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二重性
作为人类性本体的劳动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保持能量以维持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方式，即谋生（生存）的手段。这一层涵义既是劳动发生学的根据，也是劳动基础性的职能：作为劳动者的人的问世，是哺乳动物之一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维持生命的飞跃性演进；这种与自然变换物质以维持生命的活动又是其后人类全部其他活动的最起码条件。这一涵义下的劳动是受动或被动性的：它是对生存压迫的回应。由于这一生存压迫在最简单的形式下乃是自然生命特定演进阶段的生理（摄食、繁衍）性规定，因而回应这一压迫的劳动恰恰表现出人的自然性限定，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属于必然性王国；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被抛入”处境。
劳动的上述自然限定性，往往被近代以来的启蒙进步观与科学技术主义视为“生产力低下落后”阶段的特征，它被预言在一个“更加进步”的亦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将趋于消失。
但是，人作为哺乳动物的自然生理需要，尽管可以在需要与满足的程度、形式上发生变化，却可能被勾销（例如不再吃饭）吗？如果无法勾销，劳动就永远将具有此种自然限定性。
更加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是：以技术为主干的生产力发展是否可以在与自然限定性对立的方向上为人类带来自由？【11】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自由尽管可以有程度水平的区分，但其质的规定性并不系于生产力发展的数量。较低生产力阶段上的人可能享有比较高生产力阶段上的人更多的自由，这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况。犬儒学派与老庄哲学乃至当代梭罗主义的俭朴生活运动，其合理性依据之一即在于此。
其次，劳动的自然限定性作为人的生存论的客观结构，并非价值判定的对象，它只是一种客观条件。自然限定性并非必定与自由对立：对于贪求长寿的皇帝来说，必有一死乃是最大的痛苦，而对于进取创造者而言，人生有限却恰成为激活自我意识、珍惜生活意义、以强化创造力的自由动力。填腹这一基本自然性限定也可以同时完全是人性的，如海德格尔描述过的古希腊农人饮酒进食时向天、地、神感恩知足时的幸福境界，“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2】
近代启蒙主义依据逻辑知性与科技发展向人类提出了一幅从低向高不断进步的社会历史图景。现代人至今仍生活在这一图景中。
在启蒙主义进步观中，自然与自由的对立是一条主线。然而，自然在何种涵义下是与自由对立的呢？同样，自由在何种涵义下是对自然的“进步”或“超越”呢？“超越”与“进步”一样，是一个在现代文化中泛滥成灾的时髦词语，它们都有待批判性厘定。
自然物各以其单一的无意识的存在方式与周围环境物质变换，它们各有自己特定的环境：石与阳光空气、雨雪河流接触，风化为砂，树与土地、阳光、雨水、空气相互交换与影响，羊群摄水草而以排泄物肥沃土地……在自然物各自的环境中，存在着重复单一的自然因果关系，在有机生命的活动中甚至存在着为满足生命需求的复杂的有目的的本能反射动作，但其欲求的形式与内容依然是单一的。类人猿也如此。
以使用与制造工具为核心的劳动对自然的改变生成了一种新质。劳动工具突破了自然生物单一的反应模式而趋向于多样全面与自觉有意识的活动方式：一根棍棒即有挑、劈、刺、担、抬、撬等多种使用。从而，劳动工具不仅聚集了多样的自然因果关系，成为打通、联合各个自然物及其环境的中介，并且进一步开发、解放出各个自然物原先被单一存在方式限定了的潜能，创造出新的非自然自在可能的因果联系，使自然物也获得了舒展与释放。孔雀石的纯净光彩凭借石匠的凿刀而显现于世，沉睡在山脉中的矿石经过冶炼加工成为浇灌的水管，从而为植物生长提供友爱与帮助，被加速器释放出来的原子能则支持着灌溉系统的运转……
这就是自由。自由不是对自然进行人类利己主义的利用与统治，而是对自然与人的解放和提升。应当敞开一种超出传统人类中心立场的自由视野。自由不仅是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对于整个世界（含自然）而言。我们看到，原始自在的自然，不仅限定人，也限定物：矿石作为灌溉水管的属性能力，在劳动解放之前并非不存在，但其转化可能性的自由被限定了。人及其劳动的使命便是唤醒自然潜能，使包括人在内的各个自然物的小环境汇合并不断发展为“世界”。在“世界”中，万物以协调配合与相互促进扶助的方式各尽其材性。在使万物各尽其材的同时，人也就尽其（实现）人性。
这是一种人类性的目的论。因为在这一目的方向上，只有人是自觉意识并为之劳动的，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是守护万物的牧者。但这一本体目的意义的劳动又是如此博大宏伟地超越出人类自身生存的手段性质，从而，决非偶然，近代劳动观念的上升，又首先是以神性为背景的。【13】它揭示了人性超越人类自我中心的一维。
继神学家神化劳动之后，近现代启蒙思想家又从逻辑与理性角度阐释劳动的这一自由特性。黑格尔著名的论述是：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14】
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15】
马克思把劳动的理性本质还原于人的族类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作质别于自然存在的自由的、最完美的体现：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6】
这是马克思实践论亦即人类性本体论中一段重要的文字，它把劳动作为区别于自然物的人性本质以最为纯粹也最为浪漫的形式表述出来了。因此，它代表着劳动最纯粹的自由一极。【17】
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劳动只有在彻底摆脱了自然生存限定的纯粹自由状态中才是真正的劳动（“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这一思想处于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观对立的另一极。后者囿于雇佣劳动的经验而强调劳动的被迫受动性，“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和幸福。”【18】“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及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19】但在马克思后期批评傅立叶将劳动游戏化时，他已意识到了劳动不可净化的受动性。【20】劳动的必然性与自由性之间的两极对峙在《资本论》中终于凝聚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劳动二重性矛盾体：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1】
在这段文字的开始，马克思几乎是重复地坚持了他20多年前在巴黎手稿中关于真正的自由性的劳动与自然受动性的对立，但在接续的论述中他又肯定了劳动作为必然的自然受动性的限定性是一切人类社会时代无可逃避的永恒特性；继而他又强调了自由的理想（彼岸）性，但接着又承认劳动“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他第三次强调那个彼岸的自由王国，又第三次返回此岸的必然王国的基础。
这段论述中有两处是可以商榷的：一是文中以人类团结地结束阶级斗争、将自然置于人类“共同控制之下”作为自由王国的现实基点。这里只关注到了人际压迫的不自由，却忽略了人对自然单向度控制掠夺的不自由。环境生态问题那时尚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课题，它只是在一个世纪后才被海德格尔充分思考。其二是，“工作日的缩短”是否劳动自由的根本条件？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固然会随着技术进步而缩短，但它所承担的自然限定性却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将劳动自由寄身于“工作日”之外的“自由时间”，【22】这种净化了的自由观念应当说是对马克思早年已确立的劳动本体论的倒退。
总之，一种集自由与必然于一体的辩证矛盾的劳动二重性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虽已有了基本轮廓，但仍包含着不确定的复杂内容。
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框架可以明确地肯定下来：劳动既是人类生存欲望需求支配下的自然限定性的谋生活动，同时也是超越出这一谋生性而解放自然万物与人自身的自由活动。这就是本书所称的劳动二重性。
劳动二重性表明，劳动作为人类性本体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劳动的自由尺度是在必然限定下的谋生基础上生长与超越发展起来的。工具技术的万能无限性趋向，是以谋生欲求为发动契机的，这也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恶”欲的历史杠杆作用。正是凭借这种工具技术所包容蕴含丰富的因果联系，人才卓尔特立于自然界、才得以实践地改变万物。人作为哺乳动物的自然需求，始终是技术工具运作无法净化的基因成分。
然而，迄今我们仍未充分地回答启蒙进步论与技术主义者以技术发展为基点的人性论。就劳动二重性自身而言，我们固然可以如海德格尔那样描述一种超出人类自私欲望的神圣劳动，可是，这种神圣的劳动是如何生成的呢？如果承认劳动的自然欲望支配性的源初地位，那么，真正棘手而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劳动的谋生性是如何转化为劳动的自由性呢？此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这种自由、神圣的劳动至今还是一株笼罩着理想色彩的幼芽，与之相比，谋生劳动即使在最为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也是有根柢的基本力量。那么，我们不应该由此反省质疑黑格尔对劳动技术的崇拜与赞美么？那种对劳动技术无条件的赞美（无论是黑格尔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实不承认劳动二重性，他们把矛盾体的劳动单一化为无差异对立的同一性本体，在此本体中，劳动的自然性（即人类自我中心状态）同时也就是价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