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奥格威说：“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
活人会记着死去的人，死去的人因我们的记忆而活着；我们活着，就得好好活，为自己负责，也为死去的人负一点责任。黄昏一去，已是十余年，这十余年，其实他还活着，只是活得不再那么完整，不同的朋友，记着他的不同部分。
经常要跟诗歌接触，要跟写诗的人接触。每每，就会想起他，黄昏。碎片般的他，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散落在记忆里，被诗歌的手一次次拿到我面前来，说出一个名字。
为什么偏偏要叫黄昏呢？十八岁的青年，却给自己取了一个老气沉沉的名字，它像一个恶兆，暗示着等待他的命运，一名成谶？
“想追望/檐下甩过雨水的斗笠/却总撩不开/清明的雨帘/远处有柳哨/幽灵般呜咽/梧桐吹喇叭的时候/想槐花也该开了。”这首《清明时节》，写于十八岁以前的某个春天。柳梢、梧桐花、槐花，这是我们共同目睹过的物事，它们就生长在教室的窗外。每年春天，小喇叭一样的淡紫色的泡桐花开了，一簇簇垂挂枝头，没有香味，但很有质感，一场雨过，它们叭叭地砸落地面，仿佛不是飘落，而是自杀，黄昏用这首小诗留下了教室窗外的泡桐花，让我再次想起上课盯着窗外的花儿走神的细节，那时想什么呢？全忘了。他记错了，那是泡桐花，不是梧桐花。可我已无法告诉他这个错误。清明节，我们最多背一背杜牧的《清明》，落脚点似乎也在“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上。黄昏心里的清明，是另一个样子。死亡离我们多么遥远啊，根本无须考虑，诗歌却已启发黄昏，去关注这件人生大事。
书房正对着一匹山梁，黄昏的墓就在这匹山梁的某个地方，他离去的第二年清明，去看过他。十多年，已忘了具体地方。山上农田中，错落着几座坟茔，在书桌前一抬头就能看到。刚搬家的时候，总以为那几座坟茔中的某一座是他的，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又可以对坐而谈了。不由想起他和一帮小城诗人合办的油印小刊《彼岸》，为什么叫《彼岸》呢？我不由又想问这个愚蠢的问题。此时此刻，他在山上的墓中，我在城中的书房，我们互为彼岸，不能到达。
手头保存着两本油印小刊《彼岸》，是从一位文友那里借来的。上面有黄昏的作品，一首《那是五月——给ZR》，一组《寡欢的季节》，我在两首诗里看到了这样一些句子：“莫要用泪去浇铸/别离的凄凉/不想送君千里/加深终须一别的怅惘/低低头挥挥手道声珍重/你呵/拽起目光的纤绳/又要把我的心/拉向何方？”“夜的歧路/正是梦的枝丫/在女人成熟的日子里/上面挂着善恶果。”“一串跳跃的渐弱音符/滚动着忧郁沉闷的震颤/据说冬春的协议因此达成/而冷暖合作的一首吟叹诗/还需待续/寡欢季节/仿佛一切遥远。”《彼岸》五月号、七月号，这是1988年。那时，正流行三毛和琼瑶，还有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我喜欢三毛，也喜欢朦胧诗，可我不喜欢黄昏将他的诗拿给我看。他通过它们表达的情绪和思想，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的梦想像三毛那样闯荡世界，写外面的世界，不是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吟风弄月。现在才懂得，个人情感就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它是值得诗人用笔来表达和歌颂的。诗中的那位“ZR”，不知今在何方，那个五月的青春故事，想必是凄美的吧。而我的拒绝，带给他什么样的伤害？
他一再劝说我参加他们的“赫然”诗社，送给我每一期《彼岸》。他将课桌搬过来做我的同桌，天天劝我读《圣经》；他一刻不停地想跟我谈谈诗歌，他正被那个诗社对诗歌的集体激情笼罩着；他在所有课堂上只关注一件事，那就是诗歌。我不喜欢被人在课堂上打扰，骂他像水斑鸠；我喜欢瘦瘦的男生，偏偏他是我们学校最胖的人；我想说，考学是我唯一的出路，写诗是出路吗？我不说，用沉默和不耐烦对抗他。最后，他终于被我气走。他握着课桌的两条腿，一下子将课桌举过头顶，直接从我们坐的最后一排角落搬到讲桌前去了。老师说他不能坐在那里，影响后面的同学看黑板，他只好撤回最后一排，在教室的另一角，与我对峙。在此之前，他曾骑单车回老家给我拿一本《古代汉语》，曾为搭长途货车回家的我和同伴买过零食，我曾为他缝被子，一床薄薄的小被子，一边缝一边想，这么小的被子怎么盖住那么庞大的身躯呢？我们对峙，不再说话，我记得他扔过来的小纸条，用与他庞大的身体极不相称的纤细隶书写着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句话让我很内疚。
参加工作那年，冬天的午后，黄昏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乡村中学，在我的小土屋里，三个人围炉而坐。他对冷兄说，我很会缝被子，谁娶了我一定很享福。我很想对他说一句对不起。那时我已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绝对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学生时代的他，在文学上比我走得远，他已是文学的、诗歌的。一个人的才华，很不容易把握，现在回头看，那时的黄昏已是一个相当有才华的诗人，而我，虽然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离才华二字还有相当距离。他看到了我身上的文学特质，希望与我成为同路者，可我那时还没有发现自己。除了上大学，我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未来是一团朦胧的玫瑰红，一切都在漫无边际的想像中。人的觉悟必须来自内心。我想说对不起，我的理解来得迟了点。那次，他没有谈诗歌，提也没提。他好像专门去告诉这句话：我是一个好姑娘。
最后一次见面，在他骑摩托车回老家的路上，他被一路上的灰尘盖得严严实实，取下头盔，我才认出是他。那时我正怀着女儿，东奔西跑地忙一个采访，而他也在为生计奔忙。那个夏天，离他出事不到一年。那么健壮的身躯，为什么就抵不过卡车的轻轻一撞呢？
在没有谋面的那些年，黄昏还在写诗。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无论谁有了新的血誓/都先去涂红《罗摩衍那》的封面/无论谁有了往日的启示/都先去足量/我们间欲行却止的距离。”“方舟从五月/渗漏一个无缘的典故/浸润话题的沉重/洪荒之后，苍生退去亘古/重新的我/又赶一群假设/浩浩荡荡地游牧。”《罗摩衍那》，古印度史诗，诗中的罗摩和悉达，是战胜艰苦和强暴的典范。没有联系的十多年里，文学于他，一定是退缩的状态，生计、时势、环境，都决定了。对狂热地爱着诗歌的他来说，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有几人能体会呢？我想《罗摩衍那》对他的意义在此。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我一直在朝着他曾经希望的方向不停地努力，文学的方向。正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万分遗憾。常常想，如果他在，我们可以好好地谈一谈诗了，而我们组织的每一次诗歌活动，都会盛情邀请他来参与，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小城最优秀的诗人。我们会冰释前嫌，成为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并没有怪我，如果记恨，他不会到山里去看我。他是一个胸怀宽厚的男人。
可是我还有话想对他说。往日的启示很多，我们之间却是生与死的距离，这距离无法丈量，谁也不知道死亡的真相。如果死亡就是停顿，那么好，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近，是上一秒跟下一秒，上一个呼吸跟下一个呼吸，上一步跟下一步，是眼睛的一睁一闭之间。可我宁愿相信死亡是另一种出发，黄昏，我们的小城诗人，他再次出发了，赶着另一空间的那一群假设。死亡是我们都要去的地方，只不过到达的时间不同，所以，不必悲凉。我们也会像诗人黄昏一样，活在他人的记忆中。
1988年七月号《彼岸》的封面上，印着一只脚印。黄昏曾笑言这只脚印是他的，拿脚沾了油墨直接印上去的。那时只有油墨滚筒印刷。这个丰满的大脚印像一个印章，盖在人间，这是一枚关于诗歌的印章。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人间活着，工作、读书、偶尔也谈谈诗，因为诗歌，想起他，曾经的诗人——黄昏。
现在，我自己来回答关于彼岸的问题。彼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是没有此岸与彼岸之分的，这要看参照物是什么。现今，黄昏的所在是我的彼岸，同样，我的所在也是他的彼岸，相同的是，我们都在诗歌的长河边。
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