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彼此是各自独立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建立起的一种社会关系，自由性、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成为新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个人彻底脱离了共同体的限制，摆脱了等级从属的人身依附关系，而用商品、货币为中介建立起了广泛性的世界性的社会联系，从而实现了通过财富的物化关系来表现人的价值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三）资本增殖的欲望
资本是投入到市场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价值，追求价值增殖（或利润）是资本的唯一目的。资本不断增殖的特性，来自私有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其剩余劳动作为资本积累在了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对于榨取剩余价值的贪欲，不是李嘉图所说的由资本家谋利、要做富人的本性决定的，而是由资本要无限增殖价值的本质决定。资本的增殖欲望驱使资产阶级把剩余劳动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导致的行为与后果对社会利益与他人利益必然发生影响。资本家为了追求价值增殖也会不择手段，从而危害劳动者的个人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一是把劳动者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主要指工人）在资本家眼中只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而已，被资本家叫作“人手”（马克思，1998：58 ）或机器，“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马克思，2004：207 ）。资本家用以对付工人的主要手段是“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马克思，2009：428 ）。人通过劳动进行生产，改造的不仅是自然界这样“对象性”的物，还有作为商品标签的自身。人在这里成为受制于商品生产与再生产的牺牲品，自己给自己挂贴上了劳动资本的符号。人本身也是被自我生产之后的产品，人的商品化被视为增加财富的重要资本力量。
二是把劳动产品看作资本增殖的符号。对于追求利润的资本家而言，劳动产品已经失去其自然属性，而直接面对的是产品的社会价值———劳动产品成为增殖的符号，工人的劳动力也因此而变成资本增殖的原动力。因为资本家努力实践管理“奴隶”的格言：“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马克思，2004：307-308 ）剥削阶级社会又是以物质财富的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以金钱的占有来衡量人的价值大小，“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马克思，2009：477 ）。
三是把劳动看作从属于资本的所属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阐明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理论。劳动从属于资本有两种单独的形式，一种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一种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的典型形式，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建立的初期。劳动和资本之间除了买卖关系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这个时期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马克思，1975：272 ）上。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入了“异化”的从属阶段，这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马克思，1975：708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标志着劳动已完全成了一种“异己”的所有制。
三、制度变革：异化关系改变的最终指向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把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又把人拴在“物”上，使“人役于物”，崇尚物欲，崇拜金钱，把物的主体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发生了异化。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利己的目的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制度之上。
（一）资产阶级国家蜕变成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它越来越具有压迫人、奴役人的性质，“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阶级专制的机器”（马克思，1995：53 ）。由于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只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以“普遍利益”形式出现的共同利益，必然逐渐转化为特殊利益，亦即变成了虚幻的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国家“是新型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马克思，1995：55 ）。对此，马克思指出：“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1995：84 ）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条件下，“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异己的权力”（马克思，1979：181 ）。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看作“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马克思，1995：274 ）。“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内。”（马克思，1995：412 ）这些机关为首的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利维坦”，变成“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成为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马克思，1995：54 ）。
在《资本论》中，他把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具体化为两个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马克思，1995：432 ）这里，马克思所言的“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指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而对劳动人民进行的压迫。在《法兰西内战》中，他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压迫性，指出国家政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马克思，1995：118-11 9 ）。
（二）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最大化结合形成私有财产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最大化结合，人被视为技术生产体系中的一种“人力资源”，在这个体系中并不关心“人是什么”，而是怎样把人武装起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和价值。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再是人自己，而是沦为资本逻辑下的具有功能性的一种存在物。马克思针对工具理性与资本的逻辑结合所给人类带来的扭曲进行了深刻地揭示与批判。他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使物质力量具有了理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1972：61 ）
资本将人的整个意识和生命变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私有财产的状态下，劳动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能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马克思，1956：467 ）这是人与人的异化，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异化劳动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互为因果关系的，而二者又都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暂时的形式。因此，扬弃异化，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1995：287 ，294 ）。所以，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明确，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消灭以资本为中介物的价值规律，最终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认为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正是这种积极扬弃的历史形式。它使人向自身和社会的人的复归，使人和自然、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真正解决（马克思，1979：120 ）。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使人向人性、向社会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完全统一。”（马克思，2000：81 ）
（三）劳动解放指向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1995：180 ）真正的人的解放指向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劳动。促进劳动解放就是要把人从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不仅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进行剖析，还从市民社会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1995：180 ）政治解放仅仅是市民社会的成员获得利己主义的人权的解放，而真正的人的解放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旨在通过消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压迫性而实现劳动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还不是更彻底意义上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因为它建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对立的基础之上。
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劳动解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把自由自觉的劳动看作劳动解放的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提出了劳动解放是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可能性条件。“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马克思， 1995：121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消灭劳动就是要消灭由于分工导致的片面劳动、强制劳动。“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马克思，1995：75-76 ）
这里，消灭劳动指的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劳动。据此，马克思对雇佣劳动进行了界定：“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马克思，1995：455-45 6 ）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马克思，1995：121 ）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解放就是要消灭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最高形式是向新的劳动形式———自由联合劳动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向新的劳动组织形式———自由联合劳动制度过渡的历史起点。劳动解放使劳动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成为“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 1995：644 ）。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 1995：1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