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要交战了。
从交战双方来看，皖系主将是徐树铮，而直系主将是吴佩孚，说白了，这场涉及几十万人的战争，到最后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较量。
两个人都是书生。
为什么说两个人都是书生？前面已经介绍过徐树铮，大家知道他考过秀才，秀才就是古代的书生。这还不是最紧要的，关键是他的性格还带着书生气，太刚，不圆通，且恃才傲物，自视很高，除了段祺瑞，天下没人放在他的眼里。此外，书生一般都有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理想，徐树铮理想有之，但是实现理想的方法欠妥。那些年徐树铮喊得最多的就是“武力统一”。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大一个国家，乱糟糟的西南割一块、东北割一块，统统不听中央的号召，那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统一，方式就是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就得编练部队。所以他就去西北编练部队了。应该说他的想法也没什么不好，关键是方法操之过急。武力统一的口号一喊，全国大小那么多军阀，哪一个心里不惦量惦量这四个字的含义？惦量完了，发现徐树铮跑西北训练军队了，这个军队一旦训练出来，还有自己的活路？所以直系曹锟一喊出反对徐树铮的口号，全国一致支持，意见出奇的统一，这是徐树铮的悲哀。书生意气啊，这书生意气最是误国，结果非但武力统一没有实现，国家反而更乱，军阀混战也因为徐树铮的失败而蔓延到了全国。以前段祺瑞还能掌控局势，这后来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中国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之中。
再说吴佩孚，这个人也是秀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履历。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省蓬莱县人，祖籍江苏常州。1874年生，6岁读私塾，9岁做文章，22岁时考中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1898年，吴佩孚投天津武卫左军聂士诚部。1901年2月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即后来的“北洋武备学堂”。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1912年9月吴佩孚出任中央陆军第三师第六旅炮兵团团长，驻南苑。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19年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
相比于徐树铮而言，吴佩孚更是一个本色的书生。毕竟徐树铮虽然有书生的抱负和书生的清高，但其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人不大喜欢。而吴佩孚就不一样了，他既有书生的抱负、书生的清高，更有为很多人所称道的书生的品性。比如吴佩孚以“四不主义”闻名于世，即：“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出国、不纳妾”，而且终身坚守，从未破例。特别是“不住租界”，其含义就是不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这一点在军阀混战的民国难能可贵。当时有多少外国人拼命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他一概拒绝。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稍微通融一下，稍稍借助一下外国势力，那么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就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毕竟当时与他对垒的各方势力，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只有他铮铮铁骨，不肯在国家民族利益上稍稍让步，哪怕仅仅是眼前的口头的也不肯，让外国人既敬又恨。其实民国时期，包括日、美、英、俄等国都希望与吴佩孚合作，他的机会很多，只要他点一下头，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但是吴佩孚就是吴佩孚，他的书生个性永远是那么的棱角分明。
眼下，民国时期两个颇负盛名的秀才或者说书生为了各自的理念就要在战场上见面了，他们之间较量的高下如何？
首先，从形势上看。徐树铮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北京政权操控在段祺瑞手里，其实等同于操控在徐树铮手里，而吴佩孚充其量也就是地方势力。以中央对地方，无论资源调度还是发号施令等方面都占有主动。徐树铮充分利用了这一主动，逼迫徐世昌总统下令免去吴佩孚陆军中将及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吴佩孚所率第三师由陆军部接收。在这方面可以说徐树铮大获全胜。
其次，从军力上看。直皖冲突时，徐树铮已在西北筹边使任上干了一年多时间。这西北筹边使比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职权还要大，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等文武官吏均受其节制，隐然形成了与张作霖相对应的“西北王”之势头，只不过根基还不太稳。一年多时间里，徐树铮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编练了3个师总人数近4万人的西北边防军，通过日本借款为3个师武装了步枪12.5万支，山炮、野炮544门，其装备在当时全国陆军中是最好的；除这3个师外，徐树铮可以动用的还有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和第十五师。反观吴佩孚，其直接率领的只有一个师，不过这个师长期征战大江南北，镇压过武昌起义和护国运动，战斗力非常强；加上他从湘南撤防带过来的王承斌、阎相文、肖耀南3个混成旅，外围还有曹锟和张作霖的一些部队，虽然总兵力也不少，但是与徐树铮比起来还是要差许多。当时支持直系的号称有八省同盟，但是只不过叫得凶，临到参战时却不见影子。当然，皖系也有一些支持势力，临到参战时也没有来。这样双方投入战场上的兵力十万余人，兵力上皖系占优，但战斗力上是直系占优。总体来说，双方在军力的对比上基本持平，皖系稍占上风。
再次，从舆论上看。整个社会舆论是明显不利于徐树铮的。吴佩孚大战前，特别重视并开展了舆论战，先后发表了《吴佩孚出师讨贼通电》、《吴佩孚宣布段徐罪状通电》等檄文，把直皖之战宣传成是反对日本走狗之战，说段、徐二人用日本人的钱编练军队、认贼作父、大卖国权等等，并说自己是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这样就使直系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动。诸君不要小看舆论，恰恰相反，舆论非常重要，徐树铮就因为小看舆论而导致此战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可能他当时并没有明白，其实想想也简单，因为舆论可以影响军心，从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事实上，后来皖系之所以失败，败的不是战场，而是军心。所以从这方面看，吴佩孚占据绝对优势。
最后，从盟友上看。直系争得了张作霖的支持，而皖系不但没有拉拢住张作霖，反而在最后一刻因为要谋杀他而把他深深得罪了。7月9日，张作霖返回奉天，即发表了《张作霖派兵入关通电》、《张作霖揭破段派阴谋通电》等，明确表示要率兵入关，扶危定乱。因此在盟友的支持上，皖系也是处于下风的。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直皖两系总体上还是比较均衡的，按道理谁想赢也不会赢得那么轻松，但是事实大跌眼镜。从1920年7月14日至19日，直系仅用了6天时间就把皖系打垮了，而且这一仗皖系败得很惨，辛辛苦苦编练的边防军被直奉两派瓜分，皖系从此在中国舞台上基本消失了，即使还有一点小势力，也得仰人鼻息，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在双方实力都比较均衡的情况下，一方能够战胜另一方，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主帅的临场作战能力了，在这方面，直系吴佩孚体现出了较高的技战术水平。
1920年7月14日晚，直皖战争正式爆发。皖军以西路（北京至保定的京汉铁路沿线）为主攻方向，由段芝贵指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第五混成旅，刘询的陆军第十五师以及陆军第九师两个营、第十三师辎重营等，部署于涿州、固安、涞水以北，企图沿京汉路南下，首先夺取保定，然后继续南进。直系组织的“讨逆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将其主力第三师及第二、第三混成旅部署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以南一线，抗击皖系的进攻。14日夜，吴佩孚亲率其第三师的第五旅，企图出奇不意地直捣团河，捉拿段祺瑞，因机密泄露，段一面急调援兵，一面逃回了北京。吴佩孚捉段计划落空后，便指挥部队在琉璃河、涿州一线面对皖军的进攻，避其锋锐，主动撤出高碑店，并将其所部分为三路：以固安为中路，涿州、高碑店为西路，廊坊、杨村为东路，固守待机，阻止皖军南进。同日，东路皖军在总指挥徐树铮指挥下的西北边防军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两个团，陆军第九师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以曹瑛为总指挥的东路直军阵地发起进攻，直军在铁路桥架设大炮，向进攻的皖军发炮轰击，双方一时胜负未决。
16日，驻防天津的日军护路队出动帮助皖军，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2英里以外，直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西北边防军乘虚而入，直军不支，遂放弃杨村，退守北仓。就在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皖军方向发展，直军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因素出现了，它迅速扭转了战场形势，造成了皖军的迅速溃败。
这个意料不到的因素是直皖之战中的胜败手，而这个胜败手就是由吴佩孚创造的。就在徐树铮率领东路直军猛扑杨村扩大战果的时候，西路直军在撤出高碑店后，忽然由吴佩孚亲率其中一部分精锐，采取侧翼迂回的战术突然向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实施突击，直捣东路边防军前敌总指挥部。毫无戒备的东路边防军前敌总指挥部曲同丰与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于17日全部被生俘。向高碑店一线进攻的皖军因失去指挥而迅速退回，导致直军乘胜攻占涿州，并向长辛店方向攻击前进，战场形势由此逆转，西路指挥段芝贵在兵败之后，只身逃回北京。18日，直军进占琉璃河。20日，直军大队进至长辛店和卢沟桥，将溃散的皖军基本肃清。
东路的迅速失败影响到了西线，使西线军心动摇，加上奉军第27、28师数千人抵达天津投入支援直军的战斗，皖军纷纷溃退，见大势已去，徐树铮只好于当晚逃回北京，东路战事也以皖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分析直皖之战，可以看出双方当时的安排大致是东路皖军曲同丰对直军主将吴佩孚，而西路皖军主将徐树铮对直军将领曹瑛。吴佩孚采取诱敌深入并反抄后路的战术生擒了皖军东路前敌总指挥曲同丰，从而成为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手，导致西路皖军即使占了优势也无济于事从而败退。
其实，按一般常理，即使曲同丰被擒，由于他也只是前敌总指挥，其后还有段芝贵压阵，倒也不至于导致东路一败涂地的。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导致东路的不可收拾？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舆论战起到了作用。由于前期的舆论宣传，皖军包括曲同丰在内都觉得为了维护卖国贼徐树铮而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胜的时候军心倒还算稳定，一旦遭受挫折，这军心哗啦一下就散了。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曲同丰，这位极品在被擒之后立马倒戈，竟然发出通电劝告西北边防军“共起讨贼”，当然这贼指的是自己以前的顶头上司徐树铮。曲同丰这样一个高级将领被抓后竟然马上翻盘，连一个小时的忠诚度都没有，这也说明舆论战对人的影响该有多大。由于曲同丰甘愿降敌，其他皖系将领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无心恋战，不想卖命了，于是兵败如山倒，皖军全线崩溃。
1920年7月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于23日开进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24日，徐世昌派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以代弃职逃走的段芝贵。至此直皖战争宣告结束。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
在中国的历史上，直皖之战因规模不大，持续时间又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研究这场战争的人少之又少。但笔者却对这场战争看法不同，原因是直皖之战是袁世凯死后历史给予中国的一次极好的统一机会。徐树铮高举武力统一的旗帜，整军经武，积极备战，如果功成，则由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政体有望确立，中国很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和平发展之路。可惜功亏一篑，最后却毁在了一个小人物曲同丰手上。历史在这里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中国从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