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的一切特性，以恢复人的本来面目为最高宗旨，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抗击神权，用人道取代神道，从而把人的自由、平等置于首位。这样便将世界的重心从天国移回到人间，使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继承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人本思想，进一步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综合起来，力图让人们摆脱宗教的愚昧无知，让人们进入到康德所说的有理性的“成熟状态”。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及其控制力的过分膨胀，人的感性发展受到了压抑，人们无法按照其内在本性去生活，而是听从于“机器技术理性”的召唤。人的个性泯灭，成为了一架毫无生机的机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物质进步刺激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商品被披上神秘的外衣，被赋予无穷的魅力而为人们所崇拜。物质取代了精神，人的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以其所能追求到和占有的物质多少为唯一标准。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财富不但没有推进人的发展，反而成为制约和束缚人发展的桎梏。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使个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由此这个社会成为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青年马克思看到劳动人民的贫困现象，提出了通过制定一部体现“整个国家理性”的资产阶级法律来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完成思想的转变，仍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活动的开始。在这一政论文中，针对政治生活中的出版自由问题，马克思写道：“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马克思，1995：111 ）在文章的最后，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马克思，1995：134-135 ）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阈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合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2000：57 ） ，同时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理解为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形式，从而人的自由本质也可以理解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他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等关系的论述，以及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2002：297 ）等观点，表明此时马克思所关注和追求的终极关怀价值已由“抽象的自由”转向“现实的解放”，并且不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的解放”，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和“真正的实现”（马克思， 2002：33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已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目标；而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理想目标则进一步升华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1995：294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作为共同关系，社会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共同控制。
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明确，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消灭以资本为中介物的价值规律，最终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是个理想目标，是人的充分发展、最大限度的发展，是人发展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完全得到这个状态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渐进过程。”（贾建芳，2005 ）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扬弃了异化，提高了生产力，消除了分工，才能够塑造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人才能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自身本性的获取。要使人的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从而实现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马克思，1983：500 ）。只有消灭了社会分工、消除了社会关系的异己的性质，个体的能力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才可能全面地把握劳动和享受物质、精神的成果。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是在自由状态下从事劳动的，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需要呈现出多层次性和不断的超越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自主活动来发展一切合理的需要，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以满足，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精神需要也得以满足。只有在此时的社会形态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才能真正实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则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2003：29 ）。
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类的发展过程，“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1995：118-119 ）。社会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马克思，2002：758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2002：310 ）。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现实分析到理想追求，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伦理关怀，即关注人的生存、自由与发展。马克思的一生及其理论始终充满着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关怀。从这个层面看，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是马克思在对人类生存发展理想状态的执着追求及深入探解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自由人联合体”：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马克思在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表达了他的社会合作理想，即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确立起了一种合作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准备丰裕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保障一切社会成员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认同与发挥，彰显出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趋向。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实现，依赖“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即由自由人构成的和谐体的实现。在这一联合体中，社会不再是人的异己物，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人真正成为社会人。
（一）“自由人联合体”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
“自由人联合体”是个人得以存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独立的个人虽然取得了独立性和自由，但这种“独立”“自由”是以自己的“类本质”的丧失而获得的表面上的独立与自由，这种独立和自由是建立在个人屈从于物而不能自主的前提下的。正是因为缺乏人们自由发展的生存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生存在虚假的集体或共同体中，才使得大多数人无法或很难实现自身的价值，展现自身的生命光彩。
马克思指出：“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马克思，1995：119 ）不仅如此，即使对统治阶级而言，每一成员之所以有自由，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而个人隶属于阶级，本身即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马克思，1995：118 ）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社会界定为“自由人联合体”，当然这种共同体不是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而是“真实的集体”。所谓“真实的集体”是相对于“虚幻的集体”即国家而言的，是真正代表每一个体特殊利益的集体，是保证每一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集体。
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私有制的消灭，人类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中，实现“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1995：121 ）。“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1995：129 ）即是说只有当个人最终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的时候，个人将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偶然性的物的限制的自主活动，实现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一致，从而成为真正自由自主活动的个人。
这种新质的社会体不同于以“个人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马克思，1995：132 ）。因为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未得到真正展开，社会关系的贫乏性决定了人的生存的单一性。这种新质的社会体也不同于以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对立和“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为内涵的“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1995：84 ）。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人受社会支配，社会与人产生对抗，大多数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的内容，成了抽象人”（马克思，1995：74 ）。而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实现了“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实现了“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马克思，1995：75 ） ，使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人与人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和解。
马克思视阈的社会合作使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当一个社会的发展成熟和完善时，那么这个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的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可能会为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精神等一切条件，而不会阻碍或是限制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是人们摆脱片面的社会分工的自由选择，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的目的本身。正是基于以上客观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除政治对人的束缚，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他们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1995：294 ）
马克思坚持了人的社会本质，也关照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他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1995：119）。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认为，“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着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为“我们从社会接受到的一切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有价值的成就，都是过去无数世代中许多有创造才能的个人所取得的”（爱因斯坦，1979：3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