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发展盐业。盐是边区的一个极大的富源。盐对于边区物价的稳定，出人口贸易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时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边区政府对发展盐业，一直十分注意。1940年秋季开始，采取了督运政策，发动群众制盐、运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要的货物。计划1941年产盐和运盐70万驮（每驮150斤），实际外销就有29.9万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外销盐的最高纪录，对边区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1941年9月14日、15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就是反映当时发展盐业的一个具体记录。毛泽东当时十分重视，亲自为《鲁忠才长征记》作了序，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币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的这个序表扬了高克林印调查研究作风，把它作为发展盐业的一个范例，以厦又收入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
第六，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边区政府实行接纳安置移民、难民的政策，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在开展生产运动以来，增加了135万亩耕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多人少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难民，增加了劳动力。
就整个边区来说，除绥德分区的绥德、米脂，助东分区的庆阳等少数地区人多地少外，多数地区都是人少地多，如延属分区的延安、（富）县、甘泉，陇东分区的华池、合水等县，土地荒芜很多，需要刀发，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
边区政府在1940年3月就公布了关于优待移民、难民的决定，1941年连续两次发出布告，1942年又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在这些决定和条例中规定优待移民、难民的内容有：（1）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垦私荒则三年不交租；（2）移民、难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减轻其他负担，第一年完全免去义务劳动；（3）政府尽力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吃住困难，借贷或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4）移民有选举权，可以自己建立移民聚届处，自选乡长、行政村主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边区以外的难民纷纷到边区来安家；边区内绥德、米脂等地的群众也不断南下到延属地区来安置。据统计：1941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7855户（移民占绝大部分），共20740人；1942年安置5056户（绝大部分为移民），共12432人。这些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的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1／3。如果以每人开荒20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20多万亩。
由于边区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帮助和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所以来边区的移民、难民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生活得到改善。一舶在一年以后就解决了吃粮问题，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自己种庄稼独立经营了。
第七，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众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一是为了防止胡宗南的进攻，南泥湾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在那里屯田对战备有利；二是因为南泥湾土地肥沃，还有较为充足的水源，适宜于农作，是实行屯田的理想地方。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1.1万多亩，第二年又开荒2.6万多亩，第三年种地10万亩。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1万石。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三五九旅在生产上除屯田外，还发展多种经营，如创办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产品自用有余，还在市场上出售；搞运输，陕北交通不便，三五九旅建方了一支拥有600头驮骡的运输队，运盐运货，在绍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设立了十多个骡马店；以及开设商店等。
在南泥湾政策（即屯田政策）的影响下，边区的部队基本上采取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大凤川、小凤川、二家川、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关门子、田家湾、柳林、葫芦河等地的屯垦区。三八五旅在合水、东华池开荒，也很有成绩。
第八，提倡和推广植棉。棉花和棉布是边区自给自足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边区生产棉花很少，棉布都是从边区以外输入的。边区150万人口，按每人每年需要二斤棉花（包括织布）计，就需要300万斤。1939年起各方面都感到了棉花的需要，边区政府开始提倡植棉，但只种3767亩。1940年增至15177亩，产量低，收获量不大。经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植棉技术，解决棉籽等的具体困难，以及奖励政策（例如植棉3年不交公粮，奖励植棉劳动英雄等），1941年植棉有了较大的发展，棉田达39087亩，1942年又发展到94405亩，棉花的收获量达到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第九，实行减租减息，发动了未土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如延属分区的大部分，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土地900余万亩。二是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如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延属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地主土地50余万亩。这两种地区的阶级状况也完全不同。减租减息只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至1940年，主要是宣传时期，一般的都未实行。原因有两方面：从客观上讲，这些地区如延安、甘泉、庆阳、合水、绥德、米脂等，还存在着双重政权，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我们的“县政府”（公开名义是抗敌后援会或农会），是所谓“统战区”。当时国民党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就公开反对减租，所以不利于我们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从主观上讲，部分同志的右倾思想，怕因减租得罪了地主，妨碍统一战线，不敢实行减租减息。第二阶段是1940年至1941年。因为国民党委派的县政府经常制造摩擦，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破坏边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我们赶跑了顽固派，结束了边区部分地区的双重政权局面，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减租运动客观上的困难消除了。但是，在根据“三三制”政策精神进行边区参议会选举的情况下，有些人又忘记了减租减息这一中心工作。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但是没有发动群众，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或者用恩赐的办法，同时，地主则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进行抵抗，结果成效不大。第三阶段是1943年以后。减租减息真正开始，是在1942年冬和1943年春。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减租减息政策。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指示说，“减租必须普遍地达到各地减租法令的规定的程度，必须用政府权力，特别是要以坚决的态度打破地主对抗减租所实行的一切投机取巧的办法，在政府统一的租佃条例未颁行前，各地可临时制定保护农民佃权及禁止地主一切投机取巧的行为的办法，严申政府减租法令，并使这些法令成为农民进行减租斗争的合法武器。”中央西北局并为此特制定了一个《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作为附件下发，参照实行。西北局的指示还强调：“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并且“由群众组织的力量来保证之”。这时，减租采取了群众斗争的方式，有的组织了农会，有的组织了减租会，来领导群众进行减租斗争。在群众斗争的同时，在地主中还推动开明分子出面倡导减租，以维护政府法令，推动减租的进行。在这方面，李鼎铭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党要求农民在地主按照法令减租之后，也按照法定额（即实行二五减租）交租。
在减租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保障佃权。在减租斗争中，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以撤佃来威胁农民减租，同时，一部分佃农也担心地主撤佃。他们说，“今年减租，明年没地种。”“减租倒好，没地种事大。”有的干脆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叫咱种地了。”为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29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以确保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在这个土地租佃条例公布后，李鼎铭发表了很好的谈话。他说：“我以为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及贯彻减租交租政策，将有很大作用，希望全边区的先进士绅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减租减息政策的顺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未土改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设边区，丰衣足食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公私关系上的“公私兼顾”的原则，阐明了今后在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中的基本政策，规定了生产和教育为今后两大中心任务。他说：“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和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者所谓第一位的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把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规定了“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西北局高干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一、进行生产总动员，号召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共中央在1943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直属各机关学校生产负责同志的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题为《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说，“毛主席号召全边区在今年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会议讨论了1943年生产的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在全边区要实现“丰衣足食”，对机关学校来说当然更要做到“丰衣足食”。会议要求各机关把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立即组织临时生产委员会，总结1942年生产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各该机关人数及劳动力的比例，制订1943年的生产计划，以及生产的各种措施。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机关学校开始制订“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随后，边区系统各单位也开始总结1942年的生产经验，制订1943年“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