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标准就是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文化进行评价。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1972：296 ）任何一种先进文化都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从历史的观点看，不存在抽象的、永恒的先进文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文化，先进的文化必然站在时代的前列。
科学标准是指人类认识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先进的文化必须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而不仅仅是主观的臆想，它要经受历史和实证的检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文化的发展创立了条件。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1979：427 ）
价值标准指文化对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功用，以及这种文化代表了哪部分人的利益，为谁服务。先进文化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社会合作的广泛开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从而为建设现代化事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就没有人类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腐朽落后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培养合作精神需要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社会合作既是区域性的，也是跨区域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和演进的。由于文化总是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社会合作一直面临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会与创新演变的课题。马克思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来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 1995：108-109 ）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人们建立了更为普遍的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1995：276-277 ）个人的存在也出现新的变化，“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1995：86-87 ）。
文化的差异有两个维度：一种是不同时代同一文化演变的差异，另一种是同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面对文化的差异，社会合作需要坚守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没有民族文化的群体或国家难以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民族文化的认同显得尤其重要。亨廷顿就强调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在现代社会里，一个民族和国家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一些国家尝试转向另一种文明，忽略本国文化遗产，“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亨廷顿，2002：353 ）。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立场的前提下，继承优秀、摒弃糟粕是人们采取对待文化差异的基本策略。正如列宁所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全部遗留下来的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的生活。”（列宁，1995：50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面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挑战。罗伯特·比尔（ Robert Biel）在《新帝国主义》中指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正走向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在通过全球化进程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想方设法将其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俞可平，2003：90 ）对此，首先要树立文化自信，营造开放的文化环境；其次，要作好文化冲突的选择与应对机制，对不同的外来文化因素要进行有原则、有方向地选择，并作好文化选择与冲突应对的制度建设；三是提倡文化融合与创新，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益的文化元素，而产生新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历史证明，人类文化发展史就是文化创新的历史。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创新能力，其生命也就枯竭了。特别是在文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核心能力的关键性因素，成为社会合作发展的动力。
（三）培养合作精神需要群众掌握文化
哲学或思想力量要转化为物质力量，就必须同一定的“实践主体”（无产阶级）相结合。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合作的主体，离开了人的素质，和谐的交往关系与良性的社会合作就无从谈起。
文化建设为社会合作提供思想保证、价值基础、精神动力。具体来说，良好的社会氛围是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和人际间信任程度的高低和人们是否倾向于相互合作的行为意识会影响社会凝聚力，稳定而适度的参与意识会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有助于人们不满情绪的宣泄和在参与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人的观念与言行纳入历史的和社会的轨道之中，通过价值判断来激励或约束主体的行为，使社会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1995：9 ）这指明了理论要掌握群众、群众要掌握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使社会成员确立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同的目标，通过教育提高人的觉悟，激发人的积极性。因此，马克思主张批判单纯的“道德说教”。
马克思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尤其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理论力量变成物质力量。这种转化是依靠理论对人的影响，依靠理论掌握群众来完成的。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1972：152 ）人不仅获得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思想武器，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获得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合作精神的培养需要群众掌握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这里，人不是作为神或者上帝的奴仆，不是无法左右自己前途的命运的玩偶，而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他的理性可以为自己勾画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够充分调动起人的意志、信念层面的潜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实现它。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合作精神的价值形成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它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先进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它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一）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合作的思想整合
价值观的多元化为我们进行价值整合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因为没有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就难有对其进行整合的公共空间，更别说通过表达己见与尊重他见来达致“底线”共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这需要人们对自身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由此提出能为人们共同接受、认可的价值观念而予以遵守。这种价值观念不是主观臆断或依赖于外在的强力权势、神圣权威，其形式虽然是主观的自觉的反思，其内涵却是有客观依据的。其主要依据就存在于人自身之中，即内在于人本身的价值，并且与厚重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相一致。这样的理念无疑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可。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合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指导和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