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所谓“老医少卜”。《鹖冠子·世贤》：“不任所爱，必使旧医。”注：“语曰：‘老医少卜’，盖老医更病多矣。”明人都卬《三余赘笔》说：
世言“老医少卜”，则医者以年高为贵，卜者以年少为贵。“老医”人皆知之；问之“少卜”，不知何谓。按王彦辅《麈史》云：“老取其阅，少取其决。”乃知俗语其来久矣。
“老取其阅，少取其决”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也就是元稹《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中说到的“夫一邑之政而犹资老者之智，用壮者之决，况朝廷之大，得不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以仪刑百辟乎？”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过程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以稳健保守的老年政治为本，而以峻急激进的少年政治为用的文化传统。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是老年政治。
《国语·晋语六》记述，赵文子行冠礼而成为士，他往见栾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郤驹伯、韩献子、智武子、苦成叔子、温季子以及张老，人们大多给予勉励和教诲，中行宣子感叹道：“美哉！惜也，吾老矣。”唯有郤驹伯说：“美哉！然而壮不若老者多矣。”这种被张老称作“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以为不足称述的“壮不若老”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其实已经成为具有迷信意味的成见。
老年政治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老人往往思故怀旧，对于往事满怀依恋之情，因而容易对于陈旧的政治方式眷顾向往。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政治史事传继方式的这一重要特点。苏轼有“犹闻蜀父老，不忘舜讴歌”的诗句。远古政治形式永远为“长老”“父老”们念念不忘，长久地发放出理想政治的光辉，或许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
老年政治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是从生理条件的差异分析心理的不同特征。得，大约是指对利益的贪昧。所以“耆”有时与“嗜”同义，《礼记·月令》就有“节耆欲”语。《淮南子·诠言》也说：“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老人对既得利益的系恋，加上对旧事的无尽追怀以及精神老化所形成的偏执、顽固、自我封闭和自我压抑等心理特征，一旦作用于政治权力，往往会使政治生活脱出常轨。而这种老年政治的最普遍的倾向，是趋于保守乃至倒退。所谓“耄朽不达治体”，就是说老年政治往往是与开明政治所应有的灵活性和进取性相抵触的。
老年政治还往往表现出低能、低效的特点，并且极其容易导致失误以造成政纲紊乱。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和生理基础已经很难与青年、中年相比。老人自称“老拙”“老朽”，以及所谓“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都是发现并承认了老年投入紧张的政治活动时在生理上的劣势。《史记·封禅书》：“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其实，以老年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这种所谓“得与神通”，很可能是进入了恍惚昏乱的境界。《尚书·微子》：“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郑玄注：“耄，昏乱也。”全句说：我将回归我的封地，我要装扮成糊涂的老人，遁避于荒野。东方朔《七谏·怨世》：“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王逸注：“耄，乱也，九十曰耄。”以为“耄思”是说“思志为耄乱”，即老年人的思维混乱。《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郑玄注：“耄，惛忘也。”《左传·昭公元年》说到当时有这样的民谚：“老将知而耄及之。”。知，即智。耄，也是指神志不清。《左传·隐公四年》：“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就是哀叹自己已如八十多岁的老人，精力衰竭，不能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宋书·范泰传》：“实欲尽心竭诚，少报万分，而玨耄已及，百疾互生”，上官仪《为太仆卿刘弘基请致仕表》：“但犬马之齿，甲子已多，风雨之疾，玨眊日甚”，表述的也是大体相同的意思。
我们已经说到，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很难矫正任官终身制的弊端，而封建帝制，更要保证绝对的终身执政。因而，当最高统治者年事愈高，至于衰老昏耄时，难免导致《荀子·成相》所说的“世之殃，愚姪愚姪堕贤良”，“愚而自专事不治”，“愚而上同国必祸”，一次次地重演老年政治的历史悲剧。
中国古代，虽然老年政治大体上形成了政治史的基本定式，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也曾经有富于进取性和开拓性的少年政治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形。项羽斩上将军宋义，率师破釜沉舟，钜鹿一战，击破秦军主力。汉武帝16岁即位，任用儒生，以儒学为主构架规划汉文化的建设。李世民18岁策动李渊起兵反隋，屡为主将统兵，所战多胜，27岁时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二月后受李渊传位为帝。这些都是少年政治压倒老年政治的史例。
然而，人们可以看到，少年政治在老年政治的强大压力下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项羽虽然百战百胜，终于于垓下一役被“怀王诸老将”称作“素宽大长者”的刘邦彻底击败。汉武帝推崇儒术的政治计划也因太皇太后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而受挫。武帝信用的儒生，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倾向于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免职，前一年招致的赵绾的老师申公也以疾免归，于是“进用英雋，议立明堂，制礼服”等诸所兴为皆废。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而国史“语多微文”。李世民自辩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可是对于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一事，却不置一辞。事实上，少年政治始终未能挣脱老年政治的强大的压迫。
曾经作为少年政治的代表的汉武帝，后来又曾成为老年政治的代表。晚年汉武帝所主持的政治，“辟地广境”，“军旅数发”，使民众承受着徭役和兵役的沉重压力。在社会危机逐渐严重的背景下，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即汉武帝65岁时，发生了史称“巫蛊之祸”的政治动乱。汉武帝曾为卫太子刘据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于是宾客多以异端进者，形成了以与汉武帝政见多有不同的刘据为中心的，主张推行宽松温厚的执政方针的政治集团。汉武帝信用并赋予特殊权力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利用这一矛盾，制造了太子宫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刘据愤而起兵杀江充，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市中，后兵败东逃，在追捕中自杀。事变之后，汉武帝有所悔悟，于是在刘据丧生之地营造思子宫及归来望思之台。征和三年，汉帝国的远征军西征失利，汉武帝利用这一时机开始了政策的转变。征和四年，发表了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著名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继续致力经营西域的请求，不复出军，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了新农具耦犁和耧车等，代田法和新农具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实现了新的进步，“用力少而得谷多”。于是，政策方针急剧转变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汉武帝颁布轮台诏，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政治秩序，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作为少年政治之代表的悲剧人物刘据用生命换取的社会进步。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汉武帝终于在最后一两年完成了政策转变，他敢于承认自己“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尽最大可能挽回老年政治造成的危局，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不过，在晚年能够公开承认“朕之不德”“朕媿之甚”的帝王确实少有。中国史籍中，充斥着大量耆硕耆英德行异能的记载，他们所主持的政治，放射着明耀千古的光彩。人们还常常通过诸如老将廉颇与“少学兵法”的赵括以及老将王翦与“年少壮勇”的李信的比较，认识政治生活中老人永远优胜于少年的定理。
李大钊1919年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呐喊时，曾经把经过“创造的冲动”和“改造的运动”所要建立的新中国称作“少年中国”，呼吁人们用“少年精神”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他宣布：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
他号召青年们“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70年后，要推进这一理想的实现，把“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依然还要经历“一条长路程”。例如，在政治观念中，就必须首先破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老年政治永远优越的迷信。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汉并天下，“始论功而定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据《汉书·高后纪》，高后二年，又颁布诏书，希望功臣的权利和声望都可以世代相继，传至久远。诏曰：“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地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丞相陈平等于是议定“以功次定朝位”，并将功籍藏于宗庙，副本存于有司。功臣除封爵分地之外，又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咨议权乃至政治决策权，并且可以使之传于后世。
后来，历代封建王朝大都经历过类似的功臣政治的阶段。虽然法度有更替，制度有变迁，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纠正功臣政治的弊病，然而这种政治形态始终保持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
功臣政治是以盲目“敬重功勋”的政治迷信为观念背景的。这种政治迷信的产生，又与恋故怀旧的民族传统心理和倾向于追求凝定化的思维定势相关。
往往在王朝初期，功臣政治最为炽盛。司马迁说：“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认为其后之衰微，并非合于开国帝王的本意。实际上，功臣政治最终被取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了。
不过，从历史上看，从功臣政治向更为进步合理的贤臣政治的转变，往往要经历艰难的过程。这种现象，也是与相应的政治迷信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