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虽位不显尊，排不到前几位，但政治份量在国民党内却有“天下姓蒋，党姓陈”之说，陈氏兄弟主持国民党党务二十五年，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蒋介石对陈氏兄弟亲之、敬之，但又怕之、忌之。从陈氏兄弟早年政治上起家的情况中可以得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代表了国民党内排共、反共的右派势力。对此，周恩来曾指出：“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靠党务起家的陈氏兄弟，四面出击，肆意扩张，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陈氏王国，简称CC团。CC团的巨大影响和在国民党内所起的作用在民国政坛上足足维持了20年。对陈氏兄弟政治上的发迹与顽固的反共立场，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他也深知，与这样的人交往，非得有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不可。
抗战胜利之初，国内人民翘首以盼，希望实现国内和平。蒋介石假借人民之呼声，施放“和平”烟幕弹，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和谈，对即将出现的国共和谈局面，陈氏兄弟却极力诋毁与反对，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散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必须先铲除异党，加紧“反共”，陈立夫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说：“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陈氏兄弟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反共必须旗帜鲜明，政治上不怕撕破脸皮，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军事上实施打击，争取先发制人。对陈氏兄弟这样的顽固“反共”两手，蒋介石通过“和谈”，企图逼共产党人就范，因其用心之险恶与诡秘，不便与陈氏兄弟商量。对此，陈氏兄弟不能理解蒋介石“和谈”之目的，因而，对蒋之做法颇有微词。
毛泽东等人来重庆后，为了真正实现国内和平，并达到民主建国的目的，就广泛地接触各界代表与各方面人士，向他们介绍宣传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民主建国之主张。毛泽东提出，此次谈判中还准备找陈氏兄弟这样的右派人物谈谈。对毛泽东的做法，当时，党内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找这样的反共派对话是不妥的。为了做好疏导工作，毛泽东在公开的场合里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因为“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毛泽东所说的右派，当然也包括了陈氏兄弟。当有人谈到二陈顽固的反共态度时，毛泽东笑一笑说：“二陈兄弟反共，但也曾有过联共的时候。抗战前后，他们兄弟二人主持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是值得肯定的。看一个人既要看到他不好的方面，更要看到他积极的方面。现在，二陈是国民党的当权人物，他们的言行对国民党的影响很大，不找他们谈行吗？再说，真理不怕宣传，过去我们与二陈接触太少，不能将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争取他们的理解。今天机会来了，要珍惜，不能放弃。”（李海生等：《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第376页）于是，毛泽东决定专程拜访陈氏兄弟。
9月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前往重庆学田湾“高庐”拜访陈立夫，恰巧陈立夫外出，毛泽东一行只得扫兴而归。9月18日，毛泽东又登门拜访陈果夫，正患痨病躺在床上的陈果夫听到门房的报告，先是惊讶，随后慌乱不已，他万万想不到毛泽东会屈尊光临，由于思想上一时无准备，加上有病在身，特别是担心见了面，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搅乱了和谈局势，乱了阵脚，会让蒋介石难堪。于是，就“以久病床褥，身体不宜会客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等人的好意。
毛泽东诚心拜访陈氏兄弟，然两次上门均落空，但他并没灰心，决定再去“高庐”拜访。这一天，陈立夫正好在家，双方见面，互相客气地寒暄一番后，便进入了各自事先思考的主题。
陈立夫先开腔，他决心劝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放弃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他直截了当地说：“毛先生，余以为中国人应信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目前，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哦？”毛泽东听得饶有趣味，不乏机智地反问道。
陈立夫接着说：“毛先生亲自到陪都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他还说：“信奉三民主义，其他的问题都好办。”陈立夫说得毫不含糊。
陈立夫的一席话，可说居高临下，态度骄横，而且暗藏杀机。毛泽东早知陈立夫说话办事左右开弓，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与作风。但毛泽东毫无惧怕与退缩之意，他完全以一种真诚交往的姿态回应陈立夫的一番问话。毛泽东不失礼貌地说：“我是要求教于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这样的三民主义怎么让我们相信呢？”说得这里，毛泽东变得异常严肃起来，他接着说：“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遭到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不发人深省吗？”毛泽东的这番话一下子说得陈立夫语塞，无言以对，神情尴尬。为了缓和谈话气氛，能继续双方的交谈，毛泽东又笑着说：“看来，你们的那个三民主义还是行不通，我们也不能相信。”
陈立夫眼见自己要败下阵来，又只得重谈开头的话题，佯装严肃地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武力政权。”
听到这里，毛泽东颇不同意陈立夫的观点，当场予以驳斥。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回忆毛泽东在重庆》）
毛泽东幽默的比喻，诙谐的语言，听得陈立夫哭笑不得，骂是更骂不得，但心里倒有几分钦佩。他惊叹毛泽东其人，演说及文章，统兵驭将，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当今中国，绝少有人能与之争锋。
谈话最后在开诚布公，各抒己见的气氛中结束，分手时，双方都对谈判寄予希望。双方也为对方敢于直言，说出分歧，公开辩论的勇气而感到心仪。
从毛泽东与陈氏兄弟交往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恢宏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狭路相逢勇者胜，毛泽东真正称得上伟大的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