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谭善和刚刚检查完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新建的甘孜飞机场，就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他为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司令员兼东北军区工兵司令员。他匆匆交代了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的工作，乘军区的专机飞抵北京。在北京，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中南海召见了谭善和，当面向他交代任务说：“你这次去，兼管志愿军和东北军区工兵的工作，担子很重，要特别注意与作战部队和其他兵种密切配合，搞好协同作战。”
在沈阳，谭善和处理了东北军区工兵的一些急务，于1952年4月渡过鸭绿江入朝。
志愿军工兵指挥所的职责是指导志愿军全军的工程保障工作，并指挥直辖的12个工兵团承担交通工程保障和战斗工程保障任务。谭善和到职后，首先深入部队和前线调查研究，在认真领会志愿军首长意图和仔细分析敌情我情的基础上，制订了志愿军全军的工程保障方案，作出了在近期内集中精力完善坑道和保障道路的决策。
坑道是前线指战员在实战中逐渐摸索创造出来的，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邓华代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都曾肯定坑道对我军防御作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力推广，将坑道建设成能打、能生活、能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寒、防火的完整体系。谭善和到任时，各部队构筑的坑道已初具规模，但还不够完善，真正达到要求的还不多。仅1952年3月上旬至4月上旬，敌机敌炮就炸毁我方坑道42处，造成我军伤亡236名。谭善和领导工兵指挥所认真总结前线构筑坑道的经验教训，制订出《坑道战术技术要求的规格标准》。此标准很快就被志愿军司令部在全军部队中推广，工兵指挥所还组织技术力量根据各防区地段的地形及敌人火力的威力，帮助部队设计坑道阵地的改造方案，并开办坑道构筑示范班，培训挖坑道的技术骨干。构筑和改造坑道需要的工具和器材，也由工兵指挥所筹集分发。在工兵和步兵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到了1952年的九十月间，坚守“三八线”的志愿军第一梯队六个军的坑道陆续告竣，总计有坑道600公里，交通壕1000公里、工事掩体二万个，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横贯整个“三八线”和东西海岸。这个阵地体系在战斗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既能掩护部队进行防御战，又能提供依托供部队施行进攻战，使志愿军得以用劣势装备与掌握制空权、制海权、装备高度现代化的敌军对垒。构筑坑道以前，敌人每发射40至60发炮弹即可杀伤我军一人，坑道完善以后，敌人需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我军一人。
在保障道路方面，谭善和要求各工兵团首先要全力保证通车，敌人随炸我们随修，一旦有了余力能腾出手来，必须马上进行改善路况、加宽路幅、减小坡度、拉直弯道等工作，关键地段要加修备用公路、增设防敌轰炸的汽车待蔽所。修桥部队要加修多种式样的备用桥梁，在重要渡口同时架设高水位桥、低水位桥、水面下桥、水下便道，有条件的还要加修迷惑敌机的伪装桥。短短几个月时间，各工兵团即新修公路八条，整修、加宽公路566公里，架设桥梁47座。各团还普遍配备了对空监视哨和负责排除定时、延时炸弹的技术人员。这些有力的措施，使美军“绞杀”、“窒息”交通线的企图落空，志愿军满载作战物资的汽车仍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车辆损失率由30%减至6%。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1952年9月，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敌人的局部进攻，发起了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主要打击敌人的连排支撑点。谭善和在工兵指挥所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作了《战役反击工程保障问题》的报告，要求参战的工兵部队、分队及时开辟通路，迅速排除敌人的地雷、定时炸弹和其他障碍物，攻占敌人阵地后立即改造和构筑工事，使新占阵地得以巩固，转变为我军的阵地防御体系。各工兵部队、分队认真贯彻这些措施，在历时44天的作战中，保障作战部队歼敌2.7万人。
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战役中，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和航空兵突击，使我方道路和工事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从529兵站到五圣山一段3.5公里的山路，敌人终日轰炸炮击，号称“死亡地带”，我军运输人员靠人力扛运物资上送，虽尽最大努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仍无法满足前沿部队的需要。
谭善和向志愿军首长请战，提出由工兵部队抢修一条避开敌炮火的公路，得到批准后，他即令工兵22团1营昼夜兼程开进至上甘岭战区抢修公路。1营冒着敌机敌炮的轰炸和射击，开山劈崖，运土垫石，全营平均每人每天挖填土石方达7立方米之多，终于筑成了一条可供汽车并行的盘山公路，使运送到前沿的作战物资大大增加，有力地支持了坚守上甘岭的部队。上甘岭战役结束后，15军的一位师长来到工兵22团1营，带头高呼：“工兵万岁！”
11月，敌人企图利用海空优势，在朝鲜的东西海岸实施两栖进攻，重温两年前仁川登陆的美梦。针对这一情况，志愿军首长决定进一步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防御工事，同时加固“三八线”正面的防御工事。谭善和组织领导工兵部队、分队及部分步兵部队共4万余人开展了紧急突击，历时3个月完成了我军工事的钢筋混凝土化和永备化，包括全面加固防御工事在内的大规模反登陆作战准备，使美军无隙可乘，最终未敢采取在我军侧后登陆的军事冒险行动。
1953年2月，局势趋缓，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决定由谭善和担任志愿军归国参观团团长，赴北京参观苏联展览会。这一次祖国之行，谭善和仅用了不到10天，甚至没有与近在东北的夫人邵言屏及4个幼小的孩子见一见，就急着返回朝鲜了。
4月30日至5月4日，谭善和参加了志愿军党委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战役，给不愿面对现实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促进停战谈判。谭善和在会上发言表示，希望工兵指挥所所属工兵团能够直接参战，担负战斗工程保障任务。邓华代司令员肯定了他的意见。
会后，谭善和领导工兵指挥所拟制了工兵的战役保障计划，主持召开了各军工兵主任会议，还派出干部到参战工兵部队检查指导工作。5月13日，夏季战役打响。工兵指挥所所属的工兵3团、4团、10团、12团、14团、18团、22团的8个营以及军、师属工兵的14个营直接参战，另有工兵指挥所所属的19个工兵营担负抢修公路和桥梁的任务。
进攻发起前，各主攻部队的工兵分队在进攻突破口附近选择隐蔽并较易接敌的地区构筑了大量掩体、屯兵洞；攻占敌人阵地后，又马上改建工事防止敌人反扑，有效地减少了步兵的伤亡。20兵团攻克敌月峰山、梨实洞地区后，配属的工兵部队在步兵协同下抢修、改建坑道4公里、交通壕17公里，散兵坑、掩蔽部1.3万个。配合炮兵、坦克兵作战的工兵部队，修造简易公路50公里，修建火炮掩体、发射工事、人员掩蔽部2000个。担负保障后方交通线畅通的工兵部队，仅在夏季战役的第三阶段就架桥72座、新建道路61公里，修缮道路452公里。金刚川的岩里渡口是供应干线的要点，每天遭到敌人300多发炮弹的炮击和30多枚炸弹的轰炸。大桥连续七次被炸断，又连续七次被工兵10团1营抢修修复。
在战役进行中，谭善和多次冒着敌机的轰炸赶赴现场，指挥修桥修路，检查指导工作。有时敌人的炮弹就在身边爆炸，他不予理睬，照常指挥。他的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和指挥若定的风度，极大地激励了工兵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夏季战役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亡3.3万人。谭善和率工兵部队为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进攻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为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谭善和接受了率志愿军工兵参加重建朝鲜首都平壤的任务。
战争期间，美军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面积60平方公里的平壤市区。据朝鲜方面统计，仅1952年，美国飞机就向平壤投下了52300枚各式炸弹。在这一年里，平壤的每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承受炸弹871枚。平壤市的建筑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总共82个区中，有74个区完全变成了瓦砾堆，其余8个区，也没有一座完整无损的建筑物存在了。
志愿军工兵承担的平壤建设项目有：大同江铁桥，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平壤市综合医院，中国、苏联、罗马尼亚、越南、蒙古驻朝鲜大使馆馆舍，内阁干部局，祖国统一战线办公楼，中央器材仓库，汽车修理工厂，工业大学，美术大学，经济大学，万景台学院，统计学院，专门建设学校，中央党校宿舍，中央电影馆，牡丹峰剧场，国立艺术剧院等，共30多项工程。其中，连接平壤市中区和东区的大同江铁桥是难度最大的重点工程。
谭善和多次到大同江畔勘察，并与中国、苏联、朝鲜的桥梁专家一起反复探讨，确定了修复大同江铁桥的工程方案。经过7个月的紧张施工，全长620米的大同江铁桥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胜利竣工，节省钢材1000吨，木材5000立方米。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给志愿军工兵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当此在我们共和国人民经济恢复发展，民主首都——平壤市居民的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政治、经济意义的大同江桥恢复，举行竣工典礼之际，我以共和国政府、朝鲜劳动党和我个人的名义，高度赞扬你们在大同江桥恢复工程中发挥的劳动伟勋，并致以深深的祝贺与感谢……你们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勇敢地克服和打开一切困难和障碍，建立非常的劳动伟勋，取得把恢复工程期限缩短一个月的巨大成就，从而再次展现了朝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团结的无穷尽的力量。”
1954年6月30日，在大同江铁桥桥头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参加了典礼，崔庸健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词，谭善和代表志愿军领导机关和志愿军工兵部队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志愿军工兵部队将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将朝鲜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一样’，继续为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而努力奋斗！”半个月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授勋仪式，分别颁给志愿军工兵部队126名模范人物二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和功劳章。
在平壤的其他建设工地上，志愿军工兵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多层建筑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工兵12团一个营仅用半年时间就建成交付使用，受到金日成的表扬。战前拥有500张病床的平壤市综合医院，是朝鲜北半部最大的医院，战争期间被夷为平地。工兵12团一个营用8个月重建起来后，规模比战前扩大3倍，病床增加到2000张。
为尽快全面开展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谭善和指示工兵指挥所政治部及时通报表扬了在重建平壤中表现突出的连队，并发出号召，要求志愿军工兵部队积极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最大的热情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工兵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的热潮，清川江水泥桥、沸流江钢索吊桥、东明渡吊桥、兔山郡女子中学、昌道郡高级中学、泰川水库等建设项目，都出自分驻各地的10个工兵团战士们的双手。
1955年3月底，谭善和奉调归国。在抗美援朝战场3年时间里，他在志愿军首长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率领志愿军工兵部队努力奋斗，完成了各项艰巨的任务，贡献是突出的。临行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朴奉，代表朝鲜政府授予谭善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78年，谭善和作为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员重访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又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
从朝鲜归国后，谭善和出任设在长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高级工程兵学校的学员主要是部队的营连级干部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着重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合同战术和工兵战术。后来，学校又增设政治大队，专门培训工程兵部队中的营团级干部。谭善和从严治校，下功夫抓教学体系和规章制度。与此同时他勤俭办校，带领全校师生投入建校劳动，建设起了设施齐全的教室、实验室、演习场、修理厂，还基本上配置齐了各类教学设备，使学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初具规模。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止，学校为工程兵培养了大批中级军政指挥员及基层军官。
1957年9月，谭善和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先在速成系，后转入基本系。他虽只念过不到一年私塾，文化底子薄，却酷爱学习和读书。早在康藏公路的工地上，他就在煤油灯下坚持读书，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日记；在朝鲜前线，他每天都在紧张工作之后苦学到深夜。秘书劝他注意身体早点休息，他自问自答地说：“工程兵是什么？工程兵是力学、土壤学、气象学、机械学多种科学的总和。要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兵指挥员，不懂得科学，尤其不懂得数学能行吗？”说罢又埋头演算代数题了。回国出任高级工程兵学校的校长后，他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干脆拜学校的一位文化教员为师，系统地学习物理和化学知识。如今得到离职深造的机会，他更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投入了学习。他不喜欢跳舞，也没有下棋、打牌、钓鱼的嗜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在高等军事学院刻苦学习的两年，他的理论水平、军事指挥素质和领导能力都有新的提高，这对于他日后担任多兵种和大军区的领导工作颇有助益。
1960年8月，谭善和自高等军事学院毕业，留在北京任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两年后升任参谋长，在参谋长任上干到1966年初。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勇挑重担，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任务艰巨他就到哪里去。
中印边界反击战前夕，他奉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命，登上新疆西藏交界处的喀喇昆仑山，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踏勘中印边界西段的边防阵地，还组织两个工兵团进行了战前的紧急集训。回京后，他受到罗总长的表扬。罗总长说：“这是将军登山，如果我是体委主任，就授给你一枚登山奖章。”
1964年6月，谭善和组织指挥了工程兵部队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的军事技术表演。汇报表演在京郊十三陵水库进行，共有抗登陆、遥控爆破操纵地雷场、对空抛射手榴弹、防空降等12个项目。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党、政府、军队的领导同志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宋任穷、刘澜涛等观看了汇报表演。这次汇报表演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
谭善和还参与了特种工程建设、指挥防护工程建设、设防工程施工、全军工程兵大比武、选派工程兵部队抗美援越等项工作的组织与实施。由于常年在基层、工地、训练场奔波，配给他的专车在一年内竟跑坏了两台。叶剑英元帅后来得知了这个情况，赞扬说：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年跑坏两台车的干部！
1966年3月，谭善和被提升为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由许光达任团长，谭善和任副团长。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与阿人民军进行了友好交流。
回国不久，谭善和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先是因“推行贺（龙）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单纯军事观点”、“用业务冲击政治”等罪名被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后被逐到河南某部队农场“劳动改造”，在战士监督下放牛。所幸他幼年在家乡放过牛，几十年后重操旧业并不感到生疏。他放的牛膘肥体壮，得到战士们的好评。
直到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谭善和才获得“解放”。1972年他获准回到北京，首先去看望的就是被迫害致死的老首长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
1973年12月，谭善和终于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与苏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五个国家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文化大革命”以前，王震、王恩茂先后主持新疆自治区和军区的工作，在17年的时间里正确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工、农、牧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军队和地方的工作都面临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
按军区党委的分工，谭善和主管后勤工作和天山公路、南疆铁路的建设。谭善和除处理后勤方面的日常工作外，为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付出了大量心血。
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是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修建的，1974年动工，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战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谭善和亲赴天山腹地，组织基建工程兵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军区部队共三万余人进驻施工现场。天山公路有一半多里程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通过，沿途要翻越三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冰达坂，还要通过因勘测设计人员无法实地测量，只得用虚线在图纸上表示线路位置的“飞线区”，地质情况的复杂，施工条件的艰难，在我国公路建筑史上都属罕见。南疆铁路沿线有险山峻岭、泥石流、冰积垄地段，地质条件也十分复杂。
谭善和又像当年修筑康藏公路时那样，把困难大、问题多的地段当作自己的工作重点。他多次登上终年积雪的哈希勒根达坂，多次亲临塌方区和泥石流区，帮助部队落实施工方案，解决实际困难，鼓励战士们以苦为荣。1979年，全长567公里的南疆铁路完成铺轨；1983年，全长562公里的天山公路建成通车。谭善和在“两路”初建的两年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工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974年，自治区工交系统问题成堆，陷于半停产状态。谭善和受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杨勇委托，协助自治区党委对工交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同年新疆南部的和田等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煽动动乱造成恶果，数百万维吾尔族人民面临断粮的威胁。在这紧急关头，谭善和受命组织了大规模的陆、空联合运输行动，指挥军区的两个汽车团、自治区的四个运输公司共2000多辆汽车，以及由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专门从北京派来的两架波音707型飞机，往和田运去了10多万吨粮食、药品和日用品，帮助南疆的灾民渡过了难关。
1975年7月28日，谭善和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军委工程兵司令员。8月30日，中央军委调整了工程兵领导班子，谭善和与新领导班子的成员们共同努力，贯彻执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积极整顿部队，加强教育训练，坚决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当1975年8月，河南省中部和南部遭到特大洪水袭击时，工程兵出动四个舟桥团、两个建筑团，救出受灾群众五万多人。在1976年7月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时，工程兵领导机关派出直属部队1200人携带各种机械器材奔赴灾区救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工程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谭善和作为工程兵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把工程兵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保持着爱跑第一线的老习惯，经常深入基层，到部队、院校、研究所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重视装备科研工作，关心野战工程机械、火箭布雷车、带式舟桥等许多项目的研制进展。他认为要建设高度现代化的工程兵兵种，必须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他为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人民工兵》杂志而积极努力，《人民工兵》复刊后，他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他在忙碌中挤出时间，撰写了《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工程保障若干特点的探讨》、《关于战场工程准备的几个问题》、《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贯彻战略方针的一些认识》等20余篇学术文章，在《军事学术》等刊物发表。
谭善和尽职尽责，不知疲倦地工作，很少想到休息和疗养。连距离北京只有300多公里的旅游胜地北戴河也从未住过。1989年他患病第一次去北戴河疗养时，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惊讶。
谭善和在工程兵前后工作了近30年，为工程兵发展成为我军合成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的专业技术兵种，为工程兵艰苦奋斗、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等传统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77年，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善和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1979年，在中共工程兵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工程兵党委书记；1982年，他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工程兵领导机关改编为总参谋部工程兵部，谭善和拥护中央军委的决策，支持新领导班子的工作，为精简整编方案的实施做出了努力，起到了表率作用。
1983年11月，谭善和被任命为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党内担任军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第二次来到新疆任职，虽已68岁高龄，他的工作精神却不减当年，上任的第二个星期即带领工作组深入边防和基层调查研究，总结出了基层政治工作应当重视的五个问题，撰写了《在改革中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等指导性文章。
针对军区边防部队营房简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自1983年开始进行规模空前的边防建设。谭善和要求投入国防施工的各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做到施工现场，克服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等困难，确保边防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谭善和指出，要特别关心、爱护部队，一定要让战士们吃好、休息好，这也是政治工作。1985年，乌鲁木齐军区的边防建设胜利结束，边防一线连队的营房、道路、通信、生活设施、医疗卫生设备等都有了根本的改观。
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谭善和特别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方面的问题，反复强调要牢牢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以及军队离不开各族人民的思想，始终把增强民族团结摆在首位。
昌吉回族自治州与当地驻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隔阂，时隔多年仍未完全消除怨气。谭善和两次走访昌吉回族自治州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分别找驻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谈心。他主持召开了一个军民交心会，邀请昌吉回族自治州所属七县一市的领导干部和驻军负责同志参加。在会上，他诚恳地说：“团结是新疆的大局，要把边疆保卫好，建设好，需要军民团结奋斗，要向前看，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特别是部队干部，要彻底消除本单位和个人在‘文革’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痛痛快快地向地方同志承认错误、听取批评、接受教训。”谭善和严以律己的态度，使地方的同志深受感动，他们说：“文革’中，地方和军队都是受害者，部队领导同志这么一说，我们心里的怨气全消了。”
1980年，南疆发生的“高旭事件”一度影响了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并遗留下来一些棘手的难题。谭善和到南疆检查工作时，登门看望了当事人的母亲——维吾尔族老大娘坎巴尔汗，会同南疆军区、喀什地区、疏勒县的领导同志反复磋商了处理意见，并指示当事的另一方——军区某汽车团继续与叶城养路总段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终于消除了“高旭事件”造成的积怨，增进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在谭善和任内，曾引起轰动的“高旭事件”于1985年5月依法获得了妥当的处理。
南疆军区12医院主治医生张毓华，扎根边疆28年，满腔热忱地为各族人民解除病痛，受到驻地附近各族群众的爱戴，后因车祸不幸牺牲。谭善和认为张毓华的事迹是难得的民族团结的好教材。在他的关心下，张毓华被树为乌鲁木齐军区的爱民典型。谭善和还在新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号召军区指战员向张毓华学习。他还与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萧全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一同签发命令，追授张毓华“全心全意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好医生”荣誉称号。
198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成立兵团级的新疆军区。谭善和参加了协调小组的工作，为两个大军区合并和原乌鲁木齐军区部队的整编付出了心血。
鉴于自己已年届70，又从军区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谭善和在参加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时，与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信党中央，主动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谭善和等人的请求被批准。同时，会议增选他和55位老同志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6月，谭善和致信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会议，请求不再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委员职务，也得到批准。
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后，谭善和仍时刻关注着党的事业、祖国四化的进程和军队的建设。他不顾年高有病，常常风尘仆仆地前往军队和地方的许多单位考察工作，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建议。他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湘西农村的一些情况》（1986年）、《关于老区茶陵建设的一些意见》（1987年）、《株洲市抓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1987年），均被中央顾问委员会印发；《关于新疆军区边防部队的一些情况和建议》（1988年），则受到军委、总参、总政领导同志的重视，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1987年11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善和继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他与全军800多位老红军战士一起，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正当谭善和继续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的时候，被确诊身患癌症。他没有向病魔屈服，一面治疗，一面尽力多做一些于党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事。
他继续参与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领导工作，并与当年红6军团的几位老战友一起，倡议编纂《红6军团征战记》，以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直到弥留的时刻，他还询问这两部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他动手术切除肿瘤后不久，中顾委发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细读了两遍，要秘书记录上报了他对这个《决定》的补充修改意见。
他与中顾委的孙大光、萧克、陈锡联等26位委员联名致信中央书记处，建议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取消遗体告别仪式，并申明在自己身后不搞这种仪式。此信被中央办公厅转发，1991年10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誉。
他心里记挂着群众信访的事，病中口授回复信访、出具证明材料10余封（份）。他得知当年志愿军参加重建平壤时的一位老技工孙喜武年逾80，生活上有不少困难，心中不安，嘱秘书代笔给孙喜武所居住的丹东市市政府去信，希望他们对这位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的老人给予照顾。
他念念不忘长期工作过的新疆和工程兵部队。1989年9月，他动过手术身体刚刚有所恢复，就回到新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父老，新疆军区的机关、部队告别。1990年9月，他病势已沉重，仍不顾劝阻，强撑着病体观看了总参工程兵部组织的工程兵部队新装备展示和训练汇报表演。
1991年6月22日，谭善和在北京逝世。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遗体火化那一天，仍有700多位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及崇敬他的人闻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行。他是一位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的干将，功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