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由一个人的本质内核受到阻挠、否定或压抑而引起的，不过它的表现有时明显、有时微妙曲折，有时突然，而有时又迟缓。这些心理疾病比精神病学联合会所列出的要多得多。例如，性格的混乱和失调，被看成比传统神经病甚至精神病对于世界命运有更大的重要性。从这个新观点看，新类型的病是最危险的。例如，削弱了的人或发育受阻的人，即丧失了规定人类的或个人的那些自我特性的人，个人的潜力发展不充分，无价值等等。
成长、自我实现或完美人性的欠缺，就是所说的人格一般性疾病。而且疾病的主要根源（并非唯一的根源）看作是受挫（即基本需要的受挫，存在价值的受挫，特异潜力的受挫，自我表达的受挫，以及人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步调成长的倾向的受挫），特别是在生命早期的受挫。也就是说，基本需要的受挫，并不是疾病或人性削弱的唯一根源。
我认为，最初的这种内部天性肯定不是“恶”的，而是被称之为“善”的，或至少被称为中性的。表达这个内部天性最精确的方式是这样的说法，即它“先于善和恶”。对此，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婴儿和儿童的内部天性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我们说的这个“婴儿”能顺利长成人的话，那么这种表述就要复杂得多了。如果这个个体是从存在心理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缺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将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心理治疗、客观的科学、主观的科学、教育和艺术这些揭露和揭示人性真象的所有科学技术证实了以上的结论。例如，在长期揭露治疗的过程中，减轻了怨恨、畏惧和贪婪，增进了热爱、勇气、创造性、仁慈和利他主义，这就使我们得出结论：后者比前者是“更深的”、更天然的、更本质的人性；也就是说，我们叫做“恶”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治疗减轻了或者消除了，而我们叫做“善”的那些行为，通过揭示研究得到促进和加强了。
我们必须区分开弗洛伊德的超我与良知和固有的内疚。前者在原则上是把别人即父亲、母亲、教师等的赞许和非难拿到自我中来，而不是来自这个人自身。这时的内疚（良知）是由于对他人非难的再认识。
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内部天性或自我，脱离自我实现道路的结果就是固有的内疚，它证明了本质上自我非难的合理性。因此，固有的内疚不是文化相对的，像弗洛伊德的内疚那样。固有的内疚是“确实的”、“应得的”、“正确的和适当的”或“恰当的”内疚，因为它是同这个人内部现实深处的某种东西不一致，而不是同他偶然的、任意的、纯粹相对的心胸狭隘不一致。就这方面说，看来固有的内疚，有应得的时候，对于个人发展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它不是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逃避的症状，而是一种有助于真实自我和潜在性现实化成长的内部指引。
我并没有认真考察，“恶”行为是否应归结于无端的敌意，残酷的破坏性，“无耻的”侵犯。敌意的性质如果达到类似本能的程度，那么人类将会有一种前途。如果敌意只是一种反应（对坏待遇的反应），那么人类就有完全不同的未来。我的看法是，大量的证据表明，盲目的破坏性敌意是反应性的，因为揭露治疗消弱了它，并把它的特性变成“健康的”自我肯定、坚强、有选择的敌意、自我防卫、正当义愤等等。在任何情况下，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全都发现了勇敢和愤怒的能力，当外部情境“要求”这种能力时，他们就能够让它自然地表现出来。
在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很容易看到健康儿童身上，也会发现正当愤怒，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即反应性攻击。以后，儿童大概就学会了怎么控制他的愤怒，怎样表现和何时表现他的愤怒。
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受压抑和“不被重视”的孩子式的成人中，都可能由于无知和儿童式的曲解和信条造成文化所谓的“恶的”行为。例如，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可归因于儿童希望独占父母的爱。仅仅由于他的成熟，基本上他就能够认识到，他母亲对于兄弟姐妹的爱，是同母亲爱自己能够和谐共存的。因此，不友爱的行为可能出自对于爱的孩子气的看法，而这种看法自身是无可厚非的。
从更普遍的、广泛人种的观点来看，实际上那种被文化教养中称为恶的需要，是不应该被认为是恶的。如果人得到承认并受到热爱的话，那么许多狭隘的、种族主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举一个例子，把性行为看作在本质上是恶的，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纯粹是胡说八道。
通常被看作是对于善良、真理、美好、健康、智慧的憎恨、敌意、嫉妒（“逆价值”）的，大多（尽管不是全部）是由丧失自尊的威胁决定的，正如说谎的人被诚实的人、丑陋的女孩被美丽的女孩、懦夫被英雄所敌视那样。每一个优越的人都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自己的短处。
但是，命运的合理与公正的终极存在问题显然比这要深刻得多。有病的人可能嫉妒健康的人，虽然他比健康的人没有更多的功过。
邪恶行为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眼中，都被看成是反应性的而非本能性的。这种看法包含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恶的”行为人性之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是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但是，当人格成熟和社会改善时，仍然可以期望减轻。
仍有好多人认为，“无意识”复归和初始过程的认知肯定是病态的、危险的或恶的。心理治疗的经验慢慢地使我看到了其他方面。我们的深处也可能是好的、美妙的或称心如意的。而且这一点，从调查研究热爱、创造性、娱乐、幽默、艺术等根源的普遍发现中已变得清晰了。它们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内部的、深刻的自我中，即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我们必须“复归”于内部的深刻自我之中，才能重新获得并享受和运用它们。
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他人与自我的承认、热爱和尊重、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不然就不可能有心理的健康（但反过来说，人的这个本质核心得到尊重就会出现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对，因为其他前提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还未达到年龄上成熟的心理健康，被称为健康的成长。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如自我完成、情绪成熟、个体化、生产性、自我实现、真实性、完美人性等等。
健康成长在概念上不是独立的，因为现在通常把它定义为“指向自我实现的成长”等等。一些心理学家，径直以一个穿串的发展目标、目的或倾向的概念为依据，认为所有尚未完成的成长现象，只是沿着通向自我实现的一些步子迈进。
自我实现具有各式各样的定式，但一致同意的坚实核心还是能看到的。所有的定义都承认或者都含有：（1）承认并表述了内部核心或自我的实现，即那些天赋能力、潜能、“完善的机能”、人类和个人实质有效性的现实化；（2）它们全都表现为极少出现不健康、精神病、人类和个人基本能力的缩减或丧失。
出于这种考虑，就不要去压抑这个内部天性，而最好是引出并促进它，至少也要承认它。纯粹的自发性，由自我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不受控制的、信任他人的、非预谋的表现所组成，即由受意识干扰最少的心理力量所组成。控制、意志、谨慎、自我批评、测试、深思熟虑，是自发表现的阀门，这个阀门是由精神世界之外的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强制造成的，其次是由心灵自身的畏惧强制造成的。在不太精确的程度上来说，大量来自心灵的畏惧对心灵的控制，是神经病的或精神病的，在本质上或理论上是不必要的（健康的心灵是不可怕或不可憎的，因此，没有必要对它存戒心，像历史遗留的情况那样。当然，不健康的心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控制往往能被健康的心理、深刻的心理治疗、或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可所削弱。
然而，也有一种对心灵的控制不是出于畏惧，而是由于有必要保持心灵的整合的、有结构的和统一的状态（固有的对缺失的精力投入）。并且还有一些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在实现能力和探索更高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必要的。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运动员，其精湛的技艺来自艰苦的劳动。但是，当这些控制变成自我的时候，就最后被超越而变成自发的方面。我建议把这种合意的和必要的控制，称为“阿波罗式的控制”，因为它们并不使人对满足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反而是要通过对满足的组织、美化、定步速、设计和加味来增进愉快，例如，在性、吃、喝等活动中的情况那样。这种控制与那种压制的控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自发性和控制的变化之间的平衡，相对应着心灵的健康状态和环境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平衡。长久的纯粹自发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按照它自己的、非心灵的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在梦、幻想、爱、想象、性行为中，在创造性、艺术工作、智力使用和自由联想等等的第一阶段中，很可能是纯粹自发性。但纯粹控制也不是永远可能的，因为那样心灵就不存在了。
因此，教育必须对准两个目标，控制的培养与自发性和表现性的培养。在我们的文化中，在这个历史时期，有必要调整天平支持自发性，有必要调整我们的能力，成为表现的、被动的、非意志的、信赖意志和控制以外的过程，不预先考虑，有创造力的，等等。但是，必须认清这一点，一直有并仍然将有另一些文化和地域，在那里，天平很可能是偏向另一边的。
如果给予健康儿童在他正常发展中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相信，他会选择有益于他的成长的事。他这样做，是由于这样体验和感觉良好，能提供愉快或快乐。在这里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更好地“了解”什么事情对他是有益的。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径直地满足他的需要，而是使他有可能满足他的需要，有可能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即不干涉他。为了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充分地信任他们和充分地信赖成长的自然过程是必要的，即不要干扰太多，不迫使他们成长或强迫他们进入预定的设计，不是以专制的方式，而是以道家的方式让他们自然成长和给予适当帮助。
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被曲解得特别离奇。道家的不干预儿童和尊重儿童，对于大多数这样的人经常是很困难的，他们倾向于把这一点解释成绝对的容忍，纵容、溺爱，过分的保护，担心一切危险，禁止冒险，给他东西，为他安排愉快的活动。尊重儿童自己内部信号的爱和没有尊重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