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8年，71岁的萧军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些书信。劫后余生的纸张，如秋日的枯叶落满了岁月的积尘。那是1936年到1937年间，萧红从日本寄给萧军的信。
萧军回忆道：
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由于当时国内和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于保存在身边，一旦被日本“刑事”搜出，而发现她的左翼作家身份，这会增加无限的麻烦。当她去日本之前我就告诉她，信读过以后，马上就焚毁或消灭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给她的信就一封也没遗留下来。至于如今留下的几封，这全是后来她从北京带回来的。
关于这批书简还能够存留到今天，居然还能够和读者们见面，这只能说是一个偶然的“奇迹”！若按一般规律来说，它早就该尸骨无存了。
从一九三六、七年计算到今天，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对于我们国家、社会……来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换、大革命……的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在生活方面是东飘西荡，患难频经，生死几殆，……当时一身尚难自保，更何能顾及到身外诸物？……兴念及此，不能不怃然以悲，怆然而涕，悚然以惧，以至欣然而喜也！
爱情，这落墨浓重的两个字，往往是经不住解构的。关于它的得与失，不必将因由全摊给所谓乱世。身处其中的人，才是因果的关键。
那些会让心刺痛的答案，不用往深里琢磨，直接问问自己的心，便会知道根结在哪里，更何况冰雪聪明如萧红。时光划过那些纠结与暗涌，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洒落在窗台冰冷的月光，无非是心中不甘、不舍的映照。
走吧！还是走。
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运，
为何又希求着安息。
其实她全都了然，不是吗？
但面对“流水一般的命运”，谁真能做到安之若素？在爱情上，纵然企盼着再平凡不过的归宿，萧红却从未给她自己选择过一条“平凡之路”。
1936年7月，萧红远渡重洋，只身前往日本。按萧军的说法，萧红去日本是为了疗养身体和专心写作。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她是为了逃避与萧军岌岌可危的感情。
从胡风的夫人梅志以及许广平等人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出，二萧在上海成名后，萧红在情感上的苦闷并未因境遇的改善而有所减轻。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写道：“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难道萧红不坚强吗？不是不坚强，可既然没有遭遇理想的社会环境与男性群体，作为女人，得要“足够坚强”才能挺过去。男权文化在传统社会里无所不在，男性承受着源于生活的压力，而女性不但要承受来自于生活困境的压力，同时还要接受来自于男性的压力。萧红在这一点上体会得不能再深了。生活与爱情，宛如苦杯中涩然的酒，她一口一口，独自吞咽着。
病痛自第一次生产以后便折磨着萧红，才二十来岁，同龄女子肌肤如绸青丝如漆，而萧红却有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花白的头发。她脸色蜡黄，嘴唇苍白，受着胃病与腹痛的侵扰。萧红并未从根本上好好治过病或做过休养。与此同时，她除了写作（另要为萧军整理文稿）还要干家务活。对于跳荡不羁的萧军来讲，他也许并没有耐心去真正关注爱人的病痛，体会她的难处。是他天性如此，还是爱情淡去后正常的漠然，只能任人揣测，也任萧红独自消化了。
萧红身心疲惫，鲁迅的家成了她唯一的避风港。鲁迅也病得很重，担心丈夫陪客劳心，许广平只得撇下繁重家事，陪萧红在客厅聊天长谈。然而萧红的忧郁是无人能慰藉的，强烈的忧愁，像用纸包着的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胡风的妻子梅志曾回忆，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
许广平也曾回忆，某天她在楼梯上遇到梅志，焦头烂额地向梅诉苦，说萧红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有什么办法？直到有一次为陪萧红，忘了关窗，导致鲁迅先生发烧，许广平终于忍不住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不得不说，作为丈夫，倘若萧军能多慰藉和关怀萧红一点，又如何能让这个满心愤懑无处消解的女子在无助茫然时侵扰到他人的生活？
即便有朋友，有师长，有丈夫，即便看起来生活好了，只要再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下下，慢慢地什么都会有，但寂寞却是萧红永恒的星座。
好友梅志眼里的萧红，是一个有些情绪化的女子，敏感，固执，对于内心情感的需求非常强烈。据梅志回忆，有一次萧红想给她和胡风的孩子买件礼物作纪念，结果萧军却买回了一个面包圈，萧红非常气恼，这让萧军觉得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萧红表示出很不满意：
“嘿，叫你买玩意儿，给买几个列巴圈。”
“怎么？列巴圈不好？”
我一看萧军眼睛瞪着，赶快说：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嘛。”
萧红的心理我是理解的，她想给孩子买一件真正的玩具，这也可说是她母性加女性的表现，谁知萧军没把它当回事，还故意显露出不听她摆布的样儿，我看得出萧红很难过。真的买件能保留下来的玩具，可能我们会保留到现在呢！
萧红的敏感细腻与萧军的粗枝大叶，价值观的差异，各自性格的问题，让两个人的生活矛盾频出，摩擦不断。一起吃苦受难的时候，因为要共同面临与分担生活的难题，二人同心协力，相濡以沫，情感无比融洽，然而当境遇转好，不论人还是感情，都疲态尽显。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是萧军的爱情哲学。这样的哲学一开始听起来，向往自由的新女性或许会被其中的豁达随意所吸引，甚至在相处之初情投意合之际，会抱有一些侥幸的幻想：不会不爱的，他不会将我丢开的，我会是他停留的港湾。
真是孤勇，陷入爱情的女人，如置身在一座假想的城，沉浸在“固若金汤”的谎言中。对于真相，是勇敢地面对还是勇敢地隐忍呢？
萧军从不否认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他爱女人，他喜欢追逐她们轻盈的脚步，捕捉酒窝边甜美的笑容，这真是让病体恹恹的萧红苦不堪言。
萧红摩挲着爱的苦杯，将自己尽情放逐在深重的悲愁与失望之中。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支一支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支诗，
我也写了一支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瞧，她才25岁。可她说她不是少女，她没有红唇了。
“程女士”又来了。或者说她回来了。
那个叫陈涓的姑娘，她的家乡就在上海。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结识，此时，她和萧军在上海重逢了。萧军很自负，感情一向炽烈。他上过军校，有不错的文化水平，认为自己很能吸引女孩子，追求心仪的女人，他能做到全情投入。
1944年6月，陈涓在杂志《千秋》的创刊号上，署名“一狷”，发表了文章《萧红死后——致某作家》，在其中，萧军被她描绘成一个疯狂单恋她的人。她无比委屈地回忆着萧军热烈的纠缠，他“惨厉的狞笑”，以及他请求她“你得便也常上我家来玩，也常邀我去你家吃东西”，她隐隐觉得，“这事越来越糟，你那种倾向实在太可怕了”。纵然听起来好像她也有点冤，但陈涓应该也能猜到，自己确实在有意无意间，为萧红爱情的“苦杯”中又加入了一丝苦涩。
平静早已打破。曾经假作视而不见、隐忍于心的伤口，逐渐痛不可当。爱人的移情别恋，对萧红的心理造成重创，她无从排遣心中的痛苦与迷乱，在感情上既不能向前也无法回转，只能在原地绝望徘徊。
1936年7月，萧红接受友人黄源的建议远赴日本。在离开上海前，她和萧军约定一年以后再相聚。他们和黄源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相片中，三人看似快乐地互搭着肩，萧红穿着花布旗袍，烫了头发，嘴角微张，眼中蕴着温柔的笑。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毕竟还是要一个人渡过的。
〔2〕
“今天我才是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其实我看也不过三五里，但也算了，去的是神保町，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沿路走回来了。觉得很生疏，街路和风景都不同，但有黑色的河，那和徐家汇一样，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
空气里浮动着陌生的语言，窗台摇晃着异国的阳光，青石路上，传来似真似幻的木屐声声。好友黄源的夫人许粤华也在东京，许在生活上照应着萧红，但萧红似乎并不快乐。8月，许粤华回国，萧红更觉得寂寞了。那时候，对于她与萧军之间的关系，她仍怀着希望。和萧军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直处在对他强烈的依恋与依赖中，知道有问题，也想过离开，但就是无法逃离情感的罗网。她在旋涡里打着转，始终没有转出去，即便是已经“逃”去了日本。
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件里诉说着琐事与思念，她依旧不忘将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告诉这个男人：
现在我庄严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象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没有了。以上这就是所有的这封信上的重要事情。
看到信上的这些文字，女性读者难免感慨，这写信的女人，是萧红又不是萧红。没错，她是萧红，但她也只是个和所有女人一样的平凡女人。也许萧红并不曾料到对于这琐细的关怀，萧军的态度却是：“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至厌烦。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
萧红赴日77年后的2013年4月，上海已是初春时节，电影《黄金时代》剧组在外景地选择了一栋日式结构的房屋，重新布置成萧红在东京的居所。演员汤唯在这间屋子里要完成的戏份，大多是写作的镜头。
如何还原当时的情景？演员如何体味主人公的心境？汤唯说：“如果我的心里没有那个东西，（促使）她写那些内容的东西，如果说我的感受跟萧红的那一刻所写的内容感受不同，甚至是哪个字句不对，那个戏就不对了。”
萧红心里的东西是什么？
异国孤旅，并未让她的心情舒展，但她拖着病体，一直在坚持创作，同时孤独地对自己情感上的病灶进行着收效甚微的疗愈。细细想来，不免让人在怜惜的同时感慨万端：爱情可以是一种美好的成全，而情执却是一种癌，它真的会一点一点吃掉宿主的生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这异国的蝉鸣好像更响了些。
心的表面是安静的，冷的，它被爱情冰冻过，如悄然涌动的冬日夜潮，寒雾凝冰之下，流淌着思念、哀伤、期许、无奈、失望……从夏天到红叶之秋，再到白雪纷然飘落，萧红在东京，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故乡遥远得像前世的一场梦，还能回去吗？
写作，一直写，用生命来写。用书写来对抗，也用书写来遗忘。
散文集《商市街》出版，萧红奋力笔耕，曾在一个半月内写下近三万字，这极大地损耗了精力，让她劳累过度，以至于影响了心脏。待身体刚刚恢复了些许，一个始料未及的噩耗传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
东渡日本后，萧红与鲁迅并没有任何书信往来，萧军的说法是，鲁迅先生身体非常不好，但他又讲究诚信，为人敦厚友善，每一位青年给他写信，他接到了都是要给人回信的。为了减轻鲁迅先生的负担，不给先生添麻烦，他和萧红约好了不去打扰，所以不约而同都不给鲁迅先生写信。
鲁迅逝世三天后，萧红才从日本得到确切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萧红悲痛欲绝，嘴唇上火，口腔出现溃疡，不能吃饭，高烧不断，只能喝一点水。
她的心剧烈跳动，无法将“死”和她的导师与引路人联系在一起。萧红睁着黑色的眼睛，带着一丝荒诞感和沉滞的悲伤，看着那个已经没有了鲁迅的世界。
日月轮转，天地如常。听到耳里的只是自己的脚步声，以及雨水从头上的树叶落到雨伞上发出的响亮声音。“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
世界好像空了，这和珍宝一样得来的情谊，一旦失掉了，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萧红对萧军说，她知道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是不行，“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
那段时间，萧红几乎每天都会流泪，泪水落下的时候，五味杂陈，心绪纷乱，难以自已，邻舍不时传来凄婉的筝声，越发激起她的悲伤。
萧红的眼泪也许不只为鲁迅而流，也为着她自己。鲁迅去世后，萧军在上海发生了一段新的恋情，女主角正是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这个女子同时也曾是萧红的闺中密友，她对萧红曾那般友善地照拂。
多年以后，萧军也直言不讳，在爱情上曾经对萧红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萧红在日本期间，他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他说的“某君”，正是许粤华。
烦恼像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失掉了爱的心板，如同失掉了星子的天空。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萧红何尝不知道如何解脱，何尝不明白早就应该让心挣脱束缚，放眼于更为开阔辽远的人生。“世界那么大，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我的胸中积满了砂石，因此我所向往着的：只有旷野、高天和飞鸟。”她无比清楚地看到心底绽开的伤口，遗憾的是，她无能无力，愈加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以及牢笼般的寂寞里。
电影《黄金时代》中，有这么一幕，萧红躺在地板上，凝视自己手臂的倒影，月光清冷、悠远，如同生命的底色，缓缓渗透进封闭的空间。在东京的这些寂寞哀伤的日子里，在给萧军的信里，萧红第一次提到了“黄金时代”四个字。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她当然是恐惧的，一个女人再怎么勇敢，内心仍然有柔软脆弱的一面，仍然需要呵护与安抚。萧红预感到了什么呢？她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期，是否命运对未来的安排，已然透露了一点令她不安的线索？是什么东西在心里敲了警钟？是那些未知的、已然感觉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
黄金时代，这四个充满热度却让人隐隐不安的字，是萧红从清冷的白色月光中捕捉到的人生密码。
〔3〕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启程回到上海。
萧军与许粤华的恋爱出于道义不得已结束，但有些小事端却让二人藕断丝连，许珠胎暗结，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萧军忙于照顾她，自然会冷落萧红。感情创痕加深，二萧的关系艰难纠结，甚至加剧恶化。她尽量把自己沉浸在创作中忘却痛苦，但这样的痛苦，实在是太难忍受。萧军短暂的恋情掺杂在黄源与许粤华的家庭关系中，何尝不让他头疼？他本性粗犷暴烈，烦心事一上头，情绪恶劣的萧红再稍作刺激，萧军立时便会发作。“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幻灭感引发愤怒，两人时常爆发激烈的争执。
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忍无可忍，感情降到冰点。
萧红在《苦杯》里用诗句倾诉：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此时的萧军，在萧红心目中，竟然类似于她憎恶的父亲：“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而五年前，她还曾满怀感激与爱，在夜深不寐之时，为他写下那些深情的春曲。
1937年5月，在给萧军的一封信里，萧红毫不掩饰她的痛苦与绝望：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作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我哭，我也许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啊！”
数十年后，萧军为这封信做了注释，他说：“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予她的。”
在梅志等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曾或多或少提及萧红眼睛受伤的事情。
那是在一次聚会上，许广平、梅志、萧红、萧军等人俱在，萧红出现的时候，左眼带着一团乌青，她这个样子，让众人无比讶异和关切。
萧红隐藏着窘迫，淡然道：“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尽管后来萧军解释说，那是梦到与人打架以至于造成误伤，但当时他却是慨然又生硬地说：“干吗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你别听他的，他不是故意打的，喝醉了我去劝他，手一挥，就把我推到一边，就打到眼睛了。”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众人沉默对视，不好规劝亦不能多说，只得尴尬散去。
萧军曾经形容他与萧红的关系，就像两只刺猬在一起，因为太靠近，就会将彼此刺得发痛，但离远了，又会感到孤单。
在命运的节点上，是萧军让萧红脱离险境，看到她的文学才华，鼓励她涉足写作。两人随后勤奋笔耕，因缘际会，有幸同被鲁迅提携，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个是启蒙者和救赎者，一个是被启蒙者和被救赎者，成为爱侣之后，关系中有太多纠缠不休的复杂因素。他们是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同，在水与火的缠绵中，享受过幸福胶着的甜蜜，也在彼此痛苦折磨。萧红命运中最重大的转折与一生最持久的伤痛，都与萧军紧密相连。
数年伴侣生活，萧军有着男人的强势与优势。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很不客气地写道：“（萧红）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话说得可能有点重，但也似乎不是毫无道理。
自家酿酒自家吃。真是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国第一大商港上海陷入了战火硝烟，这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双方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战争的爆发唤醒了萧红创作的意愿，她在这一个月中勤勉写作，《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小生命与战士》等作品纷纷完稿，这些作品均反映了战争期间抗争的民众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
9月，萧红与萧军和聂绀弩、胡风等人前往武汉，继续创办抗战刊物《七月》。同年冬天，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在了萧红的生命中，他就是作家端木蕻良。二萧与端木在上海时通过胡风引荐便已经相识，此时萧红27岁，萧军30岁，端木25岁。
端木蕻良，与萧军、萧红同属于东北作家群体。早在1934年萧红写《生死场》的时候，端木蕻良便开始写他的成名作《科尔沁旗草原》，上海的1936年，曾经被称为端木蕻良年，那一年端木蕻良在上海文坛红得发紫。端木蕻良，也是一个典型地表现出大地深情的流亡文人，鸿篇巨制《科尔沁旗草原》，带有史诗性的结构气势画面急剧变化。作者注重方言运用，用笔举重若轻，擅长营造意象，在小说体式上有独创性。
不可否认，端木蕻良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武汉条件艰苦，端木蕻良暂时与二萧住在一起。因条件有限，到达第一天，端木只能与萧红、萧军挤在一张床上，次日才想办法从邻居家借到一张床。一开始，三人相处十分融洽，情谊深厚，每天一起做饭、写作，讨论文学与艺术，分析时事与战局。端木出身富裕家庭，温文尔雅，性格内向含蓄，到武汉不久，他和萧红、萧军等人因为参加“一二·九”纪念集会，被特务盯梢至家中。面对特务的挑衅，萧军野性强悍，敢于与特务直接发生冲突，但端木因在北京有过学生运动经验，反应则含蓄隐忍得多，这是两个男人性格上巨大的差异。
不久后二萧和端木分开居住。端木和萧红有时会一起散步交谈。在文学理想与审美上，端木与萧红比较接近，与萧军则有比较多的差异和冲突。对于萧红的作品及文风，端木毫不吝惜赞美之言。他的赞美直率而热烈，这在精神上给了萧红极大的鼓励。与端木由衷的赞许相比，萧军对萧红文学成就的态度则有所保留，虽然看到了萧红的文学才华，萧军似乎并没有如端木那样“看重”其才华的价值，有时候他甚至并没有认为萧红是他非常重要的文学伙伴，并不承认萧红在文学上的成就比他高。
有一次，萧红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与几个朋友以为她睡着了，便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她还老写诗……”
“嗯，结构也并不坚实。”
这样的态度，对萧红是有刺伤的。
萧军的态度其实并不孤立，当时的评论界普遍认为萧红的文笔接近散文，不太像真正的小说。而对于自己的文学风格，萧红有着近乎执拗的、不容他人改变的原则，她认为，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而别人之所以认为她的小说不行，无非是她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写法来写。
相携相伴多年，不论是生活还是文学上，一路经过无数风风雨雨。别人是别人，但萧军能是“别人”吗？为他话语背后毫无掩饰的轻蔑之意，萧红愤懑伤心，甚至有过离家出走的念头。
红尘滚滚，风起云涌，不求朝夕相对，但求莫逆于心。失去了那颗相知相惜的心，萧红与萧军，在文学思想与价值取向上，彼此已渐行渐远，萧红敏感自尊的心，透着说不出的失望与孤寒。
〔4〕
从不同的人生镜像折射出的人，是具有多面性与差异性的。在萧军这个镜像中折射出的萧红，与从端木这个镜像里折射出来的萧红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人世苍茫，近在咫尺也可以渐渐形同陌路，游丝一般的机缘，既可以阻断一份情感，亦可以成全另一份。在二萧感情日渐冷淡的时刻，萧红与端木在情感上似乎越走越近了。端木蕻良在晚年曾回忆说：“有时候萧红会给我念出这样的诗：君知妾有夫，赠我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说实话，萧红生前对自己与端木的感情未置一词，从聂绀弩的回忆文章里看，当时她的内心似乎矛盾重重。
1938年1月，二萧与端木、聂绀弩等人离开武汉，前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2月，晋南战局有变，日军开始进攻临汾。萧军决意留下来打游击，后来又去了延安。萧红与端木等人则到达西安。在西安，萧红暂时摆脱了和萧军痛苦的情感纠葛，与端木有了对彼此进一步了解的空间，这一切被好友聂绀弩看在了眼中。从聂绀弩之后的回忆也能看到，萧红心中有无数郁结和感慨极需要向人倾诉。
那是一个月夜，曾激发萧红得出“黄金时代”结论的白月，更染上了一层朦胧伤感。行走在西安的正北路，萧红与聂绀弩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她穿着酱色旧棉袄，外披黑色外套，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脸白得跟月色一样。
“飞吧，萧红！”聂绀弩热情地说，“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
萧红淡淡一笑，轻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她随意举起手上拿着的一根小木棍：“好玩吗？今天，D.M.（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关于小木棍的故事，端木晚年的说法是，他和聂绀弩都想要萧红的一副马鞭，萧红把马鞭藏起来让大家寻找，事后却悄悄告诉了端木藏宝的位置，最后自然是端木得到了这件礼物。
在聂绀弩等好友的心中，萧红是个珍贵的人，是值得珍惜的。他安慰她，鼓励她：“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他亦无比清晰地记得，那晚长谈之后，次日临别，在人丛中他向萧红做了一个飞的姿势，又用手指了指天空。萧红会心地点头，回应了他一个微笑。但她之后的选择，未必在聂绀弩等朋友的期望之中了。
1938年初夏，萧红与萧军终于彻底分道扬镳，此时萧红正怀着萧军的孩子。与萧军分手而选择端木蕻良，让萧红受到了几乎所有朋友的非议。胡风夫妇冲在前面，因为他们同时也是萧军的好友，对端木有着极深的成见。
胡风不无痛心地道：“作为女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屈辱，你有权这么做，这也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也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感到高兴，但何必这么急呢？冷静一下不好吗？”语气中不赞成之意显而易见。从所属文学阵营来看，在清华大学求学过、散漫洋派的端木蕻良几乎完全不被左翼作家群体接受。
萧红与端木成了一对，让当时的人们有了无限揣测。有人觉得是端木在利用萧红的名气与才华，亦有人猜想，或许是萧红在利用端木排遣忧郁与寂寞。但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清楚。不过，由于与萧红结合，端木背负了多年的骂名却是事实。
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分析，很多人之所以不能接受端木蕻良作为一个第三者跟萧红在一起，是认为萧红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怎么跟端木蕻良那样一个作家在一起？端木蕻良实际在那个时候就被人误读，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他并不是一个第三者，实际上，早在他和萧红结合之前，二萧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情感对立，甚至已经到了分手的边缘，就差最后情感的一击，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出现了。
命也？运也？幸乎？不幸乎？
让人们对端木产生议论和误解的主要有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端木与萧红在武汉成婚后，为了躲避日军轰炸，端木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个人去了重庆。这件事让端木受到很多指责。
晚年端木的说法是：“我们只买到一张船票，萧红坚决让我先走，我觉得恭敬不如从命。”也有后人回忆过，当时是船票紧张，只买到了一张票，萧红怀着孕不方便，端木只能先去重庆，才可以先找房子以便两人之后安顿下来。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端木对萧红说着他们的初次见面。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三六年的夏天。”
萧红说：“那是在哪儿啊？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
那个时候，谁能料到将来呢？
晚年的端木蕻良曾对朋友回忆起他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情景：“我在公园草地上，看见萧红和萧军他们一群人缓缓走向远处，林中的风吹动萧红的衣衫，萧红是那样瘦，怎么看，也给人以不永寿的单薄……”
这次初遇的情景端木是否告诉过萧红，并没有人知道。
近半个世纪以后，端木到萧红墓前祭扫，写下了一首词：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人情如风，世事难说，伊人已去。
那些和她有关的往事与记忆，早已远过了万水千山，星星点点，静静流淌在寂寞无言的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