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前你会感到暖烘烘的，放进口袋里的栗子也是热乎乎的。医院非常古老，也非常漂亮，你经过一扇大门进到里面，穿过一个院子，再从另一侧的大门出去。葬礼通常都从那个院子开始。医院对面就是那座新扩建的砖结构房屋。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里碰面，见面时大家坐在那些将使我们大为好转的理疗机上，很有礼貌地询问着别人的病情。
医生来到我坐着的理疗机旁，问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你搞过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搞过，踢足球。”
“很好，”他说，“你会重新踢球的，会踢得比过去还要好。”
我的膝关节无法弯曲，膝盖和脚踝之间被削掉了，没有小腿肚，理疗机能让膝关节弯曲，让它像蹬三轮车那样运动。但眼下我的膝关节还弯不了，每到该弯曲的地方机器都要卡一下。医生说：“会过去的。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你会像一个冠军那样重新踢球的。”
隔壁理疗机上坐着一个少校，他的一只手只有婴儿的手那么大。医生检查他手的当口，他冲我眨了眨眼，那只手夹在两条皮带之间，通过皮带的上下跳动来拍打其僵硬的手指，他说：“我也可以踢球吗，医生大人？”他曾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击剑手，是战前意大利最优秀的一位。
医生去后面的办公室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有一只萎缩到和少校的手一样小的手，那是在使用理疗机之前，使用之后的手稍微大了一点。上校用他的好手拿着那张照片，认真地看着。“枪伤？”他问道。
“工伤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非常有趣。”上校说完把照片还给医生。
“你有信心吗？”
“没有。”上校说。
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这里。他们都来自米兰，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当画家，另一个本来就想当兵。理疗结束后，我们有时一起走着去紧邻斯卡拉[1]的科瓦咖啡厅。因为四个人一起走，我们总选那条穿过共产党人聚集区的近路。那里的人因为我们是军官而憎恨我们，我们经过时，酒店里会有人大喊一声：“Abassog liufficiali！”[2]有时还有另一个小伙子和我们一起走，这让同行的人数增加到五人。他的鼻子没有了，脸部正在整形，所以他总在脸上围一条黑丝手帕。他从军事学院出来后就去了前线，第一次上前线不到一小时就受了伤。他们在给他的脸部整形，但他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不管他们怎么整，都无法把他的鼻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后来去了南美洲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们只知道总会有战争，但我们再也不用去打仗了。
除了那个脸上围着黑丝手帕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得到的勋章都一样，他上前线的时间太短，所以什么勋章都没有得到。那个脸色苍白，想成为律师的高个子曾是阿蒂提[3]的一名中尉，他有三枚那种我们只得过一次的勋章。他和死神打了太久的交道，所以有点漠然，其实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漠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碰面，并没有其他东西把我们捆在一起。然而，每当我们在黑暗中经过镇上那个糟糕地段去科瓦，听着亮着灯的小酒店里传出的歌声，有时候人行道上站满了男男女女，我们不得不走到路中间，推开别人往前走，我们会因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团结在一起，这是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都很熟悉科瓦，那里总显得富丽、温暖，灯光不是太亮，每天的某个时刻里，里面总是人声嘈杂，烟雾缭绕。
桌旁总坐着姑娘，墙上的架子上放着画报。科瓦的姑娘们非常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那些咖啡厅女郎———我相信她们现在仍然很爱她们的国家。
刚开始的时候，小伙子们说到我的勋章时，口气还是蛮客气的，问我是怎样获得的。我给他们看了奖状，上面写满了诸如“fratellanza”和“abnegazione”[4]之类的华丽词藻，但如果去掉那些形容词，它其实是说我因为是美国人而获得了这枚勋章。这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点变化，虽然面对外人时我仍然是他们的朋友。自从他们看了奖状后，我虽然还算是朋友，但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我的勋章和他们的来路不一样，他们做了和我完全不同的事情才得到这些勋章的。我受了伤，那是事实，但大家都知道受伤只能算是一种意外。不过我从未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有些时候，在下午鸡尾酒时间之后，我会想象自己正做着让他们获得这些勋章的事情，但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只身穿过空旷的街道，冷风扑面，店铺都关门了，我尽量走在有路灯的地方，心里知道自己绝对做不出那些事情，我很怕死，经常晚上一人躺在床上，担心自己会死，想着自己重上前线时会怎样。
那三个有勋章的人像是猎鹰；我不是，虽然对那些从未打过猎的人来说，我可能看上去也像一只鹰。他们，那三个人，却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走不到一起。但我和那个上前线第一天就受伤的小伙子关系很好。因为他现在再也无法知道他究竟会成为什么，所以他也永远不会被他们接受。我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成为一只猎鹰。
曾是一名优秀击剑手的少校并不相信勇敢，我们坐在这些理疗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他花了很多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曾夸奖过我的意大利语口语，我们交谈很容易。有一天我说意大利语对我来说实在太容易了，很难再提起我的兴趣，说什么都不用费劲。“嗯，没错，”少校说，“那么，你为什么不注意一下语法呢？”于是我们开始注意语法的使用，意大利语立刻就成了一种艰难的语言，没把语法在脑子里弄顺之前，我都不敢开口和他说话。
少校按时来医院，尽管我确信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理疗机，但我记得他没有缺席过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不相信理疗机，有一天少校说这一切都是胡扯，当时这些理疗机还是新产品，有待我们来证明它们的功效。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说：“一种理论，和另外的一种一样。”那时我还没学会语法，他说我是个不可救药、丢人现眼的蠢货，而他自己也是个傻瓜，居然和我搅和在一起。个头不高的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右手插在机器里，皮带上下拨弄他的手指时，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正前方的墙。
“战争结束后，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什么？”他问我，“用正确的语法说。”
“我会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但我想结。”
“那你就更像一个傻瓜了。”他说，他似乎非常地愤怒，“男人就不该结婚。”
“为什么，Signor Maggiore[5]？”
“别叫我‘Signor Maggiore’。”
“男人为什么不该结婚？”
“他不可以结婚，他不可以结婚，”他愤怒地说，“如果他注定失去一切，他就不该让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他不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会失去的困境中。他应该去寻找那些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的声调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怒，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前方。
“可为什么就一定会失去呢？”
“他会失去的。”少校说话时眼睛看着墙壁。他低头看了一眼理疗机，把他的小手从皮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他会失去的，”他几乎在喊叫了，“别和我争辩！”他随后对管机器的人喊道：“过来，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关掉。”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去接受按摩和光疗。随后我听见他在问医生能否用一下电话，他关上了房门。他回来时我正坐在另一台理疗机上。他披着披风，戴着帽子，径直走到我的机器旁，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真对不起，”他说，并用那只好手拍了拍我，“我不会这么粗暴了。我妻子刚刚去世。你一定要原谅我。”
“噢……”我为他感到难过，“真遗憾。”
他咬着下嘴唇站在那里。“实在是太难了，”他说，“我接受不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看着窗外。然后他哭了起来。“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他一边哽咽一边说道。接着他就大哭起来，抬着头，眼里空无一物。随后，脸上还挂着泪水的他像士兵一样挺直身体，紧咬着嘴唇，穿过理疗机走出了大门。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死于肺炎，她非常年轻，他直到确定自己因伤残不用再上战场了才和她结婚。她病了没几天，没人料到她会死。少校有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又按时来医院，在军服的袖子上戴了一个黑布套。他回来时医院的墙上挂了很多带镜框的照片，全是一些使用机器前后伤情对比的照片。少校的理疗机前面有三张类似他伤手的照片，都治愈了。我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医生从哪里弄来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是这些机器的首批使用者。这些照片并没有对少校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总是看着窗外。
注 释
[1].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
[2].意大利语，意为“打倒军官”。
[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的一支精锐突击队。
[4].意大利语，意为“兄弟情谊”和“自我牺牲”。
[5].意大利语，意为“少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