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政治和“一元”的集权政治作为历史的存在当然有其不容否认的合理性。
“大一统”的实现一般标志着战乱纷争的终结，安定和平有益于文明的进步，而交往活动冲破地区之间的屏藩，也可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统一国家的疆域规模和集权的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有不同的合理度。例如，对于所谓“大一统”来说，就必然与当时的人口数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交通条件等等密切相关。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能够实现什么样规模的统一，这种统一又有利于推进历史的发展，其中应当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探寻的。这或许可以作为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认真讨论的课题。而我们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以往流行的那种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大一统”为好，统一的规模越大越好；以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集权为好，集权的程度越高越好的观念，也是一种应当破除的政治迷信。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举出历史事实。
事实1：大一统集权政治强化时经济文化发展也会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人们首先会想到秦代和隋代的历史。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终于一一翦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于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帝国，并且“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況，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而人们看到，随着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强化，导致了文化的荒芜和经济的崩溃。特别是兵事与徭役的频繁，终于引起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大动乱。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秦政权表现出空前强有力的行政组织能力，“为驰道于天下”，建设了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道路网，“起咸阳以西至雍，离宫三百”，“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据估计，秦时可统计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而每年征发徭役竟多达300万人，以一家五口计，所余从事正常生产的丁壮已极其有限。所以，汉代人说，秦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高度强化的大一统集权政治，导致了经济的崩溃，经济崩溃又促使政权走向覆灭。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秦帝国仅仅存在了15年。
自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起，连续战乱纷争大约370年（其间有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公元589年，隋灭陈，再次建成了大一统的帝国。隋朝统治者曾经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例如，隋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职官则实行州、县两级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官吏都由中央任命，“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隋朝还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来，通过对府兵制的改革，使统治中枢的政治权力进一步上升。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科举制的创建，将选举权力集中到吏部，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然而，在大一统事业得到突出进展的另一面，是社会经济在得到一定发展之后又遭受惨重破坏。隋营建东都，每月役使200万人，死者大半。《隋书·食货志》说：“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修筑长城、开通运河的工程也耗费了无尽的民力，开永济渠时，丁男不足，不得不征调妇人。为了把至于极致的政治强权推展到域外，又发动了远征高丽的战争。当时，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役丁“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转运军需物资的民夫“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一时“耕稼失时，田畴多荒”，“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时距灭陈战争的胜利，仅仅才29年。
事实2：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微未必对于经济文化的进步有决定性的影响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大一统集权政治得到进一步加强。汉帝国通过武力扩张表现出空前的强盛，一时南越归服，夜郎入朝，朝鲜置郡，匈奴俯首。汉武帝严厉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使各地王侯封土而不治民，又限制丞相的权力，亲自过问一切政事，令九卿不通过丞相而直接奏事，并且提拔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高级侍从和助手，于是朝宫中出现中朝（又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构成的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核心，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构了。汉武帝时代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发展，却未能保证当时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推行的加强集权的种种措施，如改革币制、盐铁官营以及均输平准等等，导致民间财力的匮乏，中央政府也终于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汉武帝甚至不得不采用“算缗”“告缗”等粗暴的掠夺式方式来缓和危机，“府库并虚”“县官大空”的情形虽然暂时有所缓解，但社会经济却受到严重的破坏，“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67岁时，终于颁布了被史家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决意思富养民，宣布将政策方针转变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才扭转了危亡之局，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近百年之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文化专制方面，也是一位“始作俑者”。司马光说，“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从人才吸引的趋势看，文化发展导向的偏畸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西汉王朝昭宣时代直到一般认为中央集权削弱，“权柄外移”，“奸臣萌乱”的元成哀平之世，“中外殚微，本末俱弱”，帝王“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可是据史书记载，“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哀帝时，“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特别是在西汉末年，中央政府控制的户口数字达到顶峰，而户口是标志封建王朝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数。可见，当时虽然大一统集权政治出现危机，可是经济文化的发展仍明显呈现上升的趋势。
类似的事例，历史上还有许多。
事实3：分裂割据时期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最突出的史例是江南的开发与发展。
在司马迁笔下，江南地区是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昇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吴王刘濞在其短暂割据的时期，曾利用资源的优势，据豫章郡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于是“积金钱”，“聚谷食”，“国用富饶”。然而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王国的基本政治权力又收归中央政府之后，这一发展的势头没有能够延续。以《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中的材料相对照，可以看到《汉书》的记载几乎是重复《史记》，似乎司马迁对江南经济文化的描述，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显著的改变。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真正跃进发生于六朝时期。当时的割据政权在政治上采取偏安东南的守势，并不全力谋求“大一统”帝国的营建，往往被正统政治论者视为卑琐懦钝。然而江南经济文化正是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江南已经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盈的地方了，全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隋灭陈统一南北之后，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要依仗江南的经济实力以维护北方的中央政权。唐代各地对朝廷的经济贡献，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即以扬州为第一。当时人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江南经济又受到大一统集权政治的摧残性掠夺。杜甫《后出塞》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描写了运河水运对于大唐帝国的支持作用。唐代诗人李敬方有这样的诗句：“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大一统政权使东南富足之地受到“取尽脂膏”的损害。江南经济文化的又一次突出发展，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政权吴、南唐、吴越、南汉、闽、楚、南平等国治下。
所谓“扬一益二”中的“益二”，是说以四川盆地为主体的益州的经济地位位于天下第二。益州自古富庶，号称“天府”，而与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绝，或许也是其经济进步的因素之一。由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大一统帝国的中央政权往往只能对这一地区实行有限的控制。东汉时，甚至有朝廷宣布改元九个月之后，蜀地仍沿用旧年号的事。
恩格斯1853年谈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曾经这样分析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对于中国是否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对于中国古代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形成是否主要与管理“公共工程”的机能有关，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对于大一统集权政治以及对这一政治形态的迷信所产生的原因，人们似乎更注意恩格斯的这一段话：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
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村社制度时也曾经指出：
我认为，很难想像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农村公社或者宗族、家族组织，其相互间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确实是导致大一统集权政治形成与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王祖父寿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寿九十七而没。《太平御览》卷三八三引《六韬》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尊老的美德，这一原则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长老崇拜。于是，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许多幕曲折动人的活剧，都被历史的“场记”标示为“老年政治”。
老年政治曾经是世界许多文化系统分别体验过的政治形式。
古亚述城邦的执政组织是所谓“长老会议”。埃及古王国时代，行政权也由某些“长者”所握有，在《普塔霍特普教谕》中，学生、助手和未来的职务代理人被称为“长者的支柱”。中王国末期，本意为“王宫”的“法老”一词频繁出现于对国王的颂词中（如：“王宫，祝其长寿，健康无恙”），新王国时期成为国家政权最高代表的神圣称号。拉普逊的《剑桥印度史》引用路德维希的论点说，古印度的行政机构形式之一，“是类似荷马史诗中的长老会议”。古希腊斯巴达人最早的政治制度中有称作“长老会议”的决策机构，长老会议的成员，后来是28人，据研究者分析，最初应是27人，即代表着3个部落的27个胞族的27位长老。后来来库古立法，宣布长老会议由旧的各胞族长老代表（27人）组成的机关变为包括二王在内并由“民选”长老（28人）组成的机关了。来库古立法的基本内容，见于被称为“瑞特拉”（Rhetra，法令）的神谕：
建造〔献〕与希腊宙斯和希腊雅典娜的殿堂，组成新的部落和奥巴，
创立30人的元老院，包括二王，
时常在Babuka和Knakion〔两河间〕举行人民大会，在这些条件下提出和废止〔法案〕，
而人民拥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力。
后来据说在“瑞特拉”中又有追加的条款：“如果人民曲解了〔法案〕，长老和国王应当作为废止人。”这样，根据斯巴达这一部新的宪法，国王只是长老会议的成员，而人民大会的决议可以由元老院轻易推翻，全部权力属于终身职的年龄60岁以上的元老。斯巴达诗人提尔太在《哀歌》IV中写道：
元老院应由神所尊敬管理这可爱的斯巴达城的君王以及高龄的长老开其端，而后由人民大会的成员来回答那正直的法令〔瑞特拉〕。
古罗马也早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已经存在“元老院”这一政治机构。罗马共和国又有“元老院和罗马公社”的名称。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仍然利用元老院的政治权威，自称元老院首席。元老院作为罗马政府机构中历史最悠久的组成单位，一直维持到罗马帝国的灭亡。不过，元老院这一古老机构的实际作用，在后期已仅仅是军事独裁的陪衬了。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曾经指出，人们最初选举官员，“是根据他的功绩，因为功绩给人以自然的威望：同时也根据他的年龄，因为年长的人处理事务富有经验，议决事情头脑冷静。希伯来人的‘长者’，斯巴达的‘元老’，罗马的‘元老院’，甚至我们所谓领主一词的字源上的意义，都指明在从前年老是如何受人尊敬。”“领主”原文是Seigneur，由拉丁文Senior演变而来，而后者本义是“长者”“长老”。以“长老”“元老”所主持的政治，很可能是文明初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普遍经历的历史阶段。大多数文化系统都或先或后完成了对这一阶段的超越，采用了效率更高、更为合理的政治形式。
然而，我们进行对中国政治史的分析时则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意识中“长老崇拜”的倾向具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对于政治生活也表现出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其经久不衰的历史惯性也是举世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