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诚信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社会对诚信的践诺，是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唐代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并走向强盛的保证。唐代诚信思想与君主的个人素质都有着密切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打造唐代诚信特质的一代帝王。
唐太宗经常跟大臣们在一起谈论诚信，向他们说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讲诚信，要求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和处事的准则。
643年的一天，唐太宗又跟身边的大臣讨论诚信问题。他先讲了孔子的一段话，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而在这三者之中，孔子首先看重诚信。接着，唐太宗结合历史经验教训，阐发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观点。
宰相房玄龄谈了他的体会：仁、义、礼、智、信，这是5条行为规范，违反哪一条都不行。能经常实行，大有好处。商纣王违反这5条，政权为周武王所夺得。项羽不讲诚信，终为刘邦所败。
唐太宗自己在诚信方面不仅很注意以身作则，还能接受大臣们的监督。只要大臣向他提意见，他听了不但不觉得丢面子，还会表扬提意见的大臣。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贪官污吏，他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
唐太宗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大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他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
唐太宗不但没发怒，反而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便欣然接受了这句逆耳的忠言。他还通过这件事，加深了自己的认识。
又有一次，有个大臣给唐太宗出主意：“陛下可以用诈的办法试出忠奸，比如陛下可以佯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直言进谏，不怕冒犯圣上，则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谀逢迎，则是佞人。”
唐太宗对他说：“我要在普天之下实行诚信，不想以诈道教化臣民。你的话我不想采纳。”
唐太宗为何不采纳用诈道清除佞臣的建议呢？他对大臣封德彝说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浊，取决于源头。国君是政治的源头，臣下好比流水。国君自己行诈术，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头混浊，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像他这样做，政令怎能贯彻呢？”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
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哪知尉迟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
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
遭到唐太宗训斥之后，尉迟敬德改变了许多。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有一次，唐太宗要群臣向他提意见，群臣这样说道：“皇上已经没有过失了。”
唐太宗听了这话，就批评他们说：“我有过错，你们应该帮我指出来，好让我改掉这些错误，更好地治理国家。可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大臣们听了，更加佩服皇上了。
唐太宗能比较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一旦发觉自己的做法违背了法律还能认真进行检讨。有一次，有个叫党仁弘的大将，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上百万的钱财。这件事被人告发后，主管司法工作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成死刑。
唐太宗很器重党仁弘，认为他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他。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了大理寺的判决，改成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召到一起，心情沉痛地向大家检讨说：“法律是皇帝按照上天的旨意批准制订的，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因为私念，不守法律，失信于民。我因私念袒护党仁弘，赦免了他的死罪，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有些大臣正想宽慰唐太宗几句，但唐太宗说完以后却当场宣布，为了这件事，他将亲自到京城的南郊去，住草房，吃素食，向上天谢罪3日。
这一下，满朝的大臣都吃惊了，感到唐太宗为这点事，竟然要这样做，太过分了，于是便纷纷跪下劝阻。房玄龄对唐太宗说：“皇帝是一国之主，生杀大权是皇帝掌握的，陛下何必把这件事看得这样重，内疚自贬到这种程度呢？”
唐太宗并没有因为大家的劝说、宽慰而原谅自己。他自责地说：“正因为皇帝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才更应该慎重认真，严格地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呀！而我却没有听从大理寺依法判决的正确意见，反而不顾法律，一意孤行，这怎么能原谅自己呢？”
天快黑了，唐太宗见大家一直跪在地上阻拦，硬是不让他去郊外，便感慨万分地说：“你们不要跪在地上了，快起来吧！我决定暂时不到郊外向上天谢罪了。但是，一定要下诏书，把自己的罪过公布于天下！”说着就毅然拿起笔来，写了一道“罪己诏”。
唐太宗在“罪己诏”中检查说道：
我在处理党仁弘之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赏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唐太宗向大臣们宣读之后，立即下令，将他的“罪己诏”向全国的臣民公布。
[旁注]
房玄龄（579年～648年）。唐代开国宰相，杰出谋臣，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
都督 古代军事长官。兴于三国时期，其后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长官。唐代初期都督为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后以总管府为都督府。唐代都督权轻，虽加使持节之号，并不真正赐节。唐代后各代袭用都督名号，但名号虽同，其职权与组织形式已迥异。
大理寺 古代官署名。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时期始置。唐代由大理寺卿与刑部尚书、侍郎会同御史中丞会审，称“三司使”。后世历代因之，宋代对其改革较大，改京官则为检法官。清代为“大理院”。
罪己诏 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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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执政时期，他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唐王朝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
这是唐代的第一个治世。当时年号为“贞观”，故史称“贞观之治”。它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