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交往 不泯其功
他们有的人曾是自己仰慕的名人，有的人曾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的人曾是自己的战友，而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和自己产生了思想上的深深裂痕。毛泽东与这些人的交往：真诚率直，不抹其功。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领袖人物。两人都曾经连任过五届党的领袖，陈独秀从一大到五大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则从六大后期到十五大，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人物。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毛泽东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在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犯错误之时，毛泽东一直与他有过真诚的交往，两人友情甚深。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总的来说，就是实事求是，不抹其功。
毛泽东受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热烈地追求真理，陈独秀成了毛泽东心目中崇拜人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介绍西方新思想，抨击中国的封建主义为宗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了一场崭新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当他从老师杨昌济手中获得《新青年》后，他便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许多年后，他还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正是在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了思想上的重要转变。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毛泽东提出为了救国救民，必须培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人才。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元培在长沙建立了新民学会。他和会友们经常讨论国家与世界局势，努力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与方法。
1918年8月，为筹组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到了北京，经杨昌济的引荐，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在馆内当管理员。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独秀知识渊博，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分析透彻，见解深刻，毛泽东十分佩服。
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此外，他还亲自写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和《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等文章，揭露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传单，遭到警察逮捕而入狱。当毛泽东获悉陈入狱的消息后，他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他撰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评价陈独秀在当时所起的重要思想指导作用，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后，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独秀大倡民主与科学，毛泽东认为“陈君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热情赞颂陈独秀的勇敢斗争精神，毛泽东在文中写道：“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在各方的营救下获释，毛泽东闻此喜讯，高兴万分。对毛泽东等人的声援，陈独秀后来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也是心存感激的。
毛泽东在陈独秀的思想影响下，更加热烈地追求新思想，并迅速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19年底，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他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寻求各方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再次与陈独秀相逢。两人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了自己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特别是提到了在此刊物上连载的《民众大联合》长文。陈独秀听到此，忙称赞说，听胡适说起，此文写得甚好，“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交谈中，两人还商讨了工读互助的事。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3月，毛泽东与陈独秀等联合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申明其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等等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5月，毛泽东到上海，第三次去拜访陈独秀。毛泽东在交谈中提到了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听后表示积极的支持。此外，他还同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建党设想。陈独秀又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刚刚读毕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的感受，这些话使毛泽东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临别时，毛泽东与陈独秀谈到了准备回湖南办一家文化书社，宣传、介绍新思想，陈独秀立即表示给予帮助。随后，陈独秀到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亲自拿着陈的保单到亚东图书馆联系，不久，就回长沙办起了文化书社。
1920年夏天，毛泽东由沪回到长沙，其时，他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还提到陈独秀的谈话对他思想上的深刻影响，他说：“陈独秀说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以它为核心小组，联络并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嘱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并寄了一些进步报刊给毛泽东。1920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又给毛泽东寄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情况。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和寄来的团章后，马上在湖南建立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
对陈独秀为建党所作出的贡献，毛泽东是充分肯定的。他在1945年写的《“七大”工作方针》中说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期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当时，陈独秀对毛泽东组建的湖南党组织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的。1921年秋天，毛泽东曾托到上海的屈子健一封信给陈独秀，要求陈独秀派一人来湘工作。陈独秀接信后，派张秋人来湖南工作，并又托屈子键带回给毛泽东的复信。
1921年冬，陈独秀在签发的《中央局通告》中，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发展党、团员30多人，以便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毛泽东等人接到通告后，积极活动，很快发展了40多名党员，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毛泽东等人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有120多名党员，湖南占了近三分之一。而且，湖南的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发动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党的工作做得好。由于陈独秀十分赞赏毛泽东的才华与能力，1923年5月，陈独秀调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主持大会。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再次表扬了湖南党的工作和工运工作。他说：“在湖南几乎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显然，批评上海的同志当然包括批评自己；北京的同志涉及到李大钊这位老朋友，因此，陈独秀强调了客观原因：批评湖北实际上是批评张国焘，二七罢工的失败，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湖南，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在中共“三大”，陈独秀、毛泽东同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三大”的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此时已经一起承担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
在中央局工作的这段日子里，毛泽东尽心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两人交往密切，配合默契，友谊深笃。其时，他们根据“三大”决议，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改组成功后，从1924年4月至11月，陈独秀与毛泽东代表中央联名发表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宣言》、《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声讨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逮捕许白昊等》、《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等文告，宣传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长达半年多的共事中，从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发表的通告来看，两人思想是相通的。彼此尚无意见分歧。
不过，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思想上逐渐产生了隔膜，出现了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挑起事端。毛泽东提出要反击右派的进攻，同时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心独立性，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向右派作妥协。1925年春，毛泽东因病请假离沪回湘养病。他深入到自己的家乡——韶山，与妻子杨开慧一道开展农民运动。通过与农民的接触，毛泽东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离开了农民的有力支持，就不可能胜利。而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和毛泽东不一致了。陈独秀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说他们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甚至他附和国民党右派的论调，斥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毛泽东通过到湖南湘潭等五县调查，说农民运动“好得很”，陈独秀拒绝在党报上刊载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两人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陈独秀一味迁就国民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不易形成强大力量，应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毛泽东在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认定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当然，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武装斗争的问题等等，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后来，陈独秀发展到在中共“五大”公开地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最后，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错误，毛泽东却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此，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然而，陈独秀未能接受党的批评教育，最后走上了分裂党的活动。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及其同伙出党的决定。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至1937年8月才被释放。
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出版后，他闻知毛泽东的代表的共产党人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表示拥护，并通过李维汉找我党联系表示愿意在我党领导下工作。毛泽东获悉此消息后，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一是他对陈独秀是有感情的，他尊重过去那段友好交往的历史。二是对陈独秀这样的人回来工作，也应坚持党的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共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三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路海江等：《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第277页）后来，陈独秀没有全部接受中共的三个条件，加上王明等人从中作梗，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延安工作。
尽管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走向了背叛党的道路，但他对毛泽东的革命斗争 精神仍佩服不已。当他得知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把工农革命军带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他赞赏这一行动，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
毛泽东一直都没忘记陈独秀对自己思想曾产生过的深刻影响，也一直没忘记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对陈独秀的评价历来是客观、公正的，他并不因陈独秀犯过严重错误就抹煞过去的功劳，也不因陈独秀犯过严错误就放弃对他的争取。1945年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就肯定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是正确的。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在作的《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陈独秀的功过是非。他说：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陈独秀与毛泽东，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前期领袖人物，一位则是后来的最高领导人。一位脱离了党的组织，从正确滑向了错误的深坑，一位在晚年也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政党，忠于人民。作为后者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一生中的交往，可以说是坦诚的，也是诚心诚意的。他向尊敬自己的老师那样尊敬陈独秀，但当陈独秀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也不留情面地批评过陈独秀的错误。当然，这种批评，完全出于对陈的爱护，是希望他正视、纠正错误，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