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记载里的中国官员，有明显的对照倾向。吴长庆被写成了儒将的样子。而袁保龄则被他用很少笔墨，写成了不知礼数、很无理的官员。
在天津期间，金允植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的洋务派对话。他所接触的，不仅是外交与经济方面的官员，也要接触大批军官。作为一个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多年的朝鲜使节，金允植的长处不在于军事实力，也不在于经济实力。这些，当时的朝鲜王朝都不能为他提供。他在中国期间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与同僚们的文化修养。他要靠这些修养来维持与中国的联系，并从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帮助。他还要依靠这些修养，来消化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与贸易方面的知识。在他的祖国，海关还没有设立，机器局也没有设立，甚至连几个通英语、日语的外语人才都很难找到。金允植在军事、经济、外交与贸易的知识都很有限，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把中国看成是一部大书。而他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决定了他只能在他所接触的军事、经济、外交与贸易专家那里寻找文化底蕴。即使是对待吴长庆、袁保龄这样的高级军官，他也采用了这样的审视标准。金允植《天津谈草》“二十七日，海关署谈草”条下有小注曰：“玉山有书来言，请今日九点钟到署与筱轩军门一谈。……与主人笔谈良久，吴军门来会。年可六十内外，名长庆，号筱轩。家在安徽合肥。现统六营兵，驻山东登州府。韶颜笑容，有儒将之风，绝无纠纠之气。”（〔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93卷，第382页，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这里的吴军门是指吴长庆。在金允植眼里，军人也成了文人，军门就是儒将。
事实证明，金允植的话语方略是很成功的。
吴长庆（1833─1884），字筱轩，庐江南乡沙湖山人。咸丰五年（1855）率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并升任守备。咸丰十一年参与创建淮军，以所部500人组成“庆”字营，次年率部从李鸿章援上海。同治二年（1863）与李秀成部交战，守庐江，后率新募五营赴沪、浙，克枫泾、嘉兴等地，升记名总兵。同治七年（1868）随李鸿章镇压捻军，后驻军徐州。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后，移驻扬州、江浦、江阴。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入台湾，至江阴查看炮台旧基，并添募四营赶筑鹅鼻嘴、乌龙山、焦山等地炮台。此间，他还率士兵参与兴修水利，在扬州疏盐河，在江浦治理黑水、四泉、玉带河，两年间完工。光绪元年（1875）调任直隶正定镇总兵，光绪六年（1880）授浙江提督，旋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均未到任。十月，受命帮办山东海防并节制全国防军，率所部仍驻山东登州。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日本方面出动七艘军舰驶至朝鲜，分兵屯汉城南门外。清政府应邀出兵，吴长庆受命率师东渡，日兵船遁回仁川。吴长庆率所部据险为营，并率大队进入汉城。以计擒大院君送中国，击散乱党，迎复王妃。朝鲜乱平后，留镇汉城，帮助高宗建立新式军队，加强防御，朝鲜国人十分感动。光绪十年（1884）六月四日率三营归驻金州。由朝鲜回国后不久（1884年7月13日）即病逝。朝廷谥曰“武壮”，朝鲜高宗命人在平壤和汉城建祠纪念。
吴长庆所驻扎的登州，即今山东之蓬莱市。
金允植听说，吴长庆是在“泰安”轮船上。“泰安”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吨位是1，258。共花费了218，761两白银造成。（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5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袁保龄即袁世凯之堂叔父。他是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之子。曾经中举，为候补道，赐内阁中书。1881年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办理海防营务。后来，金允植又再次见到过此人。金允植与袁世凯成了忘年之交后，袁保龄对金允植也很友好。
“二十八日，大雨沛然。
八点钟往紫竹林，问吴军门所在”泰安”兵船。无人知者。转详探问，乃在港外。遥望有六七里之远。复循河至大直沽，乘小船沿港至兵船所在，攀梯以上。吴军门尚不来。舰长李（名未知，四品衔，广东人。原注）为道来别吴军门，未遇而还。学徒安浚、赵汉根素愿从余东出，故使二人附此船先发。复乘船至大直沽，仍还东局。
自总督署送公文二扣（当为“折”字。笔者），著余及鱼一斋暂充向导官。在国内，未尝历沿海道路，而事系为国，岂敢辞邂（避。原注）？
日晚，安、赵两人自”泰安”船还入，言本船姑迟数日发行。吴军门乘小轮，先向大沽云。
潘梅园来访，笔谈而去。”（〔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4～185页）
原书“问吴军门所在、泰安兵船无人知者”断句有误。
原书“自总督署送公文二扣，著余及鱼一斋暂充向导官”里的“著”就是“着”，其意思是“让”，“使”。
至此，金允植中国之行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本来是高宗派他出使中国的，而在此非常时期，朝鲜王朝不可能发布给金允植的命令，金允植只能执行北洋总督署发布的命令。毕竟，朝鲜还在名义上与中国具有藩属朝贡关系。“自总督署送公文二扣，著余及鱼一斋暂充向导官”，鱼允中与金允植成了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向导官。金允植说，在国内的时候，几乎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沿海的道路，而现如今，为了国家，如何能够推辞？
“北洋大臣札为札饬事：照得本署大臣，钦奉六月二十四日寄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滋事，筹诚派兵援护一折，著张酌派水陆两国（当为“路”字。笔者）迅赴事机。并调招商局轮船，装载陆师，以期迅速等因。钦此”。本署大臣业经饬派统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酌带快船两号、兵船一号先行，偕同道员马建忠，驶往朝鲜查探。现又添拨南洋兵船两号，奏调驻扎山东广东水师提督吴军门，督带所部之陆师六营，即日乘招商局轮船由登州开驶东渡。
查行军以向导为先，朝鲜领选使金允植、主事鱼允中，应派随军前往，暂充大营向导官，以昭周妥。除外饬遵照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领选使即便遵照，毋稍违误。切切持（特。原注）札。”（〔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5页）
原书上有注曰：“李鸿章札子”“金允植、鱼允中指名为向导官”（韩文）。
原书注“李鸿章札子”，有误。这是张树声发出的饬令，不是李鸿章发出的。
原书“钦奉六月二十四日、寄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滋事”断句有误。把中国当时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断开了。
原书“著张、酌派水陆两国、迅赴事机”断句有误。“著张”后不该断开，“酌派水陆两国、迅赴事机”如此断开的句子无法读通。
原书“切切持（特）札”的原注也不对。张树声是中国的北洋大臣，金允植是朝鲜的领选使，二人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金允植是朝鲜官员，他是否接受中国北洋大臣的命令，是有很大余地的。张树声的原意是，请千万要接受我的指派。“持札”就是接受这个命令的意思。
张树声与李鸿章一样，对金允植都很客气。“仰该领选使即便遵照，毋稍违误”里的“仰”是外交文字，而不是行政命令。
原文“著张”就是“着张”，也就是让张树声（便宜行事）。
至此，金允植有了名正言顺地回国的理由了。他不仅是回国复命，还是去解救处于危难中的朝鲜王朝。张树声的命令，金允植自然是乐于接受的了。自然，金允植也完全明白，这些命令的实际发出者，是李鸿章。张树声完全是秉承着李鸿章的意思来办理这一切事务的。
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张树声，到现在为止应该松一口气了，出兵朝鲜的事情毕竟已经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可。
“二十九日，阴，大雨成霖。送信海关署，回言明早九点钟，来见张制军。
三十日，阴雨廉纤。九点钟，往海关署，同诣宪台衙门。改着官服，入见制军（与周玉山同入。原注）。
制军曰：久未相见，谁知贵国时事一变至此！浩叹，浩叹。己（当为”已”字。笔者）从海关道多闻足下之论。而现承大皇帝命，己（当为”已”字。笔者）派水陆大兵。未知足下高见如何？余曰：敝邦国事，不幸至此。上贻皇上之轸念，重勤大人之忧，劳师远抚。不胜感泣之至。允，一介书生。受寡君之恩，虽赴蹈火，亦所甘心。至如戎事，素所不闲。昨蒙差委向导之任，亦惧不堪。实无以仰塞明问。张曰：虽有嘉宾，若无贤主人，亦难为力。贵国朝廷有素负重望、可以整顿颓纲者否？余曰：有申尚书应朝，博学有清介之操，为世所推，然年逾七旬，退老郊庄；洪相淳穆，亦清俭有雅望。此两公足以镇物。其子英植，与闵泳翊、金宏集力赞外交之议，久为乱党所恶。此次想俱不免。张曰：云亡殄瘁之叹，自古同然。当此屯艰之时，匡济之责，不在足下与鱼允中乎？余曰：鱼允中为人慷慨，能直前担事，倍胜于允植。允植则何敢拟议？且素乏重望，不足镇物。张曰：当仁不让，不必过谦。”（〔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5～186页）
原书上有注曰：“北洋衙门张制军谈草”“申应朝”“洪淳穆、洪应植”“鱼允中”。
原注“洪应植”当为“洪英植”。金允植原文所说的就是“其子英植”。
金允植与张树声的对话，不如与周馥的对话那么直截了当。一方面，金允植与周馥等有了比较长时间的接触，知道周馥是一心为朝鲜王朝着想的。金允植把周馥和游智开等看作是朋友；一方面，张树声是北洋大臣，是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封疆大吏。但金允植还是很坦然地谈了朝鲜国内的政局，以及他对日本反对中国出兵的看法。从金允植下面的陈述可见，他认为这是非常时期，不可以用寻常的观点来看待朝鲜的自主地位问题。金允植还是坚决主张，中国必须出兵朝鲜。
申应朝（1804～1899），字幼安，号桂田。祖籍平山。1852年增试文科及第。先后任吏曹正郎、副提学。1866年为吏曹参判、大司宪。1871年出任江原道观察使。1873年以后，分别任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吏曹判书。有《桂田集》传世。
洪淳穆（1816～1884），字熙世，号汾溪。祖籍南阳。1844年文科及第后，先后任持平、修撰。1849年任副司果，1858年任吏曹参议。1863年以后，分别任大司宪、黄海道观察使、礼曹判书、吏曹判书、汉城府判尹。朝鲜高宗八年（1871年），美国军舰（“Colorads”号）袭击朝鲜仁川之广城津，双方发生激战。与美国使节劳尔（F.F.Low）、罗阁斯（Rogers）谈判，以坚决斥和而著称。被高宗提升为领议政（即首相）。1873年为领敦宁府事。后与金炳国共同总理军国事务衙门。他是兴宣大院君的得力助手。担任领相期间积极维护大院君的势力。兴寅君退下后复出，再任领相。“壬午军乱”发生，因保持中立的态度，激怒了大院君而被罢免。大院君第二次下台后再度复出，1882年以后，再次出任领议政，第三次担任领相，不久就因年事过高告退。1884年，其子洪英植作为“开化党”首领，制造了邮政局纵火的“甲申政变”，因受连累而自杀。谥号“文翼”。
洪英植（1855～1884），字仲育，号琴石。祖籍南阳。领议政洪淳穆之子。朝鲜王朝末期“开化党”主将。1873年文科及第。1881年随“绅士游览团”赴日本。回国后为统理机务衙门副经理事、副提学、统理内务衙门主事。1883年，以报聘使副使赴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1829～1886）的接见。1884年，任刑曹参判。并成为“开化党”领袖人物。同年因为制造“甲申政变”被杀。著有《日本陆军总制》《日本陆军操典》。
“日本黎公使电报适到。言：日本人以中国不合派兵，请再思云云。制军示余。
余曰：日人以敝邦自主之国，中国不合代为办理。外面似然，而今敝邦己（当为”已”字。笔者）背盟绝约，何可以公法论乎？张曰：日本欲藉端而干预贵国事。若中国兵出，恐有不便故耳。其间日人动静如何？若己（当为”已”字。笔者）登岸，反与乱党阴合，则更为利害。余曰：乱党自无远见，藐视他国。若一经炮火，惊倒散走。嗣后，日人诱以祸福，亦不无阴合之虑。所以欲中国派兵速出，恐失其机也。语日人则曰：弹压乱党；语乱党则曰：调停日人。名正言顺，俱合于理。彼心虽不乐，非中国之损体也。张曰：此两句（弹压、调停两句。原注）甚合机宜。大军若直入都城，或无警动生变之虑否？余曰：此事甚属可虑。不如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连用好言抚之，谕以勿警。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彼方见困于日人，不得不来附于中国。庶得保合寡君也。张曰：高论极是。”（〔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86～187页）
原书上有注曰：“日本反对中国派兵”（韩文）。
中国派兵在日本之后，而日本反对中国派兵。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逻辑。
金允植在中国期间，之所以可以赢得许多洋务派官员的赞许，是因为他一直以传统文人自居。即使李鸿章、张树声这样的封疆大吏，对金允植也很客气。可见高宗选派金允植出使中国，是有其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