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思再三，在别离成都之前，我还是决意去一趟永陵博物馆，而且，是独自一人。
虽然是周末，但巍峨的馆门前，全无别处的繁华，倒浸染着几分冷寂。并不长的神道尽头，坐落着一座青冢，这便是永陵。里面，埋葬着一位曾经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纵横晚唐、独掌两川的前蜀皇帝王建。
神兽。文臣石。武将像。森森翠柏。薄如纱的雾气。这些元素组合成一个王朝的背景，随着历史帷幕的拉开，尘封日久的事、已然陌生的人静静等待在这座城市的边缘，等待我的一次深度解读。
那座地宫的门建得颇有些形同某个老煤矿的入口，色彩暗淡。里面除了一位坚守岗位的保安人员，只有幽幽的灯光斜照着墓室。永陵是迄今为止所知的唯一一座墓室修筑在地表之上的皇陵。也许，那个混乱的时代，改朝换代的节奏太快，使得朝不保夕的帝王们连大兴土木的情致也消磨殆尽，永陵能有这样的规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算得上奢侈了。它的发现纯属偶然。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原成都天成铁路局在当时被附会为“琴台”遗址的西北处挖建防空洞，不承想，在深至四米多的地方，为砖墙所隔。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亲往考察，判定为墓葬，并主持发掘，在荒芜千年后，永陵重见天日。
一重重穹窿状的券门规整地往里排列，仰首看去，分明是一道道波浪正向幽深处推涌。券额上残存的天青色和彩画依稀可辨。我被一种神秘而诡异的磁力吸附过去，去追逐那个狼烟四起、战争频仍的乱世。墓室其实不大，三进门而已，且紧紧挨靠着，尤其是正中央位置，安置完棺床后，已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阴冷的气氛冰一样融解，侵入我的骨髓。我无意理会，因为我已经被那棺床壶门内的“二十四乐伎”石刻所震撼了。她们有的业已漫漶模糊，有的形容依然清晰，优雅生动，形态婉转，有舞者二，使乐器者二十二人，涉及二十种二十三件乐器，涵盖印度、伊朗、西域和中原四大系统。一个宫廷宴享乐的乐舞场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今日，千年后的一个暮春。我忍不住俯身去看，去读，便是那棺床两侧的半身石雕“十二力士”，也仿佛经不起心旌动摇，伏身屏息倾听。排箫、琵琶、古筝、哀牢、羯鼓、吹叶、贝以及笙，和歌而起，与舞融会，交织出锦江的春水、塞外的雁鸣、长安的晨钟种种音色，勾勒出前蜀的盛世剪影。
传说中的那个宫廷主人，正坐在最深处的石床上。据说，这尊王建石刻真容圆雕坐像，为历代陵墓中帝王写真之唯一。他头戴幞头，身着锦袍，腰束玉带，足蹬皮靴，隆眉广颡，状貌伟然。淡淡的灯光下，他似乎微阖着眼养神，又似乎在遥望中原那永远的桑梓故里。投影长长地斜立在墓墙上，渗透着无尽的孤独和寂寞。
我能感觉他翕动的嘴唇，仿佛在传递一条散失了千年的信息。公元847年，王建降生在一个平民家庭，青少年时，乐于屠牛盗驴、贩卖私盐，为乡人所恶，因排行第八，故人称之“贼王八”。我觉得这位前蜀的缔造者与吟《大风歌》的刘邦颇有些神似。不过，浪子回头，“龙目虎视”的王建竟然咸鱼翻身，在天下纷争中嗅出了空气中的味道，于是投忠武军为卒，投身镇压农民起义的激流，因战功迁升为列校都头。公元884年，王建作出其生命中的一项重要选择，与其他四位都头领兵投奔流亡在成都的唐朝僖宗皇帝。僖宗大喜，拜为诸卫将军，号随驾五都。从此，王建开始崭露头角，在晚唐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娴熟表演，血战当涂驿，巧取阆州，怒拔鹿头关，克岐王，逐南诏，逐步据有今四川大部及重庆、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和湖北西部。公元907年，大唐幕落，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那个时代，叫“五代十国”。
而王建，这位当年的“顽主”，却圈定了“天府之国”这方风水宝地，真真实实地去干着国计民生的事了。他注意收揽人才，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扩张疆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蜀中大治。当时中原战乱，前蜀建立后却没有大规模战争，才俊多奔于此。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并很能接受文臣的劝谏。一时之间，前蜀布帛生产、造纸业发达，商业繁荣，仓廪充溢。史料称：“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公元918年，王建病殁，谥号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葬于永陵。
我在墓室里徘徊了整整一个小时，甚至连那位保安人员也面露惊诧之色。我能感觉到自己仿佛化身为马，穿透硝烟去寻觅那些落满岁月浓霜的身影；我能感觉到自己依然端坐于学堂，补习那久已荒疏的历史之课。
王建逝后，其幼子王衍继位，荒淫失政，仅仅七年后，前蜀为后唐所灭，遭灭族之灾。
一切如花，香艳后凋零为泥。一切如门，晨开暮闭。一切如焰火，璀璨之后，是满空的寂寞。
那尊坐像已然失语。而蜀都百姓“出西门，求平安”的风俗却流传下来了。一代杰出封建君主王建，俨然成为民间的“庇护神”。
由于正准备扩建，文物陈列馆已被拆除，神武殿等也成了临时办公场所。博物馆里，更显幽静。偶尔有老人悠悠闲闲地漫步。我默默绕王建墓走了一圈。微风拂面而过，在陵墓的顶端，有青草在摇曳。
2009年4月27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