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老舍茶馆
苏叶
苏叶（1949——）湖南人，著有散文集《总是难忘》。现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
去老舍茶馆在北京的时间很短，却由不得地想起了老舍，想起他为什么沉潭，想起了他的《茶馆》。
于是就朝前门外大栅栏走去。没人陪着，也不要人陪。一路上和北京人相谦礼问，一个老人从棉袖筒里勾出一根手指头点着：“哪，往西，那就是。”这是吗？太冷清了。哪儿都可以冷清，茶馆是不该冷清的地方。该冒着热气儿，传出声浪来，卖报纸卖瓜子儿卖馍馍卖羊肉串儿……各色人等都该来混串混喊那才是！或者也有冷清的时候，一两个书生在此看书，三两个老人半靠着打盹，听蝉声鸣夏，看秋雨打落了梧桐——可不该是这么个冷清法。
宽敞的现代化楼梯折了几折，直通三楼，像去贵宾室似的。四周都是大玻璃晃人。玻璃后面那些小巧脑袋的木头美人儿，光溜着玉腿，披着裘皮衣，把你瞅着。——她也冷清，商店也冷清。所谓按老舍精神兴修的茶馆，就设在这富丽而冷清的三楼上。那人进人出踩踏着的门坎儿呢？那掀上掀下掀出一个纷杂世界的门帘儿呢？“来啦！”“烫着！”“您走好！”的吆喝呢？那些丧德的，算卦的，纳妾的，破财的，遛鸟儿，出苦力，讲国事，论古今，兴叹天下；那些壮士，穷汉，没落贵族，那嫩梢梢地要被掐了芽儿的黄花闺女，那阅尽人世沧桑的掌柜，那灰凉凄绝为自个儿提早撒纸钱儿的老人都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当然，当然，第一那是戏，第二那是旧时代的事了。我又糊涂了。
在门外仔细研究了一下价目表，二十，三十的，咱消受不起，最贱的也要四块钱。这是敲门砖，否则不让进。咱就来个倒数第二，六块钱的吧！一碗茶，外带三碟小点心。
转身看见高悬的“大碗茶茶馆”五个镏金字，气派十足地凸起在黑漆的横匾上，一下子想起衙门里“明镜高悬”的形状。心里别扭。想：这种高级办公楼似的声势，却偏偏闹了个“大碗茶”的名字，不惭愧？那些脚上沾着泥，背上流着汗，手里揪扯着大葱剪饼的汉子，还有那挎着小篮儿卖香花，用手绢儿包着几文小钱的婆子们使的才是大碗哪？就这儿？一准青瓷小盖盅。细作叮当一声响，早把九流三教喝退到门外去了。是他们不配进茶馆吗？还是这样的茶馆不能接纳他们呢？门被我轻轻推开，一个仿旧时的茶馆就在眼前了。屋里不是没人，却这么静，这么静。
我懵懂地找了一个靠窗子的桌子坐下，不由得绷紧了身架，好像不做成一副大家闺秀，就会坏了这里的规矩。这半屋子的人，怎么都是些成双儿提对儿一桌一桌在格盘上敲纹打枰的不大不小的爷们儿？只听黑子轻敲，白子猛踏，静悄悄一片你劫我杀。
身后倒是坐了一对男女。男的头发几乎落尽，却有一张保养得如女子般红润细嫩的脸。
女的二十出头吧？正斯文娇娇地向那眯了眼看她的老人小声地说着什么。说着什么呢？该不会是他带她来领略这里的茶文化吧？或者是她倚了他来喝一喝这里的文化茶？为什么都这么局促，这么安份，这么小心翼翼？这二尺来高的小戏台子到什么时候才热闹起来呢？那送茶水上点心的小姐，在吊着红绿绸子的茶牌幌子垂手待命，要到什么时候才自如起来呢？都跟道具似的。连我坐在这里，也不知是我在演戏，还是戏在戏弄我？不如到大栅栏那一溜小摊儿坐下来哪？坐下来吃茶叶蛋吃冰糖葫芦吃烧饼吃小豆小米粥，那才合适哪！别让我的腿脚在这些假红木的桌椅底下秀气着啊，委屈着啊，走啊！走！走之前，我在卫生间发现了一只小瓷碗。多好的碗啊！我一见就“要”了它。它缺了一个口，裂了一寸纹，盛着半碗黄沙，莫名其妙地蹲在箱盖上。它的瓷不亮，像浸了千年的井水。它的图案不妖艳，旧旧的像蒙了隔代的红尘，将它举过头顶察看碗底，有“景德古窑”四个字。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这个茶馆在江西定制的第一批茶碗，摔打得没了，只因为这一个残了，留在旮旯里保全了性命。
“拿吗？”我问自己。
“拿吧。”我劝自己。
侧耳倾听无人进来，便像猫儿一般轻手轻脚将这半碗细沙倾在墙角。周身一看，就将它塞在毛衣下我紧缩着腹肌的地方。只觉两颧如火烫，我走出卫生间，回到座位上。假模假样又啜了两口茶水，然后将外衣一套，拎包一裹，我溜之乎也。这是12月22日上午。
晚上，走在美丽而冷清的长安街上，天棚是莫测的暗蓝。总不能尽讲些沉重的话吧，当我把这一段故事讲给我身边这位华发新生的青年朋友，他干裂的嘴唇终于像玫瑰一样绽开了，他憔悴的脸复又年轻，他黑压压的眼睛复又迷乱而欢快了。
“啊啊，你这个不良之徒，”他笑着，“你敢把它写出来吗？”“那有什么不敢？”我像男孩一样朝天空跃武扬威地抬起下巴。
“那老舍茶馆一定会向你起诉，说你偷盗新文物！”“我？”我叫起来，“我那是吗？是吗？是吗？”“不是；不是。”他躲闪着我的逼问，贴身在冰冷的红墙上，大笑：“当然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嘛。你算什么？小扒罢了！”“嗷——”我几乎要跺脚，“它本来是坏的！是没人要的！反正我不是！不是！他们才是呢？他们窃得了恢复中华文化的名誉，窃得了纪念老舍先生的名声！他们窃得了所谓的淳朴古雅！老舍的精神难道是这样的吗？那些柜台、戏台、茶坛子、壶，连招待小姐……全都是摆设！是矫情！是戏！老舍的戏才是生活呢，这儿的生活倒成了什么了？这难道不是偷？这是大偷！巧偷！明偷！文绉绉地偷！我算什么？他们才是正宗的窃呢，而且……”——我忽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天啊，我都说了些什么呀？而如今，我又将它们一一写下，难道我这个拿了别人的碗又倒打一耙的人，就真的不怕老舍茶馆的大爷小姐们挟了水火棍，拖了软绳套来兴师问罪吗？哦，别别别别别别别！我认错，我不好，我改，行吗？我第一，愿将这只碗完璧归赵。
我第二，愿照价赔钱。
我第三，愿加倍罚款。
第四……我第四……不，唯有第四我不能趴下。我仍然坚持我现在对这个茶馆的看法。
只要这一类茶馆依旧束之高阁，只要它依旧摒弃了大众化，只要这里没流淌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不管它是不是使的大碗，我都觉得老舍的魂是绝不会光临此地！他那一颗洁净的心一定宁肯在那一片宁静的太平湖中沉默着，虚幌子的热闹不会打动他。让他安息吧。
谨此顺致北京前门外大碗茶茶馆，湘籍金陵人苏叶在此，诚惶诚恐，听候发落。
苏叶总是难忘总是难忘六二年夏天，我考中学。发榜的时候，知道自己被录取在南京四中。
四中在当时是一个三等学校，而我住的那个大院，教授、讲师的儿子们，女儿们，几乎都被市内各名牌中学点中。那几天，他们的脸陡然添了一重小大人的矜持神色，仿佛打过了金印，便要自尊自贵起来。当时，满院的蔷薇开得正好，红红白白，颤颤巍巍，一蓬一蓬的，热闹得不分贵贱好丑。和蔷薇一起长大的孩子，却从此有了高低间的距离。有少数几个没考上重点学校的千金，躲在家里哭，走在太阳底下，脸上也讪讪的。我可不。我觉得自己没刷去上“民办”已是幸运。我学习语文历史，吹点牛，可说轻松得如拣鸿毛；可是对于加减乘除开平方之类，实在感到重比泰山。从湖南迁来南京，我缺了半年的课。文不成问题，原先就不扎实的数学基础则彻底崩溃下来。我又有一帮大院外的同学，她们是剃头匠、保姆、修钟表和卖咸菜的人家的女儿。天天和她们混在一起，我逃学，旷课，撒谎，闹课堂，偷毛桃桑椹挖野菜，抄作业……练就了全挂子本事，从中得到无穷的放肆与快乐，再不觉得天下“唯有读书高”，学业只是一日一日地混着，所以，我能上四中，已很知足。
我当时并不知道四中的可贵，只是诧异：南京历来被称为龙蟠虎踞的帝王之地，而四中所在的那条巷子偏偏就叫龙蟠里，龙蟠里对口相望，逶迤而去的那道坡，竟叫虎踞关。窄小的街道，其实并无王气可言，但是在一两处高墙里，深院中，有褪了色的雕梁画栋。翘翘的飞檐，挂着一两个青绿色的风铃，使人觉得这里或许真有些古时候的来历。每次路过那紧闭的木门，忍不住要拍那锈了的铜环，再贴着门缝张了一只眼向里窥望。但见石板缝中寂寂青草，但见软软的蛛网，在朱颜剥落的廊柱间随风摆动。冷不防后面同学拍一下肩，鬼喊一声：“狐狸精出来啰！”我们便尖叫着飞奔而去，任凭书包里的铁壳铅笔盒，像一颗狂乱的心脏，一阵乱响。
进四中校门，迎面一座碧螺样的土坡，坡不高，遍植桑槐，取名叫菠萝。站在菠萝山上向前看，有一口乌龙潭，潭边杨柳依依，傍着四中礼堂的围墙。如果手搭桑树向左一望，发现清凉山扫叶楼劈面而站。清凉山五代十国时就有了名气。山上大树很多，一到夏季，碧荫侵入。据说南唐后主李煜一听蝉儿开叫，便要避到这里，遍拍栏杆。后来，清初著名画家龚贤在这里造了扫叶楼，隐居起来。至今楼台清俊、花木扶疏。清凉山上有尼姑，每日弄些素菜斋面供应游人。在一株古树上，吊着口大钟。我们放学以后，常常翻过菠萝山，直奔清凉寺，拽住那大钟的粗麻绳一顿乱撞，撞得人心惶乱，行人驻足，撞得树林沟壑荒、荒、荒、荒，响起告急似的回声，直撞得老尼姑跳出山门拍起巴掌高声骂娘，连素带荤的脏话，一把一把地扯将出来，而我们早已笑弯了腰，四散奔逃了。站在远处，看着斜阳渐渐浸红了扫叶楼的粉墙，听着老尼沙哑的喉咙变成了一串模糊的余音，在鸟雀啾鸣的山林间悠悠回荡，心就静了。这时候，如果兴致好，我们便爬上更高的山头。只见眼下横着一列古老的城墙，几个打赤脚的孩子敞着衣襟在城墙上放风筝。云霞斑斓，辉耀着三国东吴时留下来的石头城。
外秦淮河在这里温柔地转了一个弯：卸却了千百年的粉黛香脂，清清地，在夹岸的菜花和稻麦伴送下，缓缓流去。而长江卧在迷的天际下，壮阔浊黄的河水，筛滤过千古风流人物，消磨了多少英雄豪杰？显得又浑重，又辽阔。
当大地间第一颗灯火跳亮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非走不可了。从地上拖起沾了草香的书包，在变得幽暗了的树林间，踩动碎石，结伴回家。下了清凉山就疯跑，怕那边火葬场的阴死鬼来抓人。直到暮色中背后那焚尸的巨大烟囱看不清了，才减缓了步子。然后在乌龙潭的垂柳边，向漆黑的潭水丢几块石子，听个响声，这才路过工人医院，肺结核病院，精神病院往回走。偶尔停下步子，看一行病亡人的家属悲啼着走过，再穿过随家仓——清朝大才子袁枚的领地，回我的大院去。
大院里自然早已窗帷低垂。树影婆娑中，家家灯下坐着老老小小读书的人。我在家人的侧目中，尽量斯文地吃完饭，然后打开作文本，写：“四中，背靠清凉山，面临乌龙潭。右边，出汉中门，有凤凰街。李白一首写金陵的诗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就是写的这个地方……”我的笔停了，眼前钻出几个住在凤凰街的同学，她们都长着极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前额很低，汗毛重。她们老跟我说汉中门外有个枪毙人的地方，她们都去看过枪毙人，枪子儿打出来，吱吱吱地有声音……我不敢去看犯人临刑，也不相信子弹会像老鼠叫，但是汉中门一带倒也走过。那是在中午，在倦慵的阳光下，与同学勾肩搭背去吃九分二两一碗的单面，再看人家如何捏糖人，如何补伞，如何炸炒米；一张插着纸笔信封的小桌后面，那个戴一副瘸腿眼镜的老人，如何给人代写家书；打赤膊的搬运工，一个个汗流浃背，“嘿唷，杭唷……”把紫铜色的身体弯成一张弓，拖呀，拉呀，推呀，板车上圆木、方木、木板……，那一双双发出臭气的大脚狠狠地踩在地上；我们还看流着热汗的汉子，用小板车拖着大肚子女人往工人医院飞跑；看挂着“奠”字花圈的门栏内那些香蜡和锡箔……看这样，瞧那样，嘴里吮着酸淹小杏子，摇摇摆摆走到学校，急急忙忙去趟厕所，下午的第一节课又开堂多时了。于是在初一（五）班〔后来是初二（五），初三（五）〕教室外面，就站了一排推推搡掇的女孩，老师没奈何地瞪一眼，叹口气，放这忸忸怩怩的一行进去。听说一些男老师在背后赌咒发誓：下回再也不教女生班了！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把我们编成个女生班。你从讲台上往下看，一溜溜的辫子，一排排的流海，名符其实的女儿国。没有男生在一旁，女娃子个个变得胆大包天，无拘无束，再秀气的人都张狂了十分。
虽说前后两个教室都是男生，可见了我们也有些畏缩。只是每当上课铃一响，大家往教室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嗷嗷”地喊着，把同伴往我们身上推；惹得我们红着脸骂“畜生”，“不要脸”，他们并不回嘴，我们则凛凛然地进到教室，冲邻座得意地歪嘴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