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三弟巢峰（周建人）被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象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的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在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那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那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警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赏析】
本文于1938年8月写成大部分，至1939年春完稿，1940年1月上海宇宙风乙刊社出版了此文的单行本。
鲁迅是郁达夫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郁达夫在鲁迅生前与其过从甚密。郁达夫曾替鲁迅调解与他人的矛盾，替鲁迅调解与北新书局的纠纷，为其他编辑者向鲁迅约稿等等，这一切都显示出二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在作于1936年12月24日即鲁迅逝世后第五天的《怀鲁迅》一文中，郁达夫给了鲁迅极高又极准确的评价，他对鲁迅的认识比一般人都深刻得多。他曾说要认识中国的国民性，只要看看《鲁迅全集》就够了，这真是十分有见地的话。
作者在序言中介绍了写作此文的背景，接着转入正文，按照时间的先后，逐一介绍了与鲁迅初识到相知甚深的交往过程。
《回忆鲁迅》一文通篇都是以片断的形式联缀起来的，中间记叙了很多与鲁迅有关的事。作者在此不重文章章法（多片段的连缀，使文章显得有些零乱），而是看中文章整体的协调与内在的一致，以一种对鲁迅的深切的爱与尊敬来统摄全篇，使我们读来觉得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由于与鲁迅来往频繁且关系密切，作者便能熟知许多关于鲁迅的情况，比如鲁迅“对于目莲戏有特别的嗜好”，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鲁迅对于杭州的不满意等等，这些记叙都有非常有意义的史料价值，是研究鲁迅的好材料。
郁达夫对鲁迅的描写是多侧面多角度的，所选取的事件都能很好地体现出鲁迅的思想、性格特点以及兴趣爱好，让对鲁迅不了解的人一下子就能获得全方位的关于鲁迅的信息。作者在叙述事件时用语极为精练，没有过多的铺叙渲染，三言两语便将一件事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给人以非常简洁、利落之感。这也是郁达夫人物回忆类文字的共有特色。
郁达夫在此文中，表现了对鲁迅的深深的敬重。他在万国殡仪馆里“一面看到鲁迅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时”，觉得自己他的心“真得有点儿绞得难耐”。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也被深深打动了。一个对鲁迅没有深切的爱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郁达夫正是因为对鲁迅爱得太深，所以他对鲁迅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在没有日记一类资料在手头的情况下，作者仅凭记忆写下的文字能如此翔实准确，可见他对鲁迅是何等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