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三李
张中行
张中行（1911—）黑龙江人，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著作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等多种。
家乡三李通常说“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诗人：李白、李贺和李商隐。那用西方的说法，都是头顶桂冠的人物。我这里说的：“三李”与那三位地位正好相反，不是处于高的一端，而是处于低的一端。他们是住在我们小村庄里的外来人，属于旧时代乞丐群里的人物，连名也不为人所知，大家都只称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们的小村庄在京津间运河以东，从西往东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条街，不过四五十户人家。可是其东不过一里就是镇，有商店，可以容易地买到米面、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古白糖。是我很年幼的时期，村里出了个由乡人看来很腾达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学校，以后从戎，一直作到杂牌军的师长。作了官，有势，有钱，在那时候，除了盖房、买地、娶小老婆之外，还要修祠堂，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于是在村西头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东是关帝老爷的庙，只有一间，关帝与周仓、关平合住，看来鬼较之神是后来居上了。祠堂每年不过热闹两次，清明节和年节，平时则无用，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废物利用还是别有机缘，在我上小学时期，里面住了外来的一伙人，当时通称为“化（读花）子”。总数五六个，当然都是男性，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三个人，都姓李。
旧时代，靠乞讨维持生活的人，数量不少，种类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谓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据说他们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称为师傅，送钱送米名为供养。总之，论“名”而不问“实”，他们不属于乞丐的一群。当然，这是唯心主义的分类法，这且不管。且说算作乞丐的，明显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干户，沿街挨门乞讨，办法是站在门口，面对内院，用较响的声音说：“老爷太太，行点好吧，给点吃的吧！”另一类是有组织的，共同住在一起，并不挨门乞讨，因而也不喊老爷太太。他们奔走附近各村，帮助办理红白喜事等杂务，有的还能说书唱曲，作富翁的帮闲，甚至经营流动的商业，逢年过节，各户要主动准备食品，由他们上门来收。这两类有高下之分。
呼人为老爷太太的是甘居下流，乡人习惯称为“要饭的”，给人的印象是已经没落到毫无办法。另一类是很有办法，地位当然高多了，乡人习惯称为“化子”。自然，这分别是由来已久的，《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玉奴的爸爸金老大位为“团头”，干的就是这种行业。这个职位还是依法传递的，所以有职位的凭证，就是京剧《拜杆》之“杆”。三李这个团体有没有杆，我没听说过，反正他们地位高，是化子，不是要饭的。
他们住在祠堂的西房，每天做些什么，不能详知。只知道他们相当忙，上午分别外出，回来或早或晚，食品不缺，日子过得相当热闹。像是还有些钱，记得每年夏天都买卖西瓜，由瓜地统购，在祠堂零销。
首领是大李，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略胖。只记得他颇有政客的风度，喜怒不形于色，与乡人交往是不亢不卑。这大概就是他所以能够充当首领的原因之一，除稳健以外，性情像是没有特点，没有特点正是他的特点。
醉李正好相反，是不只有特点，而且特点非常突出。他年岁、身材、胖瘦，都同大李差不多，只是面色总是红红的，因为无时不在醉中。他像是不大出门，也不惯于同乡人应酬，惟一的活动是留守，喝酒。这样多的酒，难道都是乞讨来的？共同过乞讨生活，容许他这样独享其乐，这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些，我都说不清楚。但他如此这般地独享其乐则是乡人都知道的，所以称他为醉李。他们在祠堂连续住了几年，中间忽然发生一件奇事，使乡人大吃一惊。是忽然来一辆双套（辕前再加一匹骡）轿车（富人用的载人车），说是从（运）河西什么村来的，接醉李回家参加他侄子的婚礼。至此，乡人才知道醉李原来如此不凡，家里竟是大阔特阔。有人想，他也许因为什么事赌气出来，这回当然可以回去过富家翁生活了。可是万没想到，醉李谢绝了，还是住在祠堂里，每天喝他的酒。现在想，北京陶然亭有醉郭墓，据说这郭某是清末人，特点就是长醉不醒，于是死后成为北京一景。醉李就正是这样的人物，可惜他不住在京城，又没有在一地全始全终，于是就丧失了修墓成为一景的资格。
二李年轻，那时候不过二十多岁，来自何方不记得了，大概也不会很远。外貌与那两位大不同，清俊而秀雅，用《史记》的现成话形容，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人很聪明，能说能唱，常常从我家借长衫，到附近村庄去表演。村里人都喜欢他，对于他有才而屈居下层总感到迷惑不解。他在村里住了几年，随着集体离开，渐渐，乡人就也把他忘了。
二十年过去了，到四十年代后期，村里有人到北京来，见到我，说西单商场有个说相声的，艺名“大面包”，就是当年住我们村那个二李，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在西单商场见过此人，胖得头如大圆球，两眼眯成一条缝，那会是二李吗？他说没问题，吃得好了，发福了。过些时候，我到西单商场去逛书店，特意到东部空场，想看看大面包是否还有当年二李的遗韵。很不巧，那个场子冷冷清清，周围板凳上只有几位听客，场中间站着一个人，想是大面包的伙伴，正在开始说单口相声。开场白提到大面包，说：“我们说相声的，不管有人听没人听，到时候也得说。比如大面包，连着三天不露，人家就要说，准是痰火了。”周围游荡的人随着一笑，有的入内坐下。我是想比较一下大面包和二李，知道他没有真痰火，也就心安而去。但此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名演员而销声匿迹，也许真就病废了吗？张中行梁漱溟梁漱溟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先要说几句请读者不要误会的话。梁先生也属于歪打正着，因受压而名气反而增长的人，近几年西风渐猛，介绍梁先生事迹也成为热门，又他的著作，书店或图书馆的架子上具在，所以，照史书列传那样介绍已经意义不大；我还要写，主要是想说说我对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间提到梁先生的星星点点，殆等于挂脚一将。自知狂妄而还有胆量说，是考虑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红楼的北大旧人（他讲六年，我学四年），受北大学风的“污染”，惯于自己乱说乱道，也容忍别人乱说乱道，所以估计，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错了，不该晚动笔；或者是他错了，不该急着去见上帝。
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他一个人，自然就说不上希奇。希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胡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这里插说一点意思，检讨中说又明白一些的其实是已经彻悟，因为能够鉴往知来，给下次的检讨留有余地；说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检讨就难于着笔了。言归正传，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力压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挂脚一将，既然以梁先生为题，也要说说我和他的一点点因缘。他早年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面说。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我是受了《红楼梦》第五回“聪明累”曲词“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影响，觉得他的话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说，感到这样写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报，才知道还有更甚者，是他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我进一步明白，梁先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后他来北京，恍惚记得在什么会上见过，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无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的风度。他住在德胜门内积水潭西的小铜井一号，积水潭西岸是他父亲梁巨川（名济）于民国七年“殉（清）国”投水自杀的地方，卜居于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这次住北京，他不再讲佛学，改为“从”政，讲治平，接着就成为顽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当然不便登门。一九七六龙年诸大变之后，无妨登门了，又因为无可谈（理由见后），所以就始终没有去看他。直到一九八八年，母校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承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编者不弃，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书出版后送来，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齿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于公元一八九三年，高龄九十五，荣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原因是“冯唐易老”可不在话下。喜呢，是仅仅隔着冰心、冯至两位，可说是间接与梁先生联床了。梁先生这篇《值得感念的岁月》，是口述别人记录的，翻腾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亲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长，他心情恭顺，态度谦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来是也会点头的。
对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原，近是来于其尊人梁巨川，远是来于天命之谓性。直，必自信，因为直之力要由信来。这自信也表现在学业方面。在这方面，就我深知的许多前辈说，他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这好不好？一言难尽。难，因为显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见。由这种坚往宽松方面移动，近可以移到承认人各有见，远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近是客观所有，但这三位，我推想，是不会用民主的态度看待各有所见的别人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所见，并由此推论，别人的不同所见必错。这样，他们的宽松刚移到承认人各有见就搁了浅，自然就永远不会再移动，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的地方。而其实，正如常识所常见，所见，不管自信为如何高明，错的可能终归是有的。还是总说这三位，因为惯于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觉得，学业兼表现为品格就长短互见：长是诚，短是不够虚心。但这是大醇小疵，我们理应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面说梁先生的所见。当然主要还是说我的所见，不能翻腾梁先生的学业家底。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为他的行服务的。我不这样看。比如与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压的，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别。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虽也悲天，但着重的是悯人。他不停于论，而是以论为根据，想办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权威的高论一扫，连人也束之高阁了。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萦回于心中的“理”，虽然不至如宋儒那样，由无极、太极起的一贯形而上，但理终归是理，无论怎样像是明察秋毫，头头是道，却不免于坐而可言，起而难行。我有时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时候，至少就气质说，梁先生，与其说近于写《乌托邦》的摩尔，不如说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因为他理想的种种，放在概念世界里似乎更为合适。这是迂阔的另一种表现，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可是很对不起梁先生，我没有去商。责任的一半在我，因为自顾不暇。另一半，我大胆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的，他是不会采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