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文（1917～2000），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当地游击队，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73军独立营班长、排长，红第31军司令部手枪营排长、副连长，庆阳步兵学校连长兼军事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游击队大队长，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连长、副营长兼主任教员，骑兵团参谋长，随营学校训练科科长，385旅司令部队训股长，769团参谋长，太行军区第2、第5军分区参谋长，第6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武沙纵队参谋长兼18旅旅长，太行军区参谋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9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11军32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参谋长，四川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何正文，1917年3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板桥乡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家祖祖辈辈靠打短工为生，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全家老小住的是一间勉强能够租得起的破烂瓦房，凄风苦雨，艰难度日。父亲老实忠厚，为人正直，给富人当了大半辈子长工。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女子，毕生辛劳地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尽管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地干，但全家人只能过着“大半糠菜少半粮”的贫苦生活。
何正文是家中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他不满8岁就艰难地帮助父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先是到镇上一个地主家里打零工。一个弱小的少年，要为地主收割庄稼，到地里干繁重的活，还要挑水、砍柴、扫院子，侍候地主家的老小，稍不随主人的意，就要挨打受骂受凌辱，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后来，何正文愤然离开了地主家，帮着母亲炸麻花拿到镇子上去卖，帮着卖猪肉的父亲记账。父亲为了让何正文能念上书，饿着肚子干着两个壮劳力的活，全家人也忍饥挨饿，就这样，何正文断断续续勉强读了两个半年的私塾。家贫愈奋，何正文在苦难中读书十分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先生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终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继续帮助父母维持全家生计，终年劳累，不得温饱。何正文参加红军后，两个弟弟和刚出生的一个妹妹都先后被饥饿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1932年的深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西进川陕，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顶风冒雪，历尽艰辛，翻越了秦岭和大巴山，开路先锋团在红73师王树声师长的指挥下，12月18日一举攻占了通江北部边界的入川门户两河口。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夺取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中旬，红军来到距通江县城170余里的板桥乡。红军的到来，使何正文感到十分新奇，他看到红军不打人，不骂人，一个个和蔼可亲，给穷人分发衣物和粮食，帮助穷人担水、劈柴和干一些杂活，在地主的墙院上还张贴着红军“打富济贫”的标语，短短两天时间，就使这个穷苦的山乡欢腾起来。何正文从来没有见到过红军，他过去所看到的是无恶不作的川军。“红军到底是什么队伍？怎么对穷人这样好呢？”这使何正文感到不解，他思考着，寻求着解答心中疑问的答案。
一天，何正文看到板桥口一座土地庙门前的小平坝上站着四五个身背驳壳枪的红军，围着一个胸前挎望远镜的红军在那里东张西望，指指划划，何正文跑了过去，好奇地看着这几位红军。那个挎望远镜的红军发现了何正文，就主动走到他跟前，亲热地问：“小兄弟，家住哪？今年多大了？”何正文见到这位红军面带笑容，说话和气，开始的拘束感早就无影无踪了。他指了指身后的板桥口说：“就住在小坝子的边头。我今年15岁了。”“喔，我比你大12岁，该是你大哥了！”说完，这位红军就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这位红军大哥又与何正文拉开了家常，问他家里有几口人，念过书没有，还与他开了几句玩笑，真好像是何正文的亲近大哥似的。这时，何正文终于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红军是什么队伍？打不打有钱人？”这位红军大哥听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凝视着眼前这位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少年，拉着他冰冷的手深情地说：“小兄弟，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在苦水中泡大的何正文听后，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后来他才知道，这位红军大哥就是红73师王树声师长。
这天夜里，何正文失眠了。白天的情景使这位15岁的少年激动不已，红军的所作所为，使他真正看到了自己的队伍，使他早已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种子发芽了，他决心跟着红军走，为受苦人谋一条生路。寒风透过破损的门窗阵阵袭来，热血在这位少年的周身沸腾。第二天，何正文毅然参加了红军在当地组织的游击队，不久就正式编入了王树声指挥的红73师独立营。
红军占领了板桥乡后，继而解放了通江县城。1933年1月，国民党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会同军阀杨森、刘存厚，以38个团、约6万人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三路围攻”。敌人的兵力是红军的三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坚决执行了徐向前总指挥提出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逐步收紧阵地，步步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进行阻击、袭击，适时反击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敌人的“三路围攻”节节受挫，连遭打击，伤亡逾万，士气十分低落。5月上旬，敌主力左路纵队由原25个团减少到13个团，进至空山坝地区；右路纵队的8个团，于5月14日抢占了竹峪关。5月17日，红四方面军首长在空山坝的总部驻地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举行反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决定首先歼灭竹峪关之敌，以解除右翼威胁，尔后集中兵力歼灭进入空山坝地区之敌。红73师的任务是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阵地，抗敌攻击，伺机由正面发起进攻。
何正文经过几个月的大小战斗，已是一名较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了，他被提升为师独立营班长。他们坚守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只有一沟之隔。他和全班战士昼夜不停地挖战壕、修工事，并利用夜暗多次袭扰敌人，有时消灭敌人一个排，有时消灭敌人一个班。为了掌握敌情，有一次他同两名战士乘雨夜出袭，抓回了一名俘虏。
5月18日，敌人发起猛攻。当时，红军物资、弹药奇缺，每人只有半斤炒面，大部分是用竹笋充饥，何正文手中仅有的三颗子弹还是他参加同当地国民党民团作战时缴获的。他在阵地上摆满了石头，战斗打响后，他先是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了，他跃出战壕，挥舞大刀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由于他年小力弱，在拼杀中有好几次都是指导员邱立才和老红军战士从敌人的刺刀下把他救出来，仅有的三颗子弹，即使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他一颗也没有舍得打。真可谓爱弹如命，视死如归！就这样，何正文与战友们在战斗极其残酷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三天四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攻击，没有丢失一寸阵地。
5月20日，红73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冒雨穿过空山坝西北的深山密林，插入敌之左侧，歼敌一部，抢占了有利地形。翌日拂晓，师主力发起攻击，何正文与战友们如同离弦的利箭向当面之敌扑去。他平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入敌人阵地，一连捅倒三名敌人，带领全班冲到了敌人一个连指挥所，对一名敌军官高声喊道：“缴枪不杀！红军宽待俘虏！”这名敌军官还没有看清何正文，就扔下手里的武器，忙说：“官长，请不要开枪，我们投降。”可他哪里知道，这位“官长”不过是一名十几岁的红军战士，身上只有三颗子弹。红73师在王树声师长的指挥下，激战至24日，敌左路纵队的7个团，击溃其6个团，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5000余人。经受战斗洗礼的何正文，越战越猛，饥渴、寒冷、劳累他全然不顾，随主力继续扩大战果，奔袭40里山路，向逃往广元方向之敌追击。6月10日，红73师王树声师长指挥217团的两个连，仅以轻伤两人的代价，夜袭并攻占了地形险要的华盖山，歼敌百余人。6月12日，红73师向旺苍坝发起攻击，歼敌29军的一个旅大部，一举攻占了旺苍坝。随后，又迅速向广元发起攻击。此次追击战斗，红73师俘敌6000余人。红四方面军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反“三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由于何正文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战绩显著，被提升为师独立营排长。
6月底，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在旺苍县木门场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停止由于张国焘造成的部队内部错误的“肃反”。会议还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何正文所在的73师，扩编为第31军，王树声任军长，张广才为政委。何正文任该军92师276团排长。8月，何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月，他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转为党员的这一天，何正文心情十分激动，是党把他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为一名红军排长，是党教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他兴奋地举起左手向党旗庄严宣誓：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不回头。从此，鲜红的党旗下，又多了一名赤胆忠心的无畏战士。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何正文参加了反击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同何正文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指导员邱立才同志牺牲了，何正文也负了伤。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红92师276团在师长陈友寿、政委叶成焕的指挥下，向敌29军的一个团占据的苍溪县境内的运陡山阵地发起了夜袭战。何正文所在连队担任了这次夜袭战斗的主攻，战斗于午夜打响，他和连指导员邱立才带领两个排的兵力，在火力掩护下，从翼侧迅速向敌前沿阵地冲击，首先攻上了敌人阵地，打开了突破口。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向纵深攻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何正文的右脚。由于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加之流血过多，再也支持不住而昏了过去。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指导员邱立才同志已经牺牲了。邱立才是何正文的转党介绍人之一，是他领着何正文在党旗下宣誓，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他与何正文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何正文强忍悲痛，怀着满腔仇恨，挣扎着站起来向敌人冲去，可是没冲几步他又昏倒在地上。是战友们把他从阵地上救了下来。何正文的伤口染上了敌人洒下的毒剂，腿肿得很厉害，他被送进了木门镇红军医院治疗。红军的医疗条件很差，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痊愈就焦急地返回了部队，被留在军司令部手枪3连任排长。
这次反“六路围攻”战役，红四方面军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但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先后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进一步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0个月的反击作战，使何正文懂得了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艰难困苦中战胜强敌，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有一大批像邱立才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也是因为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这个时期的何正文，并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的朴素的阶级觉悟和投身于革命的真挚感情，是他成为有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基础。
1935年3月，任红31军司令部手枪营排长的何正文，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发起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这次渡江战役中，他带着尚未痊愈的伤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精神，随31军主力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迅速攻占了四川军阀刘汉雄的险要阵地火烧寺。随即在王树声军长的指挥下，红31军一举抢占了四川另一军阀邓锡侯的江防要地剑门关。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张国焘看不到这次战役的胜利给红军带来的新变化，借口与红一方面军在川西南会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的中坝、江油、青川、平武等县转移。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1935年6月13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的懋功、达维胜利会师。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两军会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遵照这个决定，两军主力组成了左、右两路纵队，并肩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7月中旬，红四方面军31军和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各一部兵力，攻占了毛儿盖。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精神，决定红一方面军5军团、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31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红一方面军1军团、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在毛儿盖会议上虽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会后却提出了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致使左路军广大指战员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何正文经历了这次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给红军带来重大损失的全过程。
7月下旬，何正文所在的红31军司令部手枪营3连，在参谋主任陈增联的带领下攻占茂县后，突破岷江，经黑水、壤口、查理寺，向阿坝开进。从壤口到阿坝要经过茫茫的水草地，那里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更是变化无常，忽儿风雪冰雹，忽儿浓雾弥漫，忽儿狂风骤起，忽儿暴雨倾注。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表面十分松软，稍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去，就再也起不来了。红军地形生疏，没有粮食，没有被服，没有药品，野菜、树皮、草根、皮带、皮包、枪背带等都成了红军战士充饥的食物，身患疟疾的何正文在跋涉途中，身上忽儿发冷，忽儿发热，阴沉沉的天空飘着雪花，寒风阵阵袭人，大粒大粒的虚汗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淌，浸透了他身上破旧的单衣和他那顶红军八角帽，他强忍着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他带领手枪营一个排，在军参谋主任陈增联同志的指挥下，担负着掩护军部机关安全转移和收容伤病员、掉队人员的任务。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红军进行前堵后追，当地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与国民党特务及散兵游勇相勾结，也不断地袭扰红军。何正文与战友们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的骑兵周旋，有时一天要与敌人交火三四次。在一次战斗中，参谋主任陈增联的警卫员牺牲了，骑骡也被打死了，何正文就把排里的一匹马调给了陈增联骑用。红军精疲力竭，战斗力很弱，但是，一发现敌人，饥渴、寒冷、病痛都忘了，每个红军战士想的都是“引开敌人，保证军直机关的后方安全”。何正文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率领全排对敌人的袭扰采取声东击西和麻雀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引开敌人，保证了军部机关的后方安全。
8月下旬，部队进至阿坝以北的噶曲河边。这时，张国焘为了达到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另立中央的目的，以河水上涨为由，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和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何正文所在的红31军随左路军先头纵队，再次跋涉四野茫茫、渺无人烟的草地。广大指战员饥寒交迫，许多红军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却陷进了沼泽泥潭或倒在冰雹下。走过草地后，红31军南下松岗、达维，翻越夹金山，相继夺取了宝兴、芦山、天全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方向进攻，于1935年11月参加了徐向前指挥的百丈关决战。这一仗，红四方面军苦战一个昼夜，歼敌1.5万余人，红军本身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战后，何正文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军事指挥连学习，任排长。
经过磨难的左路军广大指战员，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共中央的阴谋，纷纷要求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红军大学在刘伯承的率领下，随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2月再次翻越山高坡陡、气候寒冷、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500米，地势复杂，气候变化无常，上午9时以后，狂风呼啸，有时冰雹倾注，有时大雪纷飞，红军战士为了赶在上午9时以前翻过隘口，不得不在夜晚顶着刺骨的寒风登山。由于红军物质条件缺乏，长期艰苦征战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指战员们的体力消耗过大，许多红军战士带着疾病、伤痛行军，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有的掉进了覆盖积雪的山沟，有的被冻死、饿死在雪山上。何正文身负重荷举步艰难，他强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地攀登着，刚刚翻过隘口，他的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黑昏倒在雪坑里，当他苏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被指导员胥光义和几个战友抬着下山。阶级兄弟的心紧紧地与何正文的心贴在一起，战友的体温似一股暖流传遍了何正文的全身，使他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湿润了战友的肩头。何正文的体力稍微得到了恢复，在战友的搀扶下翻过了夹金山。
何正文随部队于2月下旬进至丹巴。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党岭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当地藏族群众的心目中，党岭山就好像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为了征服党岭山，何正文与战友们准备了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每人还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和一些辣椒、生姜、绳索、铁锹等。头天下午他们便出发了，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半山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始爬山了。越往山顶爬，越感到头重脚轻，呼吸困难，何正文与战友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往山顶挪，许多红军战士的衣服结了冰，眉毛、胡子也都结满了冰霜，还有的同志被冻僵在雪地里，长眠在党岭山上。在下山的途中，指导员胥光义由于过度疲劳，不慎陷进雪坑里，再也没有力量爬上来了。何正文带领几名学员从雪坑里救出胥光义，搀扶着他继续下山，阶级兄弟的心再一次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这两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生与死的搏斗中所迸发出的阶级情谊，不愧是人和人之间最真挚、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了。红军正是将这种感情，化作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2月底，何正文随红大进至道孚，3月15日攻占炉霍，进行了短期整训，4月初部队继续乘胜前进。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6月底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同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第三次跋涉数百里茫茫草地。这次穿行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更远，时间更长，经历的困难更加严重。指战员们所带的干粮不足沿途食用，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来充饥，渴望着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走上抗日前线。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鼓舞着何正文与他的战友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英雄气概，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大自然带来的重重困难，艰苦跋涉一个多月，经阿坝、班佑，于8月初到达包座。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后继续北进，经腊子口，翻越岷山，过哈达铺、岷县，于10月9日到达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若干年后，何正文与胥光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心情仍然无比激动。有一次，何正文到某团视察工作，发现官兵关系存在着一些问题，他向这个团的领导讲述了这段历史故事，并嘱咐说：“要用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干部，教育部队，把干部战士拧成一股绳。”
在长征的路上，何正文领受了红大校长刘伯承的教诲。刘伯承专门听取了他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汇报，教导他要重视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跃党内的民主生活。他在担任红大军事指挥连党支部书记期间，工作开展得很有起色，刘伯承校长亲临他所在的连队检查工作，对于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在阿坝，何正文还结识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并和朱总司令一起打过篮球。朱总司令的艰苦生活、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深深地留在了他的心中。他先后担任了红大指挥连排长、青年连连长。长征胜利后，红大的指挥连、政治连、青年连、特种连等，于1936年12月与红大三分校在庆阳会合了，改为红军庆阳步兵学校，何正文担任了步校的连长兼军事教员。
作为红军长征战斗行列中的一员，何正文把长征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最有价值的一段战斗经历。他从长征中常常感受到，人的理想一旦确立，人的精神一旦唤起，将会产生无敌的威力。这也是他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而终身不悔的信念之源泉，力量之源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1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红军庆阳步校改编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因部队刚刚整编，红军的八角帽换成了佩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何正文同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新军帽已换了好几天，可何正文仍旧戴着红军的八角帽。庆阳步校政委袁国平知道何正文思想上不痛快，就耐心地开导他说：“当前国家危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抗战，只要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换顶帽子又能算得上什么呢？”袁国平还给他讲了彭德怀带头换帽子的故事，这使何正文深受教育。
1937年8月1日，何正文从庆阳步校毕业后，留校编入干部队，从韩城渡过黄河，在侯马乘火车沿同蒲铁路到河边村下车，尔后徒步行至随营学校所在地五台县的苏子坡。不久，何正文奉调给129师徐向前副师长当参谋。当时，徐向前指挥阎锡山部的两个师抗击日军，保卫忻州、太原。但阎锡山抗日是假，保存实力是真，不久就将抗击日军的两个师撤回。何正文跟随徐向前回到了八路军129师。在这期间，他从徐向前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领略了徐向前高超的指挥艺术。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根据毛泽东关于“129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政训处），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儿镇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抽调大批有指挥作战经验、能独当一面的干部和部分兵力，在晋东南各县建立游击纵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何正文担任了榆社县自卫游击纵队大队长，在同蒲、正太铁路沿线的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等县，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榆社县各村的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反动武装，挑拨群众与八路军的关系，千方百计刁难和破坏八路军筹粮、筹款和扩兵工作，何正文带领游击大队深入群众，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宣传到哪里，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而对于那些与八路军作对的“维持会”和汉奸则给予了坚决的打击。群众看到了有八路军撑腰，打消了顾虑，积极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何正文还率领游击大队帮助各区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很快打开了榆社县的抗日局面。12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从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出动2000余人，兵分六路，对129师主力实施围攻。何正文指挥游击大队寻找有利时机，采取避实击虚、出敌不意等战术，与敌周旋，抓住一小股敌人，就狠打一下，敌人来势凶猛，就骚扰、迟滞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的772团。由于游击队的不断袭扰，日军捕捉不到129师主力，加之地形生疏，遂全部撤回。
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129师政委，张浩回延安养病。从这时起，何正文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和领导下，进行战斗和工作。同年4月初，侵华日军华北第1军集中兵力3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兵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次战役中，何正文指挥榆社游击大队，阻击由祁县、太谷出犯之敌。他积极寻找战机，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侧击敌开进纵队，阻敌于东、西固城地区，为师主力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他带领游击大队配合师主力回转武乡以东长乐村一带，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歼灭长乐村以西被围之敌。整个战役历时23天，129师及各县游击大队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长乐村战斗中，何正文在红93师时的老政委、改编后任772团团长的叶成焕同志，不幸光荣牺牲。
同年7月，何正文奉命调回129师工作。他途经师部驻地黎城时，刘伯承师长知道了，找他去谈话。何正文指挥的榆社游击大队打了一些漂亮仗，刘师长已有所耳闻，但何正文改名为“何化一”，刘师长却不知道。在谈话中，刘师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问他：“你不是叫何正文吗？怎么叫何化一呢？”何正文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当兵打仗嘛，要‘文’干什么，就改了。”刘师长先是风趣地说：“人的名字是个代号，便于记忆嘛！我叫刘伯承是个代号，你叫何正文也是个代号，你改它干啥子嘛！”几句话把比较紧张的何正文给逗笑了。接着，刘师长便十分认真地同何正文谈起了学习文化的问题。他说：“工农干部必须重视文化学习。没有文化怎么拟制战斗文书呀？怎么看地图呀？决不可轻视文化。军队如果没有文化那就是愚蠢的军队，干部如果没有文化那就是愚蠢的干部。没有文化是干不好革命的。”刘师长的一番话，说得何正文心里热乎乎的。刘师长告诉何正文：“掌握了文化知识，就等于掌握了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军事、政治、科学知识的大门。”他要求何正文要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本书。从此，何正文把学习文化与干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不论战斗多么紧张，不论环境多么艰苦，他总要挤出时间学习文化。寒冬腊月，夜幕降临时，只要情况许可，他就借着炉火的亮光学习。刘师长要求的三本书，他都想办法找来读了。后来，刘师长多次找他谈话，每一次都要询问他学习文化的情况，还要求他“必须写毛笔字，而且要写正楷”。于是，何正文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战斗间隙，一有空就练习写毛笔字，有时没有笔墨，他就在地上练习。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情凝笔端尽兴游。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何正文努力实践刘伯承师长的教导，从来没有停歇过，每当他拿起毛笔，刘伯承师长教导他学习文化的情景就萦绕在脑际，刘师长的音容笑貌镌刻在他的心中。
1938年7月至1941年1月，何正文先后任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连长、副营长兼军事主任教员、营长、师部骑兵团参谋长、随营学校训练科长、385旅司令部作训股长等职。这段时间，何正文在刻苦学习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尤其是他在随营学校党委和校首长的领导下，为129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基层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参谋人员，他自己也在不断的教学和实践中，思想、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较大提高。1940年7月1日，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党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38年11月，何正文奉命调任129师骑兵团参谋长，当时他组织上服从了，可思想上还不太通。刘伯承师长察觉后，便找他去谈话。一见面，刘师长就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不愿做参谋工作，是不是？”何正文诚实地点了点头。刘师长用深沉的语调说：“参谋工作很重要，可不能轻视啊！轻视参谋工作是军阀思想在作怪。”刘师长又说：“参谋工作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专业知识，学问深得很呀！不懂得参谋工作，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这次，刘师长与何正文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既有严肃的批评，又有耐心的开导，使何正文的思想开窍了，他向刘师长表示，一定要把参谋工作做好。1939年1月，何正文随129师李达参谋长，参加了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在屯留县某村召开的八路军参谋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权副参谋长详细地论述了参谋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参谋人员要任劳任怨，要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品德，有功归党委和军政首长，有过参谋人员要勇于承当。”左权还强调说：“参谋人员还要做活字典，要能参善谋，亲自动手。参谋人员应该具有本级首长的水平，或高一些的水平。”这是何正文第一次参加参谋长工作会议，对他的教育非常深刻。在他以后任各级参谋长期间，始终遵照刘伯承和左权两位首长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十分努力。他还经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教育参谋人员，不断地把自己做参谋工作的经验传授给参谋人员，使司令部的工作就像一部机器，运转得很润滑，很灵敏。正如许多熟悉他的老首长、老战友所说：太行山区有四位出类拔萃的参谋，何正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0年8月至11月，何正文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1年5月，何正文调任129师385旅769团参谋长。同年8月，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为了粉碎敌人的秋季大“扫荡”，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决定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769团担负攻打伪“剿共第二路军”司令高德林的老巢公司窑。这是敌防御体系的中心，四周有三王村、申庄、秦庄、毛村等防御要点。任务明确后，何正文跟随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带领参谋人员赴现地勘察地形，搜集兵要地志，及时地向团党委提出了作战决心的建议。在作战会议上，何正文详细地介绍了上级意图、敌我兵力对比和地形条件等，并就本团的决心方案作了说明。会后他又带领各营长到实地进一步明确任务，组织协同，并派遣侦察人员深入敌后进行侦察，掌握了大量的可靠情况，从而使本团的作战决心不断完善。战斗于31日午夜打响，何正文和营长张效义、教导员张天恕指挥第2营担任攻打公司窑外围的敌防御要点申庄。在部队向申庄逼近时，他随主攻连跟进，从敌人防御最强的申庄东北角突破，迅速占领了大半个村子，把敌人压缩到村西南的一个炮楼内。炮楼四周是一片开阔地，敌人设有铁丝网、壕沟、雷场等障碍，攻击分队很难接近，当时又没有重火器，一时拿不下来。何正文与营长张效义研究后，决定部队一面进行土工作业，一面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在第2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的瓦解下，炮楼里的守敌投降了。此时，攻打公司窑的第2、3营，攻占了高德林的一、二矿和兵工厂。经一天一夜激战，769团全歼了公司窑及其申庄要点的守敌。这一仗，对实现上级“中心开花，各个击破”的决心，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邢、沙、永战役胜利了，但何正文并没有感到轻松，他作为团参谋长，要把这次作战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写出来，这对于今后的作战很有指导意义。何正文由于平时就对学习文化和军事十分刻苦，这次他熬了两个通宵，写出了《攻坚作战的几点经验》一文，八路军《前线》杂志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这对第一次写文章的何正文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以后，他每打完一仗，都要把战斗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写出来，并认真组织参谋人员进行战斗总结和学习。
1942年春，何正文所在的769团参加了粉碎日军向太行根据地的“扫荡”后，于三四月间，对占据翼城、浮山的国民党阎锡山部第61军的进攻，进行了自卫还击，经两天激战，击退了阎军进攻，收复了被其抢占的翼城、浮山地区。5月中旬，日军第1军为了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主力，并策应其方面军在冀中区的大“扫荡”，以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术，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在这次战役中，769团抽出一个营随129师师部向太行山南部转移，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参谋长何正文带领两个营的兵力进至桐浴、南崖铺之间地区，这时正遇见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左权问道：“谁的部队？”团长郑国仲立即答道：“769团。”左权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正在转移，你们要掩护。”这样，769团就留下来参加了十字岭、南崖铺战斗。24日，日军完成了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武军寺、桐浴、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翌日，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南艾铺和十字岭为目标发起围攻。769团营长李德生带领一个营的兵力于十字岭南侧掩护左权副参谋长在漳河指挥作战。这时，何正文在十字岭上，疟疾病又复发，总部保卫部长过来对他说：彭总在河边指挥作战，彭总不上来你不能走。为了确保彭总安全，何正文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到南艾铺，指挥部队抗击数十倍的敌人，并三次派人去催彭总转移到安全地带指挥。他的警卫员、马夫都先后牺牲了。在战斗异常艰苦、激烈的时刻，他到前沿阵地与战士们共同作战，他对战士们说：“多顶住一分钟，总部转移就多一分保障。”南艾铺的坚守分队在他的带领下，打得十分顽强，战至下午4时许，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已基本上转移了，但彭德怀副总司令还在河滩指挥冀中部队作战。这时，何正文带领部分兵力开始同日军转山头，吸引日军火力，有时与日军只相距百米，甚至几十米，同日军周旋了13个山头，又撤至十字岭阻击日军，掩护和接送彭德怀、罗瑞卿西撤以及最后一批总部人员转移。日军从两翼围攻十字岭，情况十分危急，何正文带领阻击分队，在左权副参谋长的指挥下，边打边撤，顽强抗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终于冲出了日军的重围。但是，正当队伍冲破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几发炮弹打来，落在了指挥所的位置，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参谋人员的光辉典范、何正文崇敬的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英勇牺牲了。当天夜晚，何正文的心情十分悲痛，他路过彭总住地时，彭总把他叫进屋里，对他说：“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左权同志的牺牲对八路军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为左权同志报仇。”这时彭总还没有吃饭，问到何正文也没有吃饭，就做了一碗面条叫他吃，可彭总自己却不吃。此时此刻，何正文怎么也吃不下，他眼含泪水告辞彭总回部队去了。在后来的艰苦征战中，左权那种“太行山压顶不动摇”的英雄气概，始终激励着何正文，是他全力效仿的楷模。为了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冲出日军重围后，何正文带领769团3连，于5月31日，在民兵的配合下，设伏于辽县东南的苏亭镇，歼灭日军运输队140余人，我仅亡一人、伤二人。伏击战的胜利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报表扬。6月中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巧妙地从敌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这次反“扫荡”作战共歼日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军消灭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统率机关的企图，坚持和巩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何正文调任太行军区2分区参谋长。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规定的“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深入边沿地区和敌占区，广泛宣传与动员群众，开展争取和瓦解伪军的斗争。他全力协助曾绍山司令员指挥所属部队在正太铁路沿线，伏击、阻击敌人，并袭入太谷县城，消灭守敌150余人。9月，何正文调任太行5分区参谋长，分区司令员韦杰已去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作战和工作都落在了何正文一人身上。1944年4月，太行5分区、7分区发起了林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何正文指挥5分区主力拔除了林县至水冶公路两侧的伪军据点，切断了林水交通要道，使城内伪军补给断绝。4月14日，与7分区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占了林县城，共歼敌900余人。9月，驻安阳日军向林县以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经三昼夜激战，5分区的部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作战结束后，何正文写了《林北反“扫荡”经验总结》一文，太行《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10月25日，太行军区在黎城南温泉召开的杀敌庆功大会上，何正文同分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受到了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李雪峰政委的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