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考虑如何开发产品，我们考虑如何创新产品。
——张瑞敏
20世纪，日本人在向美国人学习时曾提出：每天进步1%。这种精神很可贵，值得中国人借鉴。“拿来主义”的精髓不在于模仿，而在于改良创新。只引进而不予消化，如同藏书而不翻阅，引进的只是一堆钢铁似的原料。消化技术方能利用技术，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消化是为了创新，引进技术不仅是要在本国本地区开辟市场，还要与技术输出国或技术输出地区进行竞争，争夺市场。这就需要创新，即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一条“引进——消化——创新”的经营范式被日本商界引之为“经典范式”，日本的腾飞与这项经营范式密不可分。
例如日本的汽车工业。美国和德国的汽车工业起步最早，可谓是汽车界的老前辈了，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和德国的造车经验更加成熟。但是，日本人很聪明，从丰田佐吉派儿子到美国底特律学习汽车开始，日本人把国外生产的汽车买来后，通通都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进行研究，最后消化吸收其技术后进行创新，日本人的创新是促使日本汽车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再如日本的新日铁公司。最初，日本的炼钢技术和设备都比欧美差了一截，钢铁产品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新日铁大胆引进各国的炼钢先进技术，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创新”之路，使日本的钢铁工业日新月异，经济效益很快就赶上了欧美钢铁强国。
现在的日本人仍然保持虚心学习外族文化并加以改良的传统。有一篇文章说，几位日本主妇向在日本读书的两个中国研究生学习包饺子，她们把中国研究生包饺子的全过程做了记录，中国研究生随手抓的一把配料，她们也量化为“某某材料约多少克”，全部记下来。日本人就是这样学东西的：只要他认为你的某一方面比他强，他会认认真真地学、原原本本地学。当然真正学到手后，他会进行改造提高。
企业的存在价值不在于生产仿造的商品，而是在于生产有自己独到之处的商品。比如香港的陈绍良就是从模仿改良到自成一家的。
陈绍良创业的动机在于当时香港的文具用品常常配套不全，比如，买了订书机却又买不到订书钉，他想要改变香港文具市场支离破碎的状况，建立起自己的文具实业，打破美、日垄断的局面。
1962年，陈绍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通用文具制品有限公司，迈开了创业的第一步。陈绍良刚开始从模仿做起，这种模仿并超越式的创新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地缩短新产品的研制周期，降低研制费用。这是“取之于彼而胜于彼”的“后上术”，其核心在于生产技术的更完善，更完美。
几年之后，陈绍良的“通用文具”系列产品EAGLE（中文意为鹰）渐渐羽毛丰满，产品种类发展到起钉机、日历机、打孔机、文件夹、电话记事簿、多功能组合文具等200个品系，仅订书机就有50多种款式。如今，陈绍良生产的文具系列EAGLE已成为香港名牌，扬名国际市场，年产值超过亿元，并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销网，陈绍良也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徒成了一位受人敬重的成熟睿智的文具大王。
联想集团的发展经历也值得借鉴。1987年，中国的电脑市场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四五种美国品牌电脑以及技术性能相对落后的国产电脑，已经解决西文汉化问题而获得巨大发展的联想集团此时面临着战略选择。
以汉卡为龙头研制开发自己的电脑，以汉卡带动电脑销售，这在当时看虽然是有利可图的选择，但面临着几个问题：企业实力不够，开发电脑整机需要的资金投入公司当时难以承担；对世界电脑技术的发展不熟悉，即便生产出自己的电脑，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因为先天不足而没有大的发展前途；由于“联想”是一家计划外企业，当时的国家政策也难以支持它生产电脑。
如果结合中国国情，选择一种质量性能价格比较合适的外国电脑，以汉卡带动电脑销售并使之成为大陆的主导型电脑，这样做会有很多好处。第一，投资少，利于积累资金；第二，便于了解世界电脑的先进技术，积累市场经验；第三，便于建立自己的全国销售网络。最终柳传志选择了与美国AST公司形成战略伙伴关系。
按柳传志的计划，第一步，通过做代理将世界上真正优秀的产品引进来；第二步，在适当时候把生产线引进来，实现生产环节本地化；第三步，进一步实现技术转移，大大缩短与代理产品的技术差距，实现相关技术的本地化。最后的事实是，联想不但发展了自己，也为中国的整个计算机产业作出了贡献。在联想和我国其他计算机企业一道奋起直追下，我国计算机应用水平真正实现了与世界同步。
可以说，没有与美国AST公司的合作，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经验和成功的管理渠道。最重要的是，柳传志和“联想”从中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培养了人才。
经商要能做到自强、自主，就要学习别人的长处，进行消化和吸收，最根本的还是创新。无论是模仿也好，创新也好，商家必须真正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来，这样才能拥有最强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