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文知识分子与民间百姓
人文知识分子与民间百姓的关系要比与权力或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复杂。
早在巫术时代，由公众巫术与个体巫术的分化所导致的巫师专业化，已将人文知识分子与民众常人区别开来。尽管民间文化已含有人文智慧，但它很难独立为意义系统，并自发地受制于生存涵义，这使人文意义的脑体分工成为必要。但另一方面，民众社会作为生活世界（胡塞尔“Lebenswelt”）的基础部分，既是人文知识分子意义阐释的重要来源，又是人文教化的基本对象。
人文知识分子处于四方结构关系中：①他是“神使”；②他代表人类；③他与王（权力）交往；④他与民众交往。一般易忽略第一方面，即人文知识分子要与超越界（神界只是一种称谓）对话并代表此超越界衡判世俗界。因此，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定位于民众代表，而只能代表超越界同时又代表人类整体。
人文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处于历史性演变之中。政教分离前后，即意识形态专制与世俗主义两个不同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情况殊异。
在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人文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与制约的对象，从而在社会阶层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在人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民众，却并非阶级斗争的社会力量，而是人文意义的体现。从而产生了一个形上化的名词：“人民”。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个儿也很惊奇，为什么我竟然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自个儿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爱精神过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11】
这种神圣化了的“人民”观念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它在具有公共社会生活（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的东方社会心理中积淀尤深（参阅本书第四章“有别于国家的天下”一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群众”“老百姓”）一词，依然具有很强的道义震慑力，代“人民”立言者随即也拥有了最终判断根据。
然而，民粹派的“人民”已净化去了许多真实的社会存在，例如痞子（游民）。西方现代哲学与社会科学从19世纪开始，至少从两个方面消解了“人民”的神圣性。一是马克思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发现，同时揭示了被统治阶级（“人民”）的意识受制于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原理。二是英美自由主义对卢梭“人民集体主权”论及法国雅各宾专政的反思批判。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史实，更加强化了这一反思批判。上述史实及其反思理论都已尖锐地突出了一个神圣化的“人民”观念的巨大危害性。集合概念的“人民”意志及判断只是虚幻的假象，那往往被独裁者利用，挟“人民”以令天下。群氓与专制相互转化补充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一个缺乏理性法制传统的农业文化国度，痞子文化深刻渗入几千年朝野社会生活，至今以“人民”名义遮掩而不为人所觉察。可以说，对痞子文化的批判是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现代化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它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12】
如果说，人文知识分子“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荀子·性恶》），在上述反专制背景中还主要是守护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话，那么，在政教分离的后意识形态时代，面对世俗主义的挑战，人文知识分子却需要为自己与一个超越性的人文意义世界作辩。
专制意识形态解体与政教分离使从中解放出来的民间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壮大，并由此产生出民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世俗主义。世俗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却带有消解任何意识形态普遍观念的个体本位色彩，它将对意识形态专制的清算扩大到对任何价值体系的否弃，从而把人文意义及人文知识分子混同于意识形态专制一并批判。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持续走红的大众文化代表王朔说：
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甚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13】
王朔没有注意到，中国几千年来不乏他所说的平民翻身的思潮与行动，但从刘邦到朱元璋，“翻身”的与“打掉”的总在循环，直至20世纪末叶，中国人仍悲哀地发现，当代依然面临着辛亥革命乃至秦汉以来的某些基本问题。王朔要打掉的是被“控制”即统治性的价值系统，但他将之归于“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却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只有接受改造的义务，建立和控制价值系统从没有他们的份，相反地，此种统治名义始终出自“工农兵”。在上述似乎是意气性文字背后其实有着一个未曾正视的事实：秦汉、特别是明末儒学礼教没落以来，中国一直不存在真正持续有力的人文意义价值系统与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正在发掘与表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并显示小人物平凡生活中的道德潜力。这股文化思潮在消解尚存的专制意识形态背景下无疑是富于生命力的，而且需要特别指出——也是与中国有待重建的真正的人文意义价值系统内在一致的。【14】但是，如本书前述中外史实所指示的，作为绝对性亦即终极性的可靠价值根据，不是日常生活自发的产物，而如孔子儒教、耶稣基督教、释迦佛教已显示的，必须在独立阐释的人文文化传统中才能生成，这一工作有赖于人文知识分子的专门努力。民间人文文化（如第二、三章所述）只有在人文学科的阐释中才获得集中、独立与稳固。
后意识形态时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尽管已不存在一个强制性意识形态宗教中心，但如海德格尔及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业已广泛分析指出的，无人称的技术列维坦在当代社会却正是塑造人心的最新意识形态。当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同样无所不在的技术操作行为方式结合一体时，那些自以为恣情任性的大众文化，其实如马尔库塞所一再强调的，恰恰是最受控制的文化。在今日，至少已可以辨识出来：那取代昔日威严意识形态地位的最强大的民众文化主宰力量正是金钱。
在政教分离与世俗化开始不久的17 世纪，帕斯卡便开始捍卫一个与世俗界对立的天堂神性世界，他对世俗世界的怀疑与不信任甚至发展到仇视地步。但韦伯后来发现，天堂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这种对立，恰恰是后者获得发展的一个支撑点。【15】
从而，在世俗主义为主潮的当代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以复兴古典文化或营造高层文化对抗世俗文化，已具有与意识形态专制时代全然不同的意义性质。人文知识分子自觉区别于民众百姓的自我意识也同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16】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一个重要术语“媚俗”（Kitsch）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迅速在中国国内流行开来。反媚俗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重要界标，它甚至包含了从人文意义的文化高度对世俗涵义文明的极端否定。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让主人公托马斯不惜以如此决绝的极端话语表白：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的悲剧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在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心目中，世俗百姓不仅不是认同的对象和归趋的母体，而且全部世俗涵义（meaning）价值都没有一个真诚的人文意义（Significance）梦境更有分量。
从世俗立场的所谓“常识”嘲笑或攻击这种人文信仰是容易的，真正困难而深刻的是领会这一至高无上的人文意义如何潜入民众百姓的最深处支撑人性的生活。
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在伦理纲常统治的中国，从秦汉以来并不存在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乃至人文知识分子明确的自我意识都是有待争取的目标。走出依附“官”—“民”形下两极（或意识形态专家或民众代表）旧格局，将是接近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