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群故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入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20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这就提醒我们：撰写这类专著时大可不必求全，不必担心遗漏某些与区域文化关系不密切的流派、社团和作家。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等。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七月派、九叶派，虽然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却是跨地区的社团或流派，并无明显的区域特征，可以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其中某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具有某种区域特征，则是另一回事）。作家也是如此。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50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而选取李劼人、沙汀则典型得多。总之，不在一个地区所有作家身上平均使用力气，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该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某些独有的特征。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除了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耻为人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之外，是不是和最近100多年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去外国的留学生也特别多有关系呢？在浙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确实最早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愿意买洋货，海员的家庭观念淡薄，市侩势利心日炽，等）；这些区域性的特点。是否和上述文学现象也密切关联呢？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从这个切入口进去，也许可以深挖出很多东西。
再如，鲁迅文字风格的锋利深刻，论辩时的善于击中要害，到底和浙江特产——“绍兴师爷笔法”有无关系？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鲁迅生前，早已有人提出过，甚至就此作过攻击，但鲁迅本人似乎并不回避。他在回答陈西滢所谓“刑名师爷”的指称时，态度相当鲜明：
……《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不仅不想洗刷自己，反倒像是对刑名笔法的赞许了。有意思的是，作为浙江同乡和过来人的蒋梦麟，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溯历史，肯定了师爷笔法和鲁迅文风的关系。他说：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到底“刑名师爷笔法”应该怎样评价？它对鲁迅或其他作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钱理群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曾作过很有见地的独到的研究。唐弢先生则不但在《鲁迅传》第一章中分析了“绍兴师爷”现象，还曾当面告诉我以后打算亲自查阅刑名师爷们制作的若干案卷，以便同鲁迅文风作更多实证性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在研究区域文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时，应该知难而进地探讨这类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不能说很成熟。记得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曾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这个建议虽然得到理事会的赞同并通过，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但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
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
1994年4月11日初稿，6月30日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