内。他们的主要角色是家庭成员，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考虑自己的时候很少，考虑别人尤其是考虑自己家庭成员的时候很多。他们有义无返顾的牺牲精神。在朝鲜王朝，金允植夫妇不仅为了自己的家庭会牺牲一切，为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也照样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与清王朝不同，朝鲜王朝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民族的命运，也就是自己家庭的命运。每当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朝鲜民族都要想到要让本民族的人“活下来”。这时候的牺牲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牺牲，还包括精神上的牺牲。
“千驹、李女及子妇，哭擗叫号，不忍见也。是夕小殓，翌日大殓。 人李秉善家有水上板，板材最良。即令治棺。族弟五卫将大植、李同知春英办丧事。二十八日入棺，二十九日行成服。自是，日漆棺。李学官应翼书旌铭。用漆五升，凡九着。余书棺上旌铭。
八月初一日，长女洪氏自平泽闻讣奔哭。两婿皆会。李室孕胎满朔，以蛔积十朔叫苦。卧不能起。哀恸气绝，半晌方醒。千驹亦毁瘁不能自支。殊可闷也。
中国吴提督长庆、黄提督仕林、张总兵光前、袁舍人世凯、张季直、朱曼君、茅少笙、王参议锡鬯并赠挽联。
邀地师李生员于长湍送看。江华旧船头浦镇，颇似吉地。而以余时带留守，故罢议。遍看京城近处，皆不合意。往看月谷先茔下，定于判官公墓所右麓。龙势，与拱护案对。水法俱佳。但穴处多石。恐有遇石之虑。以权厝为定。择日定于二十七日午时。
初二日，即昨年春迎中殿之日也。上念遇难诸臣，皆加赏秩。余亦蒙特升正卿之命。感祝惶凛。
二十四日，大驾诣献陵、仁陵，亲祭。当日还宫。
二十五日，闻月谷山役穿矿，四围皆石屏，独穴处无石。穴深五尺三寸，土色极好。可幸，可幸。玄硕士光卨、金别提义焕看役。
著作者
云养 金允植
《阴晴史》终。”（〔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229～230页）
金允植长女嫁平泽洪氏，次女嫁李氏。其子千驹，即金裕曾。
至其夫人之丧事办完，金允植已经被高宗加封为正卿了。在朝鲜王朝，议政府的参赞、六曹的判书、弘文馆的大提学、汉城府的判尹都称正卿。正卿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正部级官员。
为金允植夫人送挽联的清朝驻朝鲜官员，有吴长庆、黄仕林、张光前、袁世凯、张謇等八人。黄仕林，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因镇压太平军被授总兵，入朝鲜后为统领。原文“黄提督仕林”是指此时的黄仕林是记名提督衔。中日甲午战争中因逃跑被革职入狱，因赂荣禄免罪复职。旋卒。张光前（？～1905），字仲明，亦合肥人。记名提督衔总兵。中日甲午战争前期即因逃跑被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后再与日军作战，再逃。朱曼君即朱铭盘（1852～1893），“曼君”是其号。江苏泰兴人，晚清著名学者。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在朝鲜时，颇为吴长庆倚重。与朝鲜文人多有唱和。后与张謇一道，公开与袁世凯绝交。著有《南菁书院记》《四裔朝献长编》《两晋会要》《宋会要》《齐会要》《梁会要》《陈会要》《桂之华轩文集》《桂之华轩诗集》。
至其夫人下葬，金允植的天津来往日记也结束了。其时间为1883年9月25日。
金允植本来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子弟，却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金允植在其《云养集》的“自序”里说：“余生三十出荫途，四十释褐。立朝无奇节，处世多忧患。浮沈内外，漂泊湖海。数十年所至，辄有笔墨记述。”（金允植《云养集》“自序”）儒家把“立言”称为三不朽之一，既然追求不朽，则一定需要超越时间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完成了从话语的口语形态到书面语形态的转变，孔子自己书写不多，但是他完成了书写价值观的确立。金允植的书写，是朝鲜王朝最后一批传统的书写，也是最初的现代书写。在风云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内，他如实记录了两个王朝官员之间的对话，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交流史的资料。
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国内，我都很喜欢金允植的这部日记。虽然记载的内容很庞杂，但总不出“文化”二字。说到底，金允植是个文人。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国内，我都是在这部书里寻找中国的影像。在金允植记录的朝鲜王朝与清王朝的官员对话里，我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我们已经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抛弃的？
我国的发展速度是世人瞩目的。而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笔者在这里也想不揣冒昧，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笔者与当年在天津的金允植同样都是四十六岁，却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和政治，仅仅是一个自认为是读过几本书的教书匠。但从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战略决策来看，文化问题已经是不容忽略的发展问题了。从毛泽东的“站起来”到邓小平的“硬道理”，从江泽民的“科教兴国”再到胡锦涛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发展轨迹越来越指向世界发展的制高点，也越来越指向文化方面。我们应该抓住难得的和平发展的机会，在文化战略研究上多下功夫，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