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就可发现，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就有10多封。仅从这一点就可想见两人的交往是非同一般的。
黄炎培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过职业教育运动，影响波及全国。1940年他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又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知晓黄炎培的名声，但真正两人见面则是在20多年后的1945年7月，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代表之一访问延安，毛泽东与他有了第一次的真诚长谈。此后，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书信往来不断，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记得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到他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向黄炎培介绍了延安的整风运动，说通过整顿三风，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中的一些问题。后来，毛泽东说起黄炎培来延安有好几天了，又听说对处安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参观了不少地方。因此，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何感想。听到此，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这席话，的确是耿耿诤言，语重心长。
毛泽东听了这席话，感慨万千，他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话可谓掷地有声，真乃至理名言。黄炎培听到这番话，深表赞同，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于俊道等：《毛泽东交往录》，第32页。）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感受甚深，他似乎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回来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出版。此书如实地向民众介绍了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陕北励精图治，以求报效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边区的新气象，当时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自从延安之行与毛泽东谈话甚为投缘，真诚交心起，黄炎培就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并逐渐结下了深情厚谊。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谈，在留渝的43天中，黄炎培与毛泽东就有10多次的会晤与聚宴。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辗转多处最后到达北平，展开了他人生历程中崭新的一页。毛泽东对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能以国事为重，以民主事业为重，来北平一起筹划新中国的建设蓝图，甚是高兴。他亲去机场迎接，还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夜深。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作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
正当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产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歪曲历史，颠倒黑白，黄炎培对此极为愤慨，他立即写了批驳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刚发表，毛泽东就看到了并立即写信给黄炎培说：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进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黄炎培见到毛泽东的信后，异常兴奋，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回信，“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给黄炎培写信，重加勖勉，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通了，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建国后，黄炎培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身负重任的黄炎培决心要为国家为人民勤奋工作。毛泽东则从思想上、工作上予以热情的指导与帮助。在土改中，黄炎培曾收到不少工商界人士的告状信，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与党中央禀报。毛泽东对他的作法没有随意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通过各种方式以事实启发他的思想觉悟。与此同时，他亲笔给黄炎培又写了几封信，回答各类问题，又把各地土改材料送给他看。当黄炎培提到要下乡考察时，毛泽东十分支持，并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予以关照。信中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在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害怕挨整，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被政府没收。因此，对生产经营无信心，抱着吃光花光的消极态度，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比往常要热闹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并建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作些鼓舞人士的报告，宣讲政策，打消工商业者的顾虑。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他约黄炎培面谈，更详细地询问有关情况，宣讲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黄炎培对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也心领神会。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黄炎培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特别是作为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他总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1952年9月初，民建工商业者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事先认真地写出了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接到讲稿后帮黄炎培仔细地修改，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毛泽东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毛泽东将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将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的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毛泽东在信中诚恳地开导黄炎培：“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感慨万千，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当晚他就写信给毛泽东：“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考虑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黄炎培作为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全身心地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关心国家的建设大计，精神感人，1955年11月，在住院动手术的黄炎培还念念不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事，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收信后立即回信嘉勉说：“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快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毛泽东与黄炎培这位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的真诚交往，来往书信之多，言辞之恳切，友情之深厚，这在同辈人中也是不多见的。明代海瑞有诗云：“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毛、黄两人如此真诚交友，并无任何私念，完全是为着这个国家，为着国家的事业，为着人民的安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