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肇明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胶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
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意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