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意场上的成败，常常一靠信用，二靠关系。
清朝江南地区的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当时江南金融业总的趋势。但在同治、光绪年间，杭州人胡雪岩却创办了一家全国最大的钱庄，规模凌驾于票号之上，形成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北票南庄”的局面。
“北票南庄”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明末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其中丝业、茶业由于受出口的影响，其商品化的程度非常高，仅浙江一省每年的生丝总价就在2000万两以上。而遍布全省的大小丝行为收购生丝，需要一个全省范围的金融网，而当时浙江省内的钱庄数量虽多，但均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乏联系，难以满足丝行的这一需求。到了同治年间，随着五口通商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钱庄业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丝业、茶业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辛酉政变以后，朝廷决定集中力量消灭太平天国。不久，曾国藩奉旨统领长江中下游四省军务，指挥清军统一作战。行军作战军饷后勤的供求是取胜的物质基础。而统一的战场指挥要求军饷的调拨汇兑也要统一办理。但当时的钱庄业是一盘散沙。朝廷要依靠钱庄来调度军饷，就需要找一家可靠的来办理。
在麟桂调任江宁藩司以后，阜康钱庄开始办理江南大营军饷的汇兑业务，而在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时，浙江一省的公款往来、军饷调度更是由阜康一手包办。这样，胡雪岩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之机，发展壮大了钱庄规模，拓展了业务，为此后的“北票南庄”局面奠定了基础。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追剿太平军残余。胡雪岩以10万石粮食相赠，取得了左宗棠的信任，让他为清军购买军需，筹措军饷，左宗棠所率官军一年所需军饷不下百万，所筹款项均由胡雪岩一人负责。
这样阜康钱庄有了这笔钱做本钱，作生意更为顺心。待到左宗棠西征平叛，历年共借款一千余万两充作军费，加上胡雪岩为西征军采购军需物品，购买军械，前后花费达数千万两银子。这一笔庞大的款项汇进汇出皆是出自阜康钱庄，这也是阜康钱庄成为当时最大钱庄的一个重要原因。
阜康战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大量收取官员存款。胡雪岩设立上海分号，负责江浙地区清军的钱款调度，由于浙江省内多项公款调度都走阜康的账号，阜康的账面陡然暴涨，当时竟达到了250万两的记录，阜康的牌子在浙江开始有了信誉。这时胡雪岩慢慢意识到，如果没有分散各地的分号，他根本不可能与北方的山西票号并肩抗衡。因此，他决定进京筹建一个阜康分号。
胡雪岩进京后先去拜见同乡夏同善，正好遇到了福州将军，后来的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煌。文煌是个有名的和事佬，身为旗人，却深谙四书五经。他同夏同善一样，喜书而不执于书，做事极为中庸圆滑。
夏同善把胡雪岩介绍给了文煌，文煌对其认购官票一事颇为赞赏，认为阜康可作为商界楷模，值得各地商人学习。
而胡雪岩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不能长久，商人应该人尽其力，帮助官府打仗，早日求得世道平定，百姓安乐。文煌对此深有同感，又问说如果逃跑的太平军战士在阜康存款，阜康会不会收。胡雪岩认为钱庄要讲信用，而信用对任何人都要讲。钱庄只管钱本身来得是否合路，存款之人身份如何一概不管。至于辨别忠伪是官府的事，如果官府查出钱是赃款，钱庄自当退出钱款。文煌听了，深觉耳顺，暗自下了决定。原来文煌听了夏同善对胡雪岩的褒奖后对他产生了兴趣，经过和他的一番交谈，他觉得胡雪岩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文煌历任道员和督抚，主管税收，得了不少肥水。逢年过节，凡有所求之人，必有重重的礼节往来。他做官20多年，手头足足有60多万进项。他本来想把这笔款子放在大德恒票号，不想手下告诉他，和他有宿怨的几个高官在大德恒均有眼线，万一被他们察觉了，参一本上去，一时半会儿恐怕解释不清楚。
有了胡雪岩这么一个新交，为人又热心，事业上又极持隐秘之想法，很让文煌放心。所以文煌决定把这60多万银子全部存入阜康。
刚进北京，分号还没开就有这么一个大头进项，胡雪岩觉着这是个好兆头。有了这60多万两银子，胡雪岩用不着从南方带过来的钱就足以把分号先撑起来。夏同善也存入了20万两银子，并指点胡雪岩，多多拜访浙籍京官。胡雪岩便用了老办法，让伙计买通了各家门房，把浙籍京官家中的妻妾、账房、书办等数目一一统计下来，每人先开了一个20两的存折，挨家挨户送了去。这么一来，在京的浙江人马上知道了有一个叫胡雪岩的，在京城开了家阜康分号。此后，这些人一有往来支兑，汇兑业务，自然马上就想到了阜康。
另外一笔秘密款子，更是让胡雪岩感到兴奋。原来文煌和恭亲王相处甚洽。二人在朝廷中一唱一和，从来都是共进共退，参议朝政。所以二人无话不谈，胡雪岩的阜康分号一开张，文煌就把这事说给恭亲王听。至于胡雪岩的办店原则，文煌更是推崇不止。两个都觉得，难得有眼光的商人，更难得有操守的商人。至于胡雪岩坚持钱业中人只管钱业，这一点让文煌感到放心，也让恭亲王放心。有了文煌这样为胡雪岩树口碑，恭亲王也毫无顾虑地把手头的20多万两闲款存入了阜康。不过他再三叮嘱，万不可透露此钱是属于恭亲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意场上的成败，常常一靠信用，二靠关系。阜康钱庄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能对生意的成败发生作用的各种关系中，与其他生意人结成的某种伙伴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商业的竞争中，单靠一家的力量常常是不够的。为了增强竞争的实力，有效地占领市场，进行更大规模地商业经营，往往需要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联合同行，一起运作。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联合的各方也就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往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胡雪岩在麟桂允许阜康代理江南大营的军饷汇兑后，决定与大源钱庄做联号生意，这表现出胡雪岩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在双方都有利的条件下谈合作，结果对方也乐为所用。
大源钱庄的老板对阜康愿意与他合作承汇江南大营协饷的生意，十分感激，而胡雪岩让他出面去上海创办分号，更觉得是胡雪岩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地支持阜康。这样，胡雪岩每次有大宗生意，常与其它钱庄联手。知恩图报，这些钱庄有好生意时自然也不会忘了阜康，这样一来，阜康的力量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江浙地区。
做联手生意，需要共同承担风险，自然也就要求共同维护信用。这里的共同维护信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指合作的各方都能自觉地信守协约，注意通过保持信誉维护自我形象，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合作者某一方的自我形象，其实已经成为合作各方整体形象的一个部分，合作双方任何一个自我形象的损坏，都将影响整体。第二，合作双方的相互维持。这正如胡雪岩与大源钱庄协办军饷汇兑一样，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在维护自己信用的同时，也要顾及对方的信用。如果为自己而使对方信用受损，受害者中，一定也包括自己，这是商人都应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