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战，所谓声者，张虚声也。声东击西，声彼而击此，使敌人不知其所备。则我所攻者，乃敌所不守也。”——刘基·《百战奇略·声战》
作为外交家，拿破仑强化了一切外交手法：恭维和恫吓，撒谎与坦率——有时，在外交谈判中，还要耍些军人的花招，虚张声势。其中，他在与梵蒂冈的交涉中显得尤为狡诈。
当时，督政们作为彻底的革命者，想中止教皇的世俗权力。因为教皇属下各邦是宗教的中心，而革命的法国是排斥宗教的。这个在道义上获胜的前景，外加梵蒂冈的巨大财富，要比拿破仑组建边境国家的活动更诱人。巴黎的督政们坚持要拿破仑进军罗马，现在这位皇帝可以就近看到这个城市了。
从孩提时代起，拿破仑就在想象中把罗马与权力、伟大和声望联系在一起。像凯撒一样，他可以从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摘取胜利的桂冠，因为教会的军队不堪一击。但是，拿破仑并未动手。在他看来，教皇是唯一不能用大炮废黜的统治者。他看到罗马教皇制度背后的思想，看到千余年来它对法国和欧洲的影响，他也深知殉道者们所具有的道德反响。
拿破仑决定，不对教皇宣战，只装腔作势做个样子罢了。因为“罗马的影响不可估量。与这个力量决裂是个大错误，它会由于我们的错误而获益。”
先前，拿破仑采取断然措施，向南推进，大有破釜沉舟之势。但是，现在他决定就此打住。拿破仑远比对手强大，但是他提出了停火。从此，这就成了他与对手打交道时所采用的一项重要手法。
惶恐之中，教皇接受了停火协议。聪明的拿破仑没有提宗教问题，所以庇佑六世答应给法国几百万法郎，并交出100幅画、胸像、花瓶或雕像，由法国特派员任选。
但是，拿破仑却提出要两件东西：朱庇特神殿里的朱阿尼斯·布鲁图和马尔卡斯·布鲁图斯的大理石半身像。这是两位古代英雄的胸像。结果，教皇拒不从命，并制造麻烦。
于是，拿破仑再次向罗马进军，但还是没有真的开进去。在一次小冲突后，他愿意媾和。因为，他打算不久将去北方用兵。到时候，逃窜的教皇一定会携带财宝而去，他什么也得不到了。
就这样，拿破仑开始抛出了和平的诱饵。他下令宽恕了避居罗马的法国神甫（僧侣）们——当年他们在法国拒绝宣誓效忠宪法。拿破仑到处与宗教界交朋友，把某一“公民大主教”比作圣徒中的一个，并在致教会高级官员的几封信中写道：“福音书的教义基于平等，因而最适用于任何共和国。”
最后，拿破仑又向正在准备外逃的教皇提出保证，什么也不用害怕。他说：“告诉圣父，我并非阿提拉，即使我是，圣父也请别忘了，他是列奥的继承人。”这样一来，拿破仑在与最古老的皇朝打交道时，他已是以历史人物自居了。
但是，当教皇迟迟拒不签署新协议时，这位彬彬有礼的人突然又变成了大兵，撕掉草约，往火里扔去。拿破仑横眉冷对：“阁下，我们并不是在磋商和平条款，这只是敌对行为的暂停。”
面对这种情形，对方怔住了。拿破仑此时加倍地提出要求，结果，他如愿以偿了。最后，教皇还给这位“亲爱的儿子”写了封信，为这个革命之子祝福。
软硬兼施的手段在外交中算是常见的了。强势一方总是依仗自己的力量，同时许诺对方期待的东西，逼迫他们满足自己的条件。在这里，以和平为诱饵，以威力相威胁，都成为不同的语言形式，受动的一方在两种信息作用下，很容易权衡利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这样一来，施加影响的一方就如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拿破仑本身是多面孔的，他善于用多种手段、不同的语言和口气对付敌人。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他会以武力相威胁，以和平为诱饵，逼他们就范。“和平”，只是拿破仑统治下的和平，否则就是“战争”了。总之，灵活采取不同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拿破仑终极的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