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访柳泉杂记
对蒲松龄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几分亲切感，倒并非因为我有一半山东血统，并在蒲家庄左近住过一阵，相识过一些他的后辈同乡。实在的是因为这人不摆架子，不装出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写小说就写小说。虽在小说中洒满了他的孤愤、怨恨、同情、钟爱，让读者在文学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响，但在动笔时绝不先装出个教训人的面孔来；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强装作思想家；他一生穷愁潦倒，却也不冒充阔老大亨。七十多岁熬上个贡生，混了一套袍衬，始终不穿，七十四岁那天，他儿子找个画像师为他写真，极力摔掇他穿上这套礼服。他穿了，画完一看，越琢磨越别扭，特意在画像上写明：“为余绘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去逝后所怪笑也！”这就是他为人的真实处。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谈到善与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却是体面起来了，山石花草，粉墙漆门，清堂洁舍，在全村里出类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过一天这种有派头的日子也好了。可惜这宅子是他分来的祖产，到他手破旧得连门也没有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感激政府和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修整这故居所花的财力，所尽的心意，这终究是老作家遗物中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坟墓，就在大破“四旧”之际毁得不成样子。雍正三年张元撰写了个“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研究资料。旗手大旗一摇，石碑化为灰尘。打倒“四人帮”后，茅盾先生重写蒲松龄墓碑，特在左侧记上一笔：“此处原有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祸”。我看了心里酸酸的。这两行字很能表达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这碑本身也是珍贵文物了，倒不如做个亭子，把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东的柳泉，确是夏日乘凉的好所在，几十棵柳树，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侧，夏天沏一壶茶，放两把烟，自己乘凉，也招待汗流侠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饮茶，又歇腿，没有不扯几句闲话的道理。听的人既不放录音机，又未必当面作笔记。说的人也不怕抓辫子追谣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开河，真假相间，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拔腿就走。在闲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创作素材和语言营养。有人认为关于蒲松龄的这一传说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会认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边，绿柳荫下，恰是闲扯的好环境。当然，那时柳泉号称“满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饮之一汪清水，不是现在这样多少丈深不见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红柱翘檐，只不过是个茅草窝棚罢了。话说回来，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尝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态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这些道听途说打磨成艺术珍品。若无本人的亲身体验，生活积累，只凭道听途说，是写不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东打听一件新闻、西寻问一件轶事，就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他去蒲松龄故居看看那两块砚台——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这真是两块快磨穿了的陋砚啊，石头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众，可是满是笔痕，满是墨迹，这砚台已伴随他六十多年。顺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场失败伴随着的也是它。带着它上高邮、宝应当幕友，又带着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过着“终岁不知肉味，”“贫病出无驴”的苦日子，一边用这砚台写他的《聊斋志异》。这两方砚台，缺棱少角，记录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帮他为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如此瑰丽巨大的财富。砚台旁边还有一只铜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炉。这手炉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门少窗、透风漏雪的屋内，写几页手冻僵了就烤烤手，烤一刻手缓过劲来又奋笔疾书的穷作家的劳苦相。我于是想到，蒲松龄是这么贫困、而又是这么富有。他享受的是贫困、献给人民的是富有。屡考不中，使他到死没尝到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的滋味，却使他磨练出多少篇绵绣文章。福兮祸兮？中国并不少他一个封建时代的巨宦或乡绅，但少不得这样一位描情述事的圣手，也许考不中的不幸正是他的大幸！
蒲松龄的文章瑰宝，和他的清贫生活，梗直性格互为依存。人们去蒲松龄故居，首先不是看风景，其次也不只是看古物，要紧的是从遗物中了解那个故人和他所生存的社会面貌，能不能既把故居故物整修保管好，又不一切翻新，弄得像个高干住宅，而失去原有基调和气氛呢？
我从蒲家庄出来时，心中既感到在社会主义中国从事文学工作十分幸福，又面对蒲松龄先生艰苦一生羞愧得不能自已。我走的这段路，蒲松龄生前恰也走过，有一天他半夜从瓮口回来，突然碰上大雨，人困马饥，好容易遇到一户人家，主人却叹息说自己正揭不开锅，拿不出人食马料招待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再往前走。可前边是什么路啊！“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来时当道僵师卧，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肚。”连滚带爬，直到鸡叫才到“蔑席破败黄茅卷”的家。如今看着这望不见边的工矿厂房，万家灯火的宿舍农庄，车上满载的棉花、粮食、陶瓷、煤炭，感到和蒲老先生相反，自己从人民身上取得的过分富有了，而献出的竟是如此贫困。
巴金老师说：“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蒲松龄的时代，作家还谈不上是一种职业。他要靠教书挣饭吃，才得以坚守这个“工作岗位，”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而他竟服务得这么好、这么有成绩。这实在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激励。我们应当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