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找到什么，我正在和一位伙伴在铁路旁边走。类似我们在自己给自己说话。有时我们说铁路是神秘的，它的神秘就在于它能让人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神秘动感，一切都从远方来，一切又似乎那么朝远方去，就像它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属于路过。有一段日子，我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小孩都常常到铁道边来。我们到那里不为别的，似乎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看火车，后来我们到这里仿佛就是为了捡拾到烟盒、糖纸，或者在那里捡拾到我们没有见过的火柴盒。在一个朴素的年代，这样的一些东西对孩子似乎就不是朴素，甚至某种角度就是梦想，就是一种更实实在在的事物，甚至是一个更具彩色感的神话。
那时候对我们孩子，更多地就生活在一种兴趣里，仿佛因这种兴趣我们几乎时刻都像在寻找什么，又像什么都不寻找，仿佛我们常常就是一种看，一种感受，并这么让我们像处在梦中。比如有时我们在火车没有来的时候，就在铁轨边找烟盒、糖纸，或火柴盒，但当火车过来时，我们又会站在那儿看火车，看坐在里面的人，假如是货车我们就会数它到底挂了多少节车皮。这本身就让我们非常有感觉，最后争论到底是挂了48节，还是51节。有时争着争着假如谁看到和捡拾到一个烟盒或糖纸，或原本什么都不是的小玩意，人们也就不再争论，而是要跑过去看个究竟，看看是什么地方的烟盒，或糖纸。假如是西安本地的，我们都会齐声“噢”一声，捡拾到的人一听，就会马上扔掉，甚至最后流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这时小伙伴们会说，什么眼力。确实假如是当地的烟盒、糖纸，即使它被揉得再小，也极可能被我们一眼认出来，因为单从颜色我们就能看它个八九不离十。
或许就在我到大姐家并从那里最终回西安前，有一次我忽然发现在大姨家的房瓦下有窝麻雀，每天都有老鸟不断给小鸟喂食，有时在老鸟到来时我都能清楚看到有小鸟挤到窝边，并那么张着小嘴。这让我很感兴趣，也让我几次都有想抓它的意思。但大姨夫说，他老了，爬不成梯子了。我说，我自己爬。姨夫说，不行，摔下来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姨夫说还是等你望存哥回来。我心想也只好这样，想着等望存哥回来，我就可以抓一窝鸟了，那样我将它们养起来该多好玩。有时等人是痛苦的，尤其带着某种希望和愿望就更是这样。后来几天我几乎是数着日子在过，那感觉真叫一个慢，仿佛等得我都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近似整个世界都空落落的。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么等过望存，仿佛很大程度他就是一个外人。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似乎觉得他是天下最亲的人。终于，甚至可以说终于的终于，我听到门响，看到他回来了。我很是高兴地迎上去。望存哥看到我这么高兴，说什么事让你今天这样。我说有点事想让你帮我。他说，什么事。我拦在他的车子前面不让他走，问他帮不帮。他说，那要看什么事。我还是不让他走，还是问他帮不帮。他说，不管帮不帮，也要让我先将车子放下再说。听他这么一说，我才让他过去了。等他把车子放好，还没等他将身上的包取下，我就拉住了他的衣服。他说什么事也不能这么急。我说你给我搬梯子。他说搬梯子做什么。我说你别管。那也得等我洗个脸、喝口水。我说，行。也就放开了他。等他一切都停当，我看他安静地坐了下来，就又开始拉他。他说，你先告诉我搬梯子做什么。我这才指着他的头顶，说我要你给我掏那里的鸟窝。他说，那我却做不了。后来我缠得他紧了他说，我害怕，那里有蛇，我不敢。我说不行，就得给我掏。他说，要掏你掏，你只要不怕被蛇咬，我就搬梯子给你。后来他将梯子搬了过来，让我自己上。我上了第二格，他又说，蛇不仅咬，还缠人，到时候别鸟没掏着小手给缠掉了。我说，你胡说。他说，都忘了上次被马蜂蜇的事了，这次还想被蛇再咬一下。我说，咬你的鸭子。他说，你怎么骂人。我说，谁让你不给我掏鸟。
这时大姨让我们吃饭。我顺便说了声，吃你妈的沟子。这时我看到大姨夫也回来了，听到我这话，大姨夫说，怎么小小的骂人。我说，他不给我掏鸟窝。望存说，给你说那里有蛇。大姨夫说，听人说有鸟窝的地方都有蛇，你又不是没看到过，那天蛇是不是从那里掉下来的。这时他又指着梯子对望存说，还不把梯子搬走，等会儿，蛇就沿梯子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还在想那鸟窝，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可是，几十年后，我似乎又发现人还是年轻和小时候好，因为那个时候人一切似乎都是向下的。记得大姨夫当年就曾对我说，要是我能年轻几岁云云。我也曾听父亲说老爷年轻时如何如何，是何等风光和风采。那时候不光老爷自己，就是连村子出去的人，只要他报自己那个村子，就已经没有人敢惹。父亲说，他们这些人凭什么，其实就是凭你老爷的名声。你想村民在外都打你老爷的名声，就别说作为公子的你爷，那名声似乎就不用他自己打，可以说到哪里早都有人替他把牌给出了。这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是人在某些时候最难把握并最易疏忽的。
我拍死了一只蚊子，继续回想过去的那些风风雨雨。父亲说，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确实跟老爷去了一些地方，也让他感到了世界之大，也让他知道了很多地方水有多深。在父亲谈起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时，他能说的只有一点模糊，只有一点似乎他总很忙。再要讲更多的他没有记忆，或者只有从我老爷那里断断续续听一些。但无论怎么讲，我知道我们家真正出问题并不在我老爷和我父亲这儿，所有变化都来自我爷的那个点，而正是这个点的塌陷，让爷孙不得不最后处在类似一个时间和时光层面。这或许叫三代人同时老，也可以讲三代人不得不同时年轻。
用母亲的话说，她其实并没有从我老爷身上感到有任何的官架子，似乎更多时候就是长辈，就是位普通老者。她说，在她的记忆里，家里墙上确实挂了幅于大胡子的画像。她进门之后，老爷每天几乎就是写字和习字，而且还在家专门给自己搞了面墙，每天都在那墙上练。有时累了就坐在院子的树下休息，或搬个小凳坐在自家门口。当然，在母亲的印象里，老爷是做过官的人，因此，他什么时候可以说都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也许正由于这样，后来无论我二叔、三叔在外面怎样，回到家一个个都特别老实。
当然，在我的印象中，大姨夫也是一位经历丰富的人，或者说经历过家庭大起大落的一个人。这一点我从大姨夫的表情中常常就能看到，尤其是从他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他那长而浓的眉毛就能看出几分。大姨夫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内在气质。因而和他在一起你常常会有一种清澈，有一种更深远的存在感。这点他和父亲不同，父亲在家就是一种刚，一种近乎绝对的权威，而大姨夫不这样，他似乎内外都是一种柔，抑或内外都有自己的分寸。因而有时我们都喜欢和大姨夫在一起，因为他似乎任何时候都随性，随你而给人空间。可是，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过分，或者讲他既不让自己过分，也不会让你过分，继而形成随你又不随你的情形。
我默默走在这样的一条岁月河上，就像走在一条更时代又更历史的存在旅途。这样，我一方面像在捡拾什么，又似乎在各种不同的地段回忆。虚娃老舅来西安，他对我讲他当时确实没有将老爷给的银子全带上，而是将其中的五块大洋包好后，埋入地下，具体地点是他家西南墙根左右两脚半的地方。他说所以要两脚半是他觉得稳妥，具体也没有什么讲究。另外他说所以不放在他开始放的炕洞里，是因为不要说那炕，就是那房久不住人说不定哪天都会塌，如果塌了，就是自己拿起来也不方便，那样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他说，我当时所以如此，也不为别的，就是让自己出去还有一个念想，这样人在外面就不会干什么过分，过分将自己搞死了，那么留下的银子没花自己不是不划算。有人不理解我的心思，所以就对我说三道四，我实际上不在乎，更何况，不说年龄我们差多少，我也是长辈。这时候虚娃老舅又说，你现在在西安这可是和平年代，我到西安时是个什么情况，可以说今天将鞋脱了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今天出门还不知晚上能不能回来。看来虚娃老舅那天也真有点激动，因而他又继续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到西安找你爷是提脑袋玩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事，我所以最后答应下来，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的，一来你老爷那把年纪，虽然在西安，在社会上有人，有威望，但我不能让他拿脑袋往炮口上送，想想炮要打起来认谁，还认你有威望、有钱，炮弹就绕开你脑袋朝别的地方去了，不是这样，别说人脑袋，你说西安城墙厚不，你看最后都被打成什么了；另外，我也看到你奶当时有多急，当然，话说回来可以讲没有哪个年轻媳妇遭遇这样的情况不急的。这时候我不出面谁出面，我不将这差事承担下来谁来承担，难道叫你爸当时还一个吃屎的孩子去不成。
这时我对老舅说，还是先吃饭。老舅吃了一口，说这面还真不差。我说，只要你老吃好。虚娃看了我一眼，我就喜欢跟你说点过去的话，和你这明白娃娃说人舒服。我说，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就像你说的权当听故事就什么都没事了。
战争有时就是摧毁和建立。一天，我趴在一口井边想到这点，仿佛就像在井水里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天。
大姨反复叮咛我不要到井边，这似乎在提醒我，让我必须注意它。我在这口井里做过两次坏事，一次是将一大块土——我拿起来都费劲的土扔了下去，再一次就是我给那里撒了泡尿。而就在我做完这两件坏事的那年秋天，根泉他爸就跳进了这个井里。跳井前听人说他喝了一小瓶墨水瓶的煤油，最后将那瓶子放在了井边。有人说他跳井的原因是他老婆和人私通，也有人讲是因为他当年为日本人做事的记录被人翻了出来，这让他怕。据说县里来人找他谈话的当天晚上，他就拉稀不断，因而黎明前他借上茅房便溜到了我撒尿和扔土块的井前。那天刚好是十五，天上的月亮很圆，也很亮，也许他也觉得自己当初逃过了初一，现在是十五，他可能无法再逃了。他所以要拿一小瓶煤油，并将它喝下，意思也是自己到了该熄灯拔蜡的时候了，也有人说这是他觉得自己到现在无论怎么也是有口难辩，所以干脆自己了断。从这事发生之后，别说大姨提醒我别到那井边，就是不提醒，我想起那井自己都后怕。尤其当有人说根泉他爸被捞上来时，肚子喝得就跟只牛似的，从那么大的井口出来都难。我的恐惧感就如将灭顶般地沉重和透不过气来。
当然，他死后村里也有人骂，说你死也死到自己家，你自己家又不是没有井，偏偏还跑那么远的路死到了大家用的井里，还是一个在村里多少算有文化的人。有时经历的东西回想起来就像山水，就像梦里梦外都有故事一样。我大姨夫说，他当年确实在县里当过差，至于当年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没有人讲得清，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讲，当时他也不过是在那儿混口饭。在大姨夫看来，他这话说得有点含糊，有点落不到实处。不过当年他偶尔回村确实显得有点神气，和村里很多人差距有点大。后来他回村之后确实表现得十分低调，但人们似乎还是和他有距离。大姨夫还说，当时我奶在村里住的时候，实际上，其他人都不提防，而最最提防的就是他。他在外面做事，因而谁对他都不摸底细，这点不像在外的生意人。
有一次，一队日本人忽然到了大姨家，那时母亲带着我哥都在这儿，还有我奶。当时大门被敲得很响，日本人进来之后先是满屋子搜查，后来发现什么也没有，那些日本兵便逗起了只有3岁的我哥，并且还将我哥抱了一会儿。同来的一个人讲，这是皇军例行公事。虽说当时是虚惊一场，但这事还是让人多少有点惶恐。后来，我奶便去了窝窝家，母亲也回了娘家。我奶在窝窝家又过了大半年。
有时女人比男人坚强，或者讲比男人更有主见。我奶自我爷去了西安，似乎她的魂也就不在当地了。那次她所以和老爷发生那么大的争执和冲突，就是因为她当时就要到西安寻夫。而我老爷所以最后发那么大的火，也是和我奶的这种倔强有关。现在老爷已经不在了，因此我奶自己就做主一定要去西安，要看看当年自己丈夫去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我母亲并不赞同我奶这么做，但她作为媳妇也无能为力。一次，母亲仅仅说了一句，你要上西安你去，我在家里守着。没想到我奶最后说了这么一句，你以为你是谁，你要守孩子放下，回你娘家守去。母亲从此就再没说什么，似乎就只有随命运而命运。
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到这个家几十年说话从来都像放屁。父亲当时只是在那里抽烟，我看不出他当时是在想什么，还是干脆什么都没有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