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秋天去俄罗斯，曾在彼得堡住了一星期。
觉得自己实在很没有出息的是：时过一年半，辉煌灿烂的冬宫、夏宫、普希金艺术馆，以及波罗的海海边上壮丽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竟然都慢慢地淡忘了。记忆中依旧鲜活依旧生动如初的，却是城边那幢俄式大楼的一间上海厨房。
那年俄罗斯的食品依然匮乏。每一家副食店门前几乎都排着购物的长队，无非是面包奶酪香肠和土豆。俄国人民对于排队有着无比的耐心，常常等轮到自己，食物已经售完，那么他们就默默走开，寻找到另一家商店，再接着排下去，一直到买到点儿什么为止。那队伍静悄悄地缓缓移动，秩序井然，绝无人“夹塞”，也无人争吵抱怨。湿寒与萧瑟的空气中，冷冷传递着东正教文化往日的尊严；空瘪的筐篮里，装满了购物的文明，是一种度过贫困的自信。
但我们不可能去排队。作为短期访客的我们，没有时间排队。
我们沉重的步履匆匆穿过雨雪交加的莫斯科红场，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墙下久久徘徊，走过曾在书本中熟悉的阿尔巴特街，然后远远地眺望着莫斯科河两岸金色的树叶……才是九月中旬，莫斯科已露出了冬季严峻的面孔。
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一行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餐馆。餐馆本来极少，排队等候，自己端盘，食物套餐基本只有一种，并且仅相当于国内食堂的质量。如果过了开饭时间，空荡荡的大街上，就连这样的餐馆也再找不到了。曾有一位俄国作家在家里请我们晚餐，一道生拌胡萝卜丝沙拉、一道煮土豆、一道煎小泥肠再加黑面包与果酱、果汁，就是全部了。在莫斯科的几日中，我们仅在红场附近那家最大的“古姆”（即商场）内的快餐馆，饱餐过一顿美式肯德鸡，余味绕喉终日不去。街上的美元商店倒是很多，还有豪华的大宾馆，但价格令人咋舌。而我们的住处，既是购食物难也就索性不管饭了。
于是当我们坐了一夜火车在清晨到达彼得堡，被安排住进了上海一家国际贸易集团驻彼得堡的办事处，然后迫不及待地涌入宽敞明亮的餐厅，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加炒鸡蛋时，俄罗斯顿时变得无限光明。
那家来自上海的贸易集团占据了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层封闭，雇有几位俄国姑娘清扫打杂服务。除去写字间业务洽谈室和工作人员宿舍，还有二十间设施齐全的客房，专供国内来办公务的人住宿。一日三餐外加房费，共二十五美金，正符合我们“公派”的费用标准。由于价格公道，来往住宿的人很多。
那天的晚餐，居然让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八人一桌的中式套餐：白切鸡冷盘、卤猪心、油炸带鱼、凉拌芹菜、炒猪肝、土豆烧牛肉、蘑菇炖红烧肉、素炒卷心菜；米饭、白菜排骨汤。
啤酒就盛在一只固定的保温筒里，打开龙头，管够。味道绝对纯正。风卷残云一般，狼吞虎咽。吃相都难看，彼此彼此。才一个星期，就已饿得透心透肝，中国人真是民以食为天。比比老毛子，好生惭愧。
暖暖地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走进餐厅，餐桌越发地神了：
油炸榛子、煎小咸鱼、荷包蛋、酱菜，稀饭加面包片、黄油、果酱。
真以为自己是在国内了。可那榛子，明明是俄国特产，还有黄油呐。
做饭的师傅亲自来餐厅上菜，用上海普通话问你是否吃好。看那师傅不过三十出头，端端壮壮的一个小伙，几个小餐厅同时开上几桌，只他一人忙里忙外。
以后的几日，早餐晚餐每天变换花样，总有几道菜，煞费苦心地与众不同。
可这不是在上海。这是在样样食物都得排队的俄罗斯呵。
终于忍不住去了厨房察看。那师傅正埋头收拾着新鲜的猪腰子和猪脚爪。锅碗瓢盆各亮晶晶各就各位，利利索索地地道道的一个上海厨房。
用生硬的上海话与他交谈，互相便亲切起来。他说他是公派来俄罗斯的，合同三年，辛苦是辛苦些，一月二百五十美金，攒上三年还值得。
那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呢？
——自家寻啊。到自由市场去，自家一样样去寻转来。他说。其实好些东西，俄国人不吃，蛮便宜的，就是要到处去兜，碰到算数。眼睛要亮，脚骨再勤快点，都有了。只要有东西，烧烧就便当了。自家再腌点咸菜，用麻油味精一拌，味道“狭气”好。从国内来办事的人，吃得好顶顶要紧，我这个厨房是不赔也不赚的。
那你每天买菜，俄语一定好啦？骑自行车去？否则那么多东西怎么背回来？
他无奈地笑笑，摇了摇头：哪里有时间学俄语呢？一天从早忙到晚。不过心里有秤，不会俄语也一样讨价还价。俄国城市里不准骑自行车的，我天天坐地铁去买菜，从一家市场跑到另一家市场，再重再多的东西，也用手拎回来……
他忙着，便不再睬我。只知道他姓赵。后来在他宿舍的桌子上，看见过一只小小的镜框，镶着他夫人和儿子的合影照片。还知道那家国际贸易集团驻俄办事处主任姓陶，“文革”中毕业于哈军工。集团目前的生意做得挺红火。
那年在彼得堡过了美好的一周，似乎多半是因为那家上海厨房。从此对上海厨房肃然起敬，对上海人也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如若外省人都能具备上海人那样精细的管理意识，即使再艰难困苦的条件，日子也能快快地丰润起来。
彼得堡和上海厨房，本是混头混脑不搭界的事情。但上海人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总是会把自己的那个上海，一同搬了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