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中“正本“遵办“之下，添“惟于己开仁川一港，各色米粮，皆行禁止运出“之注解有错字。“己“当为“已“。
原书里的时间与记载方式都有错误。首先，是记载格式有问题。“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中国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大美国一千八百年月日“的格式不对。此时，朝鲜还奉中国之正朔，所以，自己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纪年格式，例如后来的檀君纪年。“开国四百九十一年“的提法，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而实际上是在用中国的纪年。因此，才会有朝鲜与美国前都加上“大“字，而独中国没有加的现象。故此，“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中国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是一句话，不可分开。其次，“大美国一千八百年月日“也不对。这一年是公元1882年，外交文书上不可能把年份写错了。
从金允植日记来看，这里的文字与“正本“里的文字是有一个时间上的距离的。虽然是稿本，与其对照的正本的内容却是在仁川府已经签订完了的文本。可见，“原注“并不是金允植所作的。起码，不是在1882年做的。
这本约稿的文字是中文。第十四款规定“此次两国订立条约，与夫日后往来公牍，朝鲜专用华文。美国亦用华文。或有英文，必须以华文注明，以免歧误。“也就是说，朝鲜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通商条约，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现的。并且，该条约还规定，以后朝鲜与美国的来往文书，都使用中文。美国方面递交给朝鲜的文书，也必须是中文。即使是用英文，也必须加上中文的翻译。
北洋大臣衙门笔谈事情及海关谈略（此亦录于谈草之下。原注）
本月初四日，海关道周馥以李中堂之意相邀。当日申时量，与首望（堂。原注）李应浚即往海关署，同周馥、马建忠诣北洋大臣衙门笔谈。定李应浚行期。中堂辞色平和，不似曩时峻厉，为言与美使议定约稿之事。盖知我国虽有派员，亦未有全权之使，美使议定行期渐迫，不容迟延。故先议约稿，赉送李应浚还奏也。仍出示约稿凡十五款，详细奉阅。
第一款特书中国属邦，末系中国年号。似碍自主之权。日本人见之，必为藉口。而李中堂之意，自初确定。以此一款，为我国大关键。嗣后各国若侵侮我国，即是侵侮中国。同声相应，一气相贯。使各国不敢侮视。即中堂之主意也。我国方服事中国，若以有碍自主为言，则便疑我国有自尊各立之心。故不敢发口。议约时，美使以第一款，须禀问于彼国。然后，乃可妥定。电报己（当为“已“字。笔者）久，当无回信。想矣美国，亦以此条，议论未定。电报回后，彼若不从，中堂使我国，另备照会于美国外部存案云。可见，以此一款，预为说明于天下：他日我国或彼各国侵凌，中国理宜帮助。各国不得以交涉他国例言之也。
第三款互派秉权大臣驻京。此一款，曾所不许于日人者，今乃许之。亦有异同之嫌。然此是万国通例也。若日本则犹得以前日相交之例争之，其他各国，无辞可拒。诚为难处。
第九款米谷事。通商之禁米谷，本是拙法。中堂特为我国物情，屡与美使相持。终不顺从。不得己（当为“已“字。笔者）以如有事故，暂禁米粮出口为言。使他日，或开或禁，其权尚我国。若犹不合于国论，则在港口议约时，更为争论无妨云云。
红参亦为我国物情，以禁出口载物约。而此间议论，皆云红参不必禁。多种广售，厚收其税，其利斯博。今年潜参多于官参，日人卖于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北京参价为之顿低。以此观之，非徒中国地方为然，必渗布于各国。许多漏税之敝，实为可惜。
教堂一款，初不举论于约条中。他日若有言，当以条约之所不载争之矣。教堂，彼国之所重。中堂似必难于措辞。辞恐伤和局。故置之耳。
此外，税则之值百抽十，章程之酌照通例。诸般条约，比中、日向时立约受屈于西人者，反为大胜。此中人所谓“为贵国可庆“，正指此等。“（〔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1～112页）
原书上有注曰：“与李鸿章会谈时笔记抄“（韩文），“自主权之妨碍“（韩文），“公使交换问题““米谷问题““红参问题““教堂设置问题““税法问题“。
原书“可见以此一款、预为说明于天下、他日我国、或彼各国侵凌中国、理宜帮助各国、不得以交涉他国例、言之也“断句不清。
原书“互派秉权大臣驻京此一款、曾所不许于日人者“断句有误。
原书“米谷事通商之禁、米谷本是拙法“断句有误。
从金允植的语气看，原文里的“彼国“都是指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
李鸿章对教堂的设置问题十分谨慎。李鸿章办洋务多年，他对于西方人对教堂的态度是很清楚的。而美国使节之所以把基督教看得如此重，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训中获得了经验。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发展起来，新兴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此时，如何把那些隶属于封建庄园主的农夫与村姑吸引到工业产业里，基督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了1882年，基督教里的“长老会“等分支已经完全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美国人知道，要打垮朝鲜王朝，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入，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酉时量辞出，共至海关署。主人设饭待之。马眉叔（建忠号。原注：当为“号建忠“。笔者）曰：仁川有城市否？余曰：小去处，无城市。马曰：我到仁川后，豫于岸山定一居住之所，以便与美国相会商议。余曰：自当有接待之节，不劳过虑。马曰：我等食费，自有银子。办买给用，不烦贵国用虑。余曰：敝邦为主之道，岂容疏慢？
马与周屡屡称，不必费心。
余曰：此次寡君，如或邀见两位大人，则美使亦难异同。日本使臣到敝邦，以臣礼见君。美使亦应用日本之例，而同时行礼。大人于以客礼见，美使以臣礼见，得无碍乎？马曰：此次美使为通好而来，不应面君。他日公使奉国书而来，则时有延见之礼耳。此次并不宜入城。余曰：若大人见寡君时，其礼当何如？周曰：虽两位似不必入至京城。如或贵国王邀见，不必见于公堂，见于便殿。只用一揖为好。虽失礼，亦无大妨。此次虽奏明派员体例，与诏使有异。若过为隆崇，与美使迥殊，则美使必怀猜恨之心。惟在贵国深谅处之。
窃念李中堂之特派文武大员，乘兵船二只，提几百水师，同美使出去。不惜许多浮费，为此张大之举者，盖欲为我国大振形势，声明于各国也。丁、马两人，便是一、二品大官。因中堂奏明派送。事体不为不重。在我国，待之宜极优厚。而周、马两人之言，不必与美使过有厚薄，亦深虑之言。似宜外面一体优待，里面则另致殷勤于二人，以示尊亲中国之意。至于当施于美使者，亦询于马建忠，务归停妥。至于派全权议约之事，各国之例，皆用当朝头等大臣。中国与日本议约时，李中堂为全权大臣。不如是，不能见重于各国。况有中国大员。其迎接之道，恐不可疏薄。“（〔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2～114页）
原书上有注曰：“外臣接见问题““李鸿章之夸张声势“（韩文）。
金允植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马建忠等拜见高宗时的礼节问题。这在当时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原文里“窃念……“以后的文字，是金允植的想法。他提醒高宗，应当把接待马建忠等的事情高度重视起来。而金允植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朝鲜国，正在经历着原有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进行转型的非常时期，其矛盾是非常复杂的。金允植的许多设想，也仅仅是设想而已。
从金允植的回答里可见，1882年的仁川还只是一个镇子。其规模还非常小。2000年以后的仁川，是韩国第三大城市。那里有韩国最大的国际机场。
金允植的许多严重担心，在美国方面看来，都是很可笑的。朝鲜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并不重要。金允植所担心的礼节问题就是。美国人见高宗应当行什么样的礼，对朝鲜国王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在世界面前重新确认高宗地位的重要问题。而美国使节见高宗却比较简单，他不考虑高宗是国王还是皇帝，反正都是一样的礼节。从美国来的海军将军是不会给高宗跪拜的。与之相反，美国所特别重视的朝鲜市场问题，却是朝鲜王朝所不关心的问题。也许，在朝鲜官员看来，它们也是很可笑的问题。因为朝鲜半岛此时根本就不存在美国人所说的市场。这个市场只是潜在的存在。
初五日，晴。达夜修书，付送李应浚（原注：俊。）一行。卯时就睡。
初六日，晴。李君之行付送。学徒九人，随从六人。学徒李章焕（以无才，初不付厂。原注）、郑在圭（铁山人，亦初不付厂。原注）、李苾善（李应浚之婿。亦初不付厂。又遭故不出。原注）、高永镒（隶铜冒厂。闻其亲病重之报。原注）、金光练（初隶水师，学徒隶铜冒厂。以无才自退。原注）、李秀南（隶火器厂。有故先出。原注）、崔圭汉（隶水雷学堂。以才不及还出。原注）、张荣焕（工匠。隶木样。以无才还出。原注）、皮三成（隶南局木样，亦以无才还出。原注）。以上九人，给路费银各十五两。随从六人各五两。首堂自正月并奴子饭银八十余两（又一百七十两划给于北京和丰局）。轮船赏钱银一百两。乘“镇海“兵船，二日可至大东沟。自此乘小船至三道浪。自此至义州五十里云。
初七日，访许涑文。有慎、文芝轩、潘梅园亦至鼎话。闻李中堂己（当为“已“字。笔者）于初二日遭故。初六日由电报传讣。谢客不见。交代之前，白服视务云。
初八日，晴。与行中四五人，步出大城外观野色。桃花己（当为“已“字。笔者）纷纷衰谢，麦亩青青。河沟柳荫，掩映茅屋。仿佛我东田家光景矣。处处说桔槔灌蔬，畦畴整齐。但无禾稻桑麻，想非土宜也。历练兵左营，又观烧砖窑二处而还。
初九日，阴。微雨时零。尹石汀来，共晚饭还去。
初十日，晴。阅《东华录》。（〔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4页）
原书上有注曰：“游学生之中途归国“（韩文），“李鸿章之内艰“（韩文），“东华录“。
原书“李君之行、付送学徒九人·随从六人“断句有误。
原文里“北京和丰局“，是指北京玉河馆附近的一个钱庄。可参见下文，金允植于壬午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有进一步的叙述。
金允植对等带来的工匠与学徒的管理很严格。此次回国的人里面，“以无才，初不付厂“和“以无才还出“的占了大多数。所谓“初不付丁“是原本就因才能不足而未分配到各厂去的意思。他们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跟不上。他们都是从一个有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国度来天津的。对于这些他们闻所未闻的新技术与新知识，自然难于消化。就是那些有些基础的学徒，例如原本就是朝鲜工匠的学徒来说，也很难适应天津的新洋务。金允植对李应浚的亲属，也照样一视同仁。李应浚之婿亦初不付厂，又遭故不出。金允植也照样记载下来。
初七日，金允植得到李鸿章老母亲病故的消息。“交代之前，白服视务云“的意思是，据说李鸿章在交代完自己的公务之前，穿白色的衣服办公。
十一日，晴。午刻乍阴雨零，雷声隐隐。旋即开朗。
黄贵成持白药材料，来合药。先置水银一两于缸中，再秤入硝镪水十二两，留一时数刻许，侯（当为“候“字。笔者）水银尽化，再秤入火酒八两重。白烟涨起，渐变黄红。良久，烟止。俟冷定，以清水水飞屡次。侯（当为“候“字。笔者）至味淡无酸，泄水，阴干用之。
午刻，刘芗林含芳来访。话次书示曰：敝邦事倚仰傅相。今丁忧去官，不胜怅然。刘曰：贵国事，傅相自有条理。
因有公事，匆匆而起。郑麟兴自城津还，得《京报》来。“（〔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4～115页）
原书“黄贵成持白药材料来、合药“断句有误。
原书“午刻刘芗林含芳、来访话次、书示曰“断句有误。
原文“郑麟兴自城津还“当是“郑麟兴自津城还“。郑麟兴是从朝鲜来的翻译。
黄贵成是在东局专门研习镪水的朝鲜工匠。他给金允植演示了一种化学试验过程。该实验大约是早期的“紫药水“的制作。在当时，这是重要的军用药品。看来，金允植很满意。
“上谕“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着沿道地方官安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
钦此。“（〔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115页）
原书上有注曰：“清皇之谕旨“（韩文）。
金允植所抄录《京报》里的上谕，是给朝鲜国王高宗看的。李鸿章的母亲逝世，皇帝亲自发上谕，并且在李鸿章不得不离职时，重新启用他。这是中国的重要信息，一定要让高宗知道。历史上，来中国的“燕行录“作者都十分关心中国宫廷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