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她有关的描述，大多以那些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人生经历作为起始。而关键词无非是：挣脱牢笼，落难佳人，英雄救美，命运多舛，漂泊无依，寂寞早逝……
回忆，是一个灵魂在迷雾中漫游时伸手探到的看似坚硬的岩石，每一个棱角，每一分触感，都有着专属的印记，它们会电光石火地把过往一切投射而出。但此刻，且将那如暴风狂啸一般的时代命运施加与这个女子的跌宕际遇忽略，在她生命的最初与最终，她记忆的探针只与那条河紧紧相连。
呼兰河，松花江中游的大支流，以其丰饶不绝的脉息滋养着松嫩平原的一方沃土。
她——萧红，“一个文学创造力特出的天才女作家”，就出生在这里。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那时她的名字叫张迺莹，出生那天是端午节，东北的春天刚到来不久，雪早已融化，温暖的南风让呼兰河吟唱出温柔轻快的歌谣。在她多年之后的文字里，人们可以感应到她早期生命里的亮色：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那么的自由。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根黄瓜，就结一根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根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年幼的萧红率真随性，跳脱不羁，在童年时代，家庭既带给她温暖欢乐，也让她品尝到冷漠与孤寂。
“父爱”于萧红似是个虚词。父亲张廷举长期为官，悭吝冷漠，不论是对待至亲骨肉还是对待仆人，都是同等的吝啬、疏远与无情。他会为了租金，将房客的马车夺走，也会因为家人打碎一个杯子，骂到让人胆寒发抖的程度。在萧红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贪婪得失去了人性的人。如此描述，口吻不能说不重，但也让人们能些许理解促使萧红最终背叛家庭的因由。
生性敏感的萧红，血管里流淌着对温暖人性与自由的渴望，以父权为代表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既会深深刺痛她个体生命的体验，更会催生其叛逆与反抗的个性。在成长时期，萧红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与父亲相对立的方向，主动去接近与父亲相悖的人与事。
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与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祖父张维祯，给予童年的萧红最温暖的呵护与关怀。他和她经常玩耍的后花园，在多年以后以巨大的篇幅出现在萧红的传世名作《呼兰河传》之中。
家是荒凉的，但这后花园却宛如一颗跳动的温暖的心：阳光炽烈，白云像撒了花的银子，白蝴蝶，黄蝴蝶，金色的蜻蜓，绿色的蚂蚱，叶子发着光的大榆树……一切都是新的，明晃晃的，健康的，有着希望的……
而在冬天，一老一少已不能隐遁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地方。风雪飘零的黄昏，暖炉带来阳光的幻觉，被父亲殴打过的小姑娘，会躲在这短暂的温暖中，围着祖父，仰望他阅读诗篇时泛红的嘴唇，然后面向紧闭的窗户，将清透的目光投在窗棂凌乱的光影上。窗外，雪下得如棉如沙，暖炉的盖子被热水激得噗噗作响……
“快快长大吧，”老人说，“长大就好了。”
而那个孩子在成年之后最终得出结论，“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尽管如此，她超凡脱俗的文学禀赋，却在这个阶段日渐显露出来。
时间过得很快，女孩的容貌随着年龄发生着变化，乌发覆额，鼻梁挺直，紧抿嘴唇的时候鼻翼两侧会有若隐若现的皱纹，她渐渐长成一个执拗的美丽的少女。她有一双极黑极透澈的孩子的眼睛，眼神似乎从出生到成年都没有过太大的变化：富有穿透力，敏感，脆弱，含情，悲悯，热情，迷惘……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早已看透这滚滚红尘。
10岁，萧红入学读书。17岁，在祖父坚持下，父亲准许萧红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继续就读。在学生时代，萧红开始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也参与过学生运动。
空气里一直有隐隐的风暴气息，她的羽翼捕捉到兴奋的刺激，徐徐展开，在不知不觉间呈现出飞翔的姿态。
〔2〕
哈尔滨，充满异国情调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有着万国博览会一般的华美欧式建筑群。1924年5月，由俄国工程师设计监工，数百米的中央大街铺上了俄式面包形状的光滑石头，日出与日落的时候，太阳的光辉如金沙洒下，一块块方石紧实光亮排列，这些石头，每块价值一个银圆，这条路，是金银与血汗铺就的华美之路。车夫挥起马鞭击破了风的纹路，车厢悬挂的银铃在轻颤，俄国贵妇轻提裙裾浅笑轻吟……东方莫斯科的浮华与欢笑是虚渺的火苗，它们的微光无法融化一个少女眼中的清霜。
1931年，20岁，萧红从呼兰的家中逃跑，只身前往哈尔滨。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她的初中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此刻，初冬的哈尔滨，正迎来第一场严寒，这在萧红眼中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百业荒废，战乱不休。求学之梦已然破碎，连求生亦成为难题。
寒冷，饥饿，被冰雪冻得坚硬的眼睫毛，像残忍的精灵一样不停扫打腿部的积雪，空灵的街车声从远处传来，仿佛来自寂寞的魂梦，生疏而广大的声响刺激着耳膜，摇撼着空荡荡的街道。流离失所的年轻女子在一个孤独的寒夜，穿着夏天穿的通孔的鞋，戴着结冰的手套，拍打着无人回应的房门。
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甚至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当我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我觉得她们也比我幸福。
这是她自己选的路，以她的个性，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无法回头。
如同在命运布下的棋盘上，一颗棋子与另一颗棋子必然有交集，萧红在哈尔滨邂逅了爱情，自此走上了写作之路，走进了她独一无二的生死场。
促使这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产生的原因，是家族强行为萧红安排的一桩婚事。祖父已经去世，父亲将她许配给小军阀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命令她初中毕业后即刻成婚。萧红决绝地反抗。对于汪恩甲，她不是毫无好感，彼此也曾有过接触，但萧红真实的意愿是希望退婚去北平读高中。
逃跑的第一站是北平，那里有与她自幼投契的表兄陆哲舜。逃婚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不过是寻找一个能资助她读书的人，陆哲舜恰能给她提供这样的帮助，即便只是暂时的。
他们租住在北平的一座小院中，萧红得以继续在北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读书。这件事在亲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陆哲舜有家室，和表妹同居一处，对于陆家与张家人来说，这必然是件刺眼甚至刺心的大难堪。为表惩戒，张家立刻切断了萧红的经济来源。
长安米贵，白居不易，两人靠着陆哲舜少得可怜的生活费过日子，很快面临极大的窘境。寒冬腊月，萧红连御寒的毛衣毛裤也没有，最终还是由朋友李洁吾借钱给她购置了一套衣物。
生活中不绝的麻烦导致萧红与陆哲舜相处日益冷淡，冲突不断。对于两人的关系是否另有隐情，是否掺杂情感纠葛，世人有诸多揣测。1981年，萧红的朋友李洁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过那段时期，说陆哲舜对萧红确实有爱恋之意，有一次萧红写信给李，说表哥企图对她无礼，李洁吾为此还痛骂了陆哲舜一顿。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言，跨越漫长的岁月，回忆的波形是否早已变化扭曲，谁也无从得知，更无法确定。
可毋庸置疑，经济问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两个年轻人的意志力。自由是脆弱不堪一击的，独立自主随心所欲的日子转瞬即逝。陆家以断供生活费威胁陆哲舜，陆哲舜心生悔意，对家人选择屈从，萧红不得不从北平狼狈落魄地回到东北。
这一场私奔事件在呼兰县简直耸人听闻千夫所指，给张家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与压力。平心而论，萧红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任性与离经叛道，并非毫无错处，张氏家族将其判定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也不是毫无道理。
萧红回家后的当天半夜，其父张廷举下令举家离开呼兰河，悄然迁往他的老家阿城乡下。
萧红被软禁了六个月，1931年10月初，她逃到了哈尔滨，对于这次出逃的详细经过，萧红一直守口如瓶，从她之后的著作里也很难寻到确切的细节。或许是因其中困顿难堪无法言说，沉默既是敏感，亦是不愿人知晓的脆弱。人之常情，愿意呈现给别人的自我经历，大多是加工与筛选过的修饰与掩藏。
在家族专制面前，萧红如一匹烈驹，拼尽了全力去对抗眼前的藩篱，但她毕竟没有玉石俱焚的勇气，更何况经济无法独立，只能被迫妥协——不管是妥协于家庭，还是妥协于他人，比如她一直排斥的未婚夫汪恩甲。
让我们重新回到1931年冬天的哈尔滨。流离失所的年轻女子戴着结冰的手套，无助地拍打那扇无人回应的房门，她心生怨怼，委屈无助，却又那般不愿屈服。
家已不是家，在她再次出逃之后，张家正式开除了萧红的族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者，成了一个浪人。为了生存，萧红最终还是投奔了曾经鄙视且背叛过的未婚夫。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某一天，落魄的萧红在清冷的哈尔滨街道偶遇了弟弟张秀珂。“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在一家咖啡馆稍作停留，弟弟请姐姐喝了一杯热咖啡，他的姐姐看起来无比可怜。
你到哪里去？
弟弟问姐姐。他这个姐姐的出走，使得家族身败名裂，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的名义撤销了父亲的职务。张秀珂凝望萧红的眼神应该是复杂的，有埋怨，有怜悯。
萧红用茶匙搅着杯子，咖啡喝干了，茶匙还搅着空空的咖啡杯。心情如离了岸的海水，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涟漪的。街车多了起来，人影凌乱地在窗户上乱闪，弟弟在说什么，做姐姐的好似也听不太进去，她坠入她幻想的深井中。
姐弟俩很快分别，如同未曾遇见。萧红无目的地在寒冷的街上走着，冷空气刺激喉部，她小声咳嗽起来。然而，刻意不去在意的往事，在多年后却依旧留有余温。
她记得和弟弟那天的对话，一直记得：
“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想让和我站在两极的父亲来豢养。”
是负气的话，还是由衷的表达？
与弟弟匆匆一晤后，两人保持着通信。很多年以后，萧红追忆往事，以充满感慨的笔触在一封信中对弟弟说：
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封信是弟弟写给我的。……可弟，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们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飘飘荡荡的，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多年后，当远在异乡，历经磨难，感情千疮百孔的萧红书写着上面的文字时，当她回想起弟弟哀悯的问话时，忆起那段如炽焰燃烧的青春时光，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是啊，萧红，你要去往何处？你要飞向何方？
1932年2月，日本军队进驻哈尔滨。3月，伪满洲国建都长春。萧红与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了七个多月。汪恩甲养尊处优，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有吸食鸦片的积习，偶尔甚至带着萧红一起吞云吐雾。萧红心灰意冷，应该也不乏屈辱，她依傍的男人，原是她拼命要逃离的对象。红尘中，哪个心怀浪漫的少女不期盼着青衫磊落的花红少年，更何况萧红。但生活逼她做出的选择，简直讽刺得残酷。
她怀孕了，哪儿也去不了了。
1932年5月，在萧红临近产期的时候，汪恩甲突然不辞而别，他的销声匿迹成了萧红生平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电影《黄金时代》中，导演让汪恩甲穿着睡衣离开旅馆，似乎暗示了多种可能性：或许他是处心积虑离开萧红，或许另有隐情。
不少人像解谜一样分析过汪恩甲的突然消失。
人性是复杂的，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萧红最落魄的时候汪恩甲确实不计前嫌向其施予援手，尽管他也提出过萧红无法拒绝的条件。还有一种解释，汪家与军队有密切关系，日军占领哈尔滨后，这样的家庭身份必定十分危险，若说全家集体躲避日本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汪恩甲也许是得到消息外出避难去了。
《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说：“可能他去自杀，去吸完最后一次鸦片，然后就消失了。也可能是他往后回到家庭，整家人搬走了。”
汪恩甲的人间蒸发，让萧红陷入比难堪还要可怖一百倍的绝望境地。
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马也没得卖的时候，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
萧红被关进旅馆一间破烂的仓库里，被人密切监视，旅馆老板威胁着要将她卖去妓院，让她卖身还债。挺着大肚子走投无路的萧红，在万念俱灰的等待中消磨着生不如死的时光，而她敏感细微到纤毫的人生触角，却依旧顽强地在感应着苦难赐予的深刻体悟。
在这一时期，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她放下笔，微微喘着气。光线被溽热的天气烘得更为沉闷。七月的哈尔滨，几乎每天都在下雨，窗外有街车驶过，车轮轧在湿漉漉的青石路面，像千百年都不曾变过的命运的心跳声。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求助。
1932年7月，青年作家萧军受《国际协报》委托前去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
这是萧红与萧军的第一次相遇，一段铭心刻骨、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感情历程，就此拉开序幕。
〔3〕
“她有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
1932年7月，萧军与萧红相遇了。1978年，劫后余生的萧军写下了他与萧红的往事，那年他已是71岁的白发老人。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
这片国土，从不缺乏细草幽花般的婉娈佳人，美人落难，亦有让英雄怦然心动难忘终生的惊艳瞬间。但萧军初识的萧红，既不美丽，也不婉娈，更谈不上惊艳。一个临产的孕妇，蓬头垢面，有明显的白发，身形浮肿，神情疲惫，身穿的破烂蓝长衫已变成灰色，赤脚上穿着的旧拖鞋已经变了形。陋室狭窄，泛着刺鼻的霉味，她的生活境况惨不忍睹，整个人像一株被狂风吹到瓦砾场的茅草。
萧军的心动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他大大咧咧地走进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那个落魄女子。
“原来你就是报馆的三郎先生。我正在读一篇你写的文章，还没看完全……就是这篇《孤雏》。”
她对他说。
那段时间，萧红一直在读着他在报上的连载，他的笔名叫三郎。萧红对萧军的才华印象深刻。
此刻，三郎就在她眼前，但不是她想象中的翩翩佳公子，竟然是个衣衫褴褛头发乱蓬蓬的糙汉子，着一身褪了颜色的学生装，穿一双开了口的破皮鞋，连袜子都没有，这让她眼中掠过一丝讶异，但很快，这个糙汉子流露的勃发英气让她渐渐觉得亲切，他的气势如虹，让她心生信任并有了安全感。
“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她笑着坦言。
然而，他依旧是她浮荡苦海时捞到的一块坚硬的礁石。萧红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呼救竟会得到回应，这简直是个奇迹。
略顿了顿，萧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以微颤的语音，将她的悲惨经历，将她的苦与不幸，将她的痛与泪，她的屈辱、她的奋争，她对自由与美的渴望，尽情倾诉给这并不熟悉的陌生男人。
在萧红的叙述中，萧军不知不觉触摸到一颗赤子之心滚烫的温度，从萧红强忍的不甘、倔强的眼神里，他感受到她的灵气、才气与激情，感受到她的切肤之痛。
环顾四周，他看到床上散乱的纸片，那是她在绝境中信手勾勒的诗与画：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心动，是在这一刻开始的吗？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萧军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这些诗句呢？”
“也是……”
萧军深深动容：“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萧军，本名刘鸿霖，出生于辽宁凌海市的一个小山村，10岁时随父亲从辽宁迁往吉林长春，开始接受教育。1929年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完成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懦……》，1932年前往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萧军当过兵，也曾长期接触社会底层，天性刚猛不羁，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身上焕发着英雄主义光彩。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也因为天缘凑巧，他能被萧红打动，萧红亦能为他心折。
困如囚鸟的萧红与萧军开始了天马行空的交流，他们谈人生，谈乱世，谈生死，谈爱情。
萧红笑问：“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样解释的？”
萧军回答：“谈什么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如果丢不开呢？”
“丢不开，便任他丢不开。”
说完，他们同时放声大笑。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他们像是久别重逢的知交。临别，萧军有数次想拥抱那个亮眼睛的憔悴的女子，但终究还是克制住了。
当晚，萧红怀着忐忑矛盾的心情写下了又一支《春曲》：
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
水一般地，
花一般地，
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
但又怕别人摧残，
那么我何妨爱他。
次日，两个年轻人陷入了狂风暴雨般的热恋。
你会说，我们的爱进展得太快了！太迅速时，怕要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横障我们吧？畸娜！不错！我们是太迅速了，由相识至相爱仅是两个夜间的过程罢了。竟电击风驰般，将他们经年累月，认为才能倾吐的、尝到的……那样划着进度的分化……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呢全有了。
对于二萧的相知相爱，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说：“萧军可以跨越所有最世俗的情感的界线，而跟孕中的这么一个女人……他并没有因为外在的东西，而掩盖了他对这个女性最优美的一种认知。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彼此是对方的缔造者。”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没有丝毫要停止的意思，流金铄石的盛夏，在风雨晦暝中渐布灾云。萧军和朋友们为搭救萧红四处奔波一筹莫展，而一场浩浩荡荡的洪水，在接连20余日的降雨之后，裹挟着风雷而来。
1932年8月，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很快便涌入哈尔滨市区，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尽成泽国。
萧红独自坐在窗口，水如远天一样苍渺，日光明晃晃浮动，气氛是如此动荡不安。她抚摸着隆起的肚腹，汗味在被褥间发散，鼻翼翕动，嘴唇微张，眼睛茫然地瞪着。窗外，太阳辽阔地照耀着……然后是黄昏，静静沉落在水里，水的气味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半路，在水中绝望地尖叫……
……小河流水反照在水面，不定形地乱摇，又夹着从窗口不时冲进来嘈杂的声音。什么包袱落水啦！孩子掉下阴沟啦！接续的，连绵的，这种声音不断起来，这种声音对她似两堵南北不同方向立着的墙壁一样，中间没有连锁……我怎么办呢？没有家，没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个新认识的人，他也是没有家的啊！外面的水又这样大，那个狗东西又来要房便被送了人，详情无人知晓。只是在一年后，萧红在她的小说《弃儿》中曾有过几笔描述。
凉薄，绝望，纠结，痛心，可怜，无奈……看客或许能从中捕捉到蛛丝马迹，但残酷的真相、血泪的滋味，只有萧红自己品味得最为透彻。即便假作无意，假装忘记，当一切消泯于岁月的尘埃之中，那片破瓦枯井残山剩水的记忆，依旧是一踩上去就会痛彻心扉的荆棘。
这次生产极大摧残了萧红的身体，也可能在同等程度上打击了她的心理。从此，萧红衰弱多病，从未复原，性格中存有的病灶亦愈加根深蒂固。
出院的产妇，抱着孩子坐着汽车由家人陪着，迎向幸福安稳的生活。而萧红，怀中没有抱着孩子，只有眼前的一条大街要她走，穷困潦倒的爱人搀扶着她，他们一步步，艰难地迈向未知的明天。
1932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在欧罗巴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那年萧红22岁，萧军25岁。
旅馆的小房间，见证了两个年轻人清贫却生动的日子。
白色房间如同支起了幔帐，桌上除了一块桌布便空无一物。饥饿与病痛折磨着萧红，昏昏沉沉之间，她想喝水，以为萧军会递来水杯，却见他无奈地张着手：“拿什么喝呢？用脸盆来喝吧！”
费。我没有……她似乎非想下去不可，像外面的大水一样，不可抑止地想：“初来这里还是飞雪的时候，现在是落雨的时候。刚来这里肚子是平平的，现在却变得这样了……”
东兴顺旅馆的一层被洪水淹没了。住客连同旅馆老板开始四散逃命，困住萧红的囚笼一下子空了。趁着大水，萧红挺着大肚子，从带阳台的窗户翻出去，搭上一艘运柴的小船逃出了旅馆，这场天灾让她重获了自由，与她的爱人会合。
松花江决堤三天了，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许多救济船在嚷，手中摇摆黄色旗子。住在二层楼上那个女人，被只船载着经过几条狭窄的用楼房砌成河岸的小河，开始向无际限闪着金色光波的大海奔去……
这真是一场倾城之恋啊，可谁知道会不会又是一段尘劫情殇？
〔4〕
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痛不堪言的分娩，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因为无力抚养，孩子生下不久高大的茶房走进来，问：
“租铺盖吗？”
“租。”
“五角钱一天。”
他们同时开口：“不租，不租！”
茶房立刻动手收拾。床单，枕头，桌布，很快随他一同消失。房间如同遭遇洗劫，床上是肿胀难看的草褥子，桌子是破的，瘢痕显露。
贫困加深了两个人相濡以沫的亲密。他们在草褥上拥抱亲吻，晚餐是硬邦邦的黑列巴和一小撮白盐，但那又算得了什么？
爱的甘醇，似乎就该是如此甜蜜、辛辣、苦寒，如此百滋百味。
萧红写道：
当他爱我的时候
我没有一点力量
连眼睛都张不开
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
他说爱惯就好了
啊，可珍贵的初恋之心！
她让自己沉浸在自由与浪漫带来的晕眩里，用以挺过一阵猛烈过一阵、扑面如暴风的艰辛与困厄。身为女人，更何况灵秀敏感如她，在爱与困苦如两团烈火同时燃烧的时刻，放开了整个生命去体验一切、感受一切。
现实的确很骨感，骨感得令人背脊发寒。很少有女作家像萧红那样体验了剥皮削骨般残酷的饥寒。
打开小小的窗户，那是通向人间的孔道，楼顶，烟囱，飞雪飘飘的沉重天空。在等待的时刻她总是担心：他会不会冻坏了？没有带回面包来吧？
饥饿中她幻想着盛着肉饼、番薯、大片有弹力面包的托盘，待爱人终于回来，他裤管拖着泥，鞋底穿了孔，双手却空空。光秃秃的木桌上，只有冒着寒气的刷牙缸，陪伴他们将一个馒头吃完。
他问：“够不够？”
“够了，你呢？”
“也够了。”
远处，手风琴声飘过来，凄然又欢乐。
可还是饿啊。
萧军没有了工作，终日奔走谋职，打短工，四处借贷。有时候借到五角钱都必须省吃俭用管三天。萧红常常饿得头晕眼花整夜失眠，“肚子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甚至动念去偷窃别人挂在过道门边的面包。结了霜的玻璃窗流着泪，一条一条的泪水滑落，旋即是号啕，寒冷鞭笞着她，让她像浑身浴在冰水里。
这就是“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这是一段相当艰辛难熬的日子，他们一同挺过去了。也是在这段日子里，萧军鼓励与引领萧红走进了文学的世界。
独属于这个女子的文学舞台，早已等候多时。
1933年5月，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紧接着，《弃儿》《看风筝》等小说相继问世。
萧红的作品，不论是早期练笔之作，还是后期的成熟之作，都体现着作者本人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感情气质。
她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细致描摹了北方中国农村的沉滞闭塞，尽现那片浸满血污与苦难的土地上百姓无休无止的生死劫。写的是苦难，却并不病态，有着女性特有的纯净之美。其行文风格，打破了文坛固有的格局。在非小说与小说间，萧红如惊鸿一般自由自在地游移。
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
萧红自此登上东北文坛，大放异彩。
1933年6月间，萧红和萧军参加了牵牛坊的左翼文学活动，萧红还成为星星剧团的成员。白朗，罗烽，金剑啸，舒群……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予了萧红一段快乐难忘的时光。
这是一群有信仰的浪漫的年轻人，他们天真纯粹，勇往直前，敢爱敢恨，更敢于追求与抗争。若用现在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当是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但又不仅仅是文艺青年，他们也是革命者，不论是对应于那个乱世，还是对应他们自己的人生。
1933年秋天，朋友们凑钱为萧红和萧军自费出版了文集《跋涉》。这是东北沦陷后出版的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二萧一举成名，轰动了整个东北。这部文集迅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不久即遭到查禁。
我慢慢地看着她，大概她也慢慢地看着我吧！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净。葡萄灰色的袍子上面，有黄色的花，只是这件袍子我看不很美，但也无损于美。到晚上，这美人似的人就在我们家里吃晚饭。
1934年冬天，一位女学生的出现，让萧红跟萧军的生活掀起波澜。在《一个南方的姑娘》这篇文章中，萧红将这个女子称为“程女士”。在那一系列文字里，她用“郎华”这个名字代指萧军。
程女士常到我们这里来，她是来借冰鞋，有时我们就一起去，同时新人当然一天比一天熟起来。她渐渐对郎华比对我更熟，她给郎华写信了，虽然常见，但是要写信的。
又过些日子，程女士要在我们这里吃面条，我到厨房去调面条。
“……喳……喳……”等我走进屋，他们又在谈别的了！
我看她近些日子更黑一点，好象她的“愁”更多了！她不仅仅是“愁”，因为愁并不兴奋，可是程女士有点兴奋。我忙着收拾家具，她走时我没有送她，郎华送她出门。
我听得清楚楚的是在门口：“有信吗？”
或者不是这么说，总之跟着一声“喳喳”之后，郎华很响的：“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程女士就不常来了，大概是她怕见我。
此时，萧红的文学创作已如顺着山石流下的清泉，源源不绝，充满活力，但她内心的矛盾、对感情的患得患失，和每一个深陷于爱情的女子是一样的。
倘若没有和那个男人相遇，她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互相成就，或许在起初，他成就她更多一些。在文学上他们是天作之合的伴侣，但超乎文学之外，他们不过也是一对寻常的世俗男女。
那一刻，再次回味他们相遇之初，对于爱情的解读，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她问他：“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么解释呢？”
他的回答是：“什么哲学呀，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要是丢不开呢？”
“丢不开，就任他丢不开吧。”
……
呵，面对萧军大开大合的性情，抚摸着热情褪去后粗粝的本质，萧红内心的痛苦辗转，不难想象。
所谓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不过是映在窗棂上转瞬即逝的月光，摊上那个时代与那个人，实现起来，恐怕是无比地艰难。
舒群、金剑啸等皆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34年春，因为失去了党组织关系，舒群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随着社会形势日趋紧张，金剑啸和罗烽等受党组织委托，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投奔舒群。聚散如风，知交半零落。两年后金剑啸牺牲，被日本人杀害于齐齐哈尔。
金剑啸在萧红心目中亦师亦友，金剑啸对她与萧军二人在生活上也有过非常多的帮助，萧红无比悲痛地写道：
别人对你不能知晓，
因为你是一棵亡在阵前的小草。
……
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全要记起，
亡友剑啸，
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
年轻的萧红和萧军乘船渡海往青岛而去，他们将在那里写下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他们的情感，也将伴随着那些作品，交融蔓延，悲喜共生。
别了，东北，辽阔苍茫的黑土地。
别了，呼兰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