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朋友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当朋友有难时，能拔刀相助，即使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也有人解释说：好朋友应该在钱财上不分彼此，还有人认为真朋友应该是默默无闻心相知，岁月长久打不散。显然，各人交友的目的、经历不同，对交友问题的回答也各有千秋。在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中，毛泽东与蔡和森结为知己，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毛泽东与蔡和森交友，当然有他的交友原则，他们交友的经历也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革命人物活动中的一段佳话。
蔡和森，湖南湘乡人。少年家贫，幼时当过牧童和商店学徒，学过手艺。后来，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才上学，由于学习用功，他跳级考入双峰高等小学。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蔡和森开始懂得只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因而他为革命追求真理的欲望也随之迫切了。1913年他离开家乡进省城读书。同年秋，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与毛泽东同学。由于蔡和森勤奋求学，勇于实践，又有远大的理想和满腔的爱国与革命激情，因此，毛泽东便与他结为挚友。两人互勉互助，表现突出，所以“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毛泽东与蔡和森交为好友后，共同发起建立了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二人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弟子。杨先生生前，对两位学识超群的弟子尤为看重，曾特别寄希望于他们。杨先生恳切地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和蔡和森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发奋读书，勤于实践，互相促进，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努力探索救国真理。
说到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交往，以及二人的交往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不能不提到五四后他们就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从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党理论。
蔡和森在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即赴法求学。由于留法学习具有广泛接触马列原著和国际共运最新资料的优越条件，思想上进的蔡和森来法国后就刻苦学习，“猛看猛译”马列原著，于是，他很快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留法期间，他和毛泽东书信不断，蔡和森满腔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学说，尤其是介绍列宁的建党学说，并结合自己的情况，交流学习体会。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在复信中，他针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两人你启发我，我点拨你，相互影响，从而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较为完整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毛、蔡关于建党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内，实属最早，内容也最完备。
1920年8月、9月，蔡和森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对毛泽东影响极大。
首先，蔡和森告诉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蔡和森在信中强调，要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来改造中国，首先须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药，这对毛泽东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较大帮助。
其次，蔡和森在信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说：“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为什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改造社会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他还引述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单纯经济斗争失败的教训，从反面印证：“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第三，蔡和森在信中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建党经验。他郑重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和森在信中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称，并明确地提出了建党的方针：“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显然，蔡和森强调的主义，即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所说方法得当，就是要确立正确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注意‘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所谓与俄一致，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党，并与第三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此，蔡和森计划“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以供国内同志参考。”
蔡和森的法国来信，使毛泽东深受启发。在两封回信中，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表示深切的赞同。”并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通过认真总结领导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及联系自己思想认识上的一些偏颇之处，在复信中谈了以下深刻体会：
一是通过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他得出了光依靠政府改良的温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改弦更张的结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二是他开始认识到政权对于实现革命和改造的重要作用。在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等领导湖南民众按宪法条文行事，但却屡受警察的武力弹压。军阀、官僚蛮横地施展武力政策，使湖南自治运动最终失败，这给毛泽东以深刻的教育，“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三是他已深切地感受到任何革命运动都应有认真的组织准备和群众基础。“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另想办法，另想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虽然毛泽东这时的思想认识还有待深化，但他对于深入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等项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
毛泽东参加五四爱国斗争的实践已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蔡和森的法国来信，对他思考问题，谋求拯救国家的出路以极大的帮助。通过自己认真的独立思考，并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验证，毛泽东对于在1920年7月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的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与肖子升所提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作出了明确的抉择，“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在1921年长沙会员召开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因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与此同时，毛泽东也非常赞同蔡和森关于建立与俄一致的党的建议。他积极主张，应着手加紧建立中国共产党，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之哲学的根据。在蔡和森来信的影响下，又由于毛泽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结果，他很快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在湖南创建了中共地方党小组。
从上可见，毛泽东与蔡和森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挚友，在思想上互相启发、影响，在学习上切磋学问，在事业上、斗争中互相支持，相互勉励，他们交往是那么高尚、纯洁。
重视朋友之间的交往，主要重在思想上的交流，学习上的互助，革命斗争中的互相鼓励，养成“互相汲引，勉学兢业”的良好习气。这是我们从毛泽东与蔡和森交往的经历中应得到的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