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不匀速减缓趋势造成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次高速增长时代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在长、中、短三种经济周期的叠加影响下，增长将不均匀降速，局面复杂多变：一是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调整可能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结束致使实体经济内生动力疲软，放大了欧美金融过度创新的诸多弊病，并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十年之后，虽然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真正启动，但由于它对实体经济影响有一定时滞，因而经济增长仍缺乏革命性科技创新支撑。外需长期前景并不乐观，加之越南、印度等后起之秀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技术含量总体水平不高、综合成本日渐上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可能会走到尽头。二是经济中周期趋短，将频繁扰动固定资产投资。十年后，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态势基本结束，依靠政府主导投建城乡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原本长约5～10年的建筑经济周期将更多地反映民间资本的市场逻辑，对基础设施、房地产、工业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干扰将更趋短、频、快。三是经济短周期将使消费拉动经济的主力作用摇摆不定。2020年后，随着我国逐步进入上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行列，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增长将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然而，2 ～4年商业周期的波动使得消费对经济的牵引频繁受到影响。
次高速增长时期是一个经济阶段性质变的复杂过程，也是对执政党能否驾驭好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考验期。由高速降到次高速，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等几大目标往往相互冲突、顾此失彼，宏观经济将变得难以驾驭。日本经济从1973年“变轨”进入次高速增长时代，就是由于把控不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陷入停滞，并由此触发了十几年换十几位首相的政局大动荡。因此，次高速增长时代我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将面临的严峻挑战，绝对不容小觑：一是在理念层面，效率与公平优先地位的取舍将是一场困难的思想革命。效率是复杂利益格局在物质层面的基础；公平则是构建良性的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收入分配调整本身也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前提，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效率与公平谁优先，将考验驾驭市场经济的智慧。二是在制度层面，深化关联政治体制的产权制度改革将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阻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降速挤压了改革操作的空间，一些不易改和不敢改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在运行层面，巨大就业压力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调整与国际收支平衡、资产价格—物价棘轮推涨与制造业衰竭等几大矛盾将直接考验我党管理国民经济的智慧和能力。
二、社会嬗变加速趋势造成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随着经济的阶段性质变，社会加速嬗变趋势将更加明显：一是社会阶层分化加速。“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将继续细分，比如在农民阶级分化成农民工、农业劳动者和“三无”（无地、无房、无业）农民的基础上，农业劳动者可能分化出农业食利者阶层（持有农地产权但未必参加农业劳动的人群）和劳动者阶层；又如产业工人在“扩容”吸收了农民工的基础上，可能会继续“扩容”吸收外国移民产业工人阶层。二是中产市民阶层成为主体人群。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当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已达817亿。2020年后，我国中产阶层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同时，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提速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2020年后市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70％，甚至更多。三是网络虚拟社会成为重要的社会形式。当前，我国网民已达42亿。2020年后，网民可能超过8亿甚至更多。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现实生产、生活，网络将成为人们工作、消费、教育、娱乐以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四是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升。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就已进入大众化阶段。2020年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毛入学率将达60％甚至更高。届时，我国会有三四亿人具有大学学历。此外，由于嬗变加速，我国社会还将出现其他一些明显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加速、外来移民不断增加、农村社区逐步替代传统村落、核心家庭人数减少、自由职业者或自愿失业者不断增多、人口更多地向发达地区聚集，等等。届时，我国社会将表现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农耕社会多元并存的复杂结构特征。
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面临几大挑战：一是社会管理手段单一与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冲突复杂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其实质是政府职能从以发展经济为主回归到以社会管理为主，而政府管理社会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却单一。比如，各类非政府组织缺乏使得政府缺少必要的辅助管理手段，网络社会的管理方法和措施过于简单，等等。二是财力增长减速与社会事业建设负担加重之间的矛盾。中产市民阶层成为主体人群，对公益社会事业和社会福利的期望日益高涨。然而，经济减速引致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的财力负担大增。此外，高速增长时期，社会民生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欠账”，次高速增长时期“新账”“旧账”累加，对减速的财力增长而言负担将更沉重。三是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与公平正义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中产市民阶层强大的话语权将决定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向。然而，保证程序公平向占主体人群倾斜公共资源，还是保证结果公平向占少数的劣势群体倾斜公共资源，将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三、各阶层利益加速分化组合的趋势造成执政合法性内容阶段性质变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能力
执政合法性是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评判和认同。改革开放后，我国走上了国富民强之路，社会公众对党的领导更加认可。然而次高速增长时代，各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差异性将不断变化，分化组合日趋复杂。比如原本属农业劳动者的农业食利者阶层，就可能和农业劳动者从利益一致走向对立；又如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和原有产业工人的利益将从对立走向一致。因而，GDP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石的地位将被动摇，公正、合理地兼顾社会各阶层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将取而代之，成为对政权评价和认同的主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现实前提和时代要求。在次高速增长时代，要使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达成均势，执政党就必须有更强的能力把握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这种挑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维旧的两难选择，即是要丧失改革机会，以求短期安稳，还是要忍受改革带来的短期阵痛，以求长期掌权；二是与时俱进形成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三是依据新时代的价值判断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遏制和减损各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当得利，尊重并保护各阶层新兴利益集团的正当得利。
四、价值观多元化加速趋势造成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与时俱进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能力
次高速增长时代已具备了相当高水平的物质、文化条件，社会阶层结构更加复杂，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变，价值主体多元化加速将促使价值观多元化加速。这将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较大挑战：一是考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性，即多元的价值观如何有机地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二是考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可塑性。多样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形式弹性可塑。除了政治表现形式外，意识形态还需要以社会文化、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等表现形式更多地整合个人价值观念。三是考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阶段性变迁，意识形态必须要在内容上增强包容性，在形式上增强可塑性。但是，在整合多元化个人价值观念的时候将遭遇较从前更大的抵制。这将对我党坚持的意识形态能否稳定其核心和精髓构成严峻挑战。比如，市民中产阶层普遍存在的功利思想将对集体主义形成冲击；又如，“海归”和移民骤增带来的其他文明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将对民族精神形成新冲击。
五、资源环境约束不断收紧趋势造成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
我国生态和环境变化的基本态势是稳中有好，但改善缓慢。次高速增长时代，这种态势必然会对冲破15亿大关的人口和体量膨胀数倍的经济形成一个日益收缩的“紧箍咒”。据相关估算，2020年后我国石油缺口可能高达四五亿吨，天然气缺口可能高达900亿立方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则需要达到10 800亿斤以上，并至少需要新增795亿立方米的供水保障能力。在此背景下，我党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将遭受严峻考验：一是平衡生态与就业之间的“跷跷板”。这对矛盾本质上是市场规律与生态规律的矛盾。次高速增长时代，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趋势仍不会改变。在一定时间一定技术条件下，压缩粗放产能虽然能改善生态，但却会减少就业。加之次高速增长本身就意味着失业增长，因此生态建设将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二是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生态建设的加减法。生态系统本身不存在行政区划，因此生态建设应该是超越行政区划的。然而，本位利益使得生态系统自身平衡所需要的加减法受到了严重干扰，违背了生态规律。如何在地方利益竞争程度有增无减的前提下按生态规律做生态建设的加减法，将成为一大难题。三是平衡生态“旧账”和“新账”。过去“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成了沉没成本。亡羊补牢，为过去“可逆”的生态环境破坏还账正当其时。但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平衡“旧账”与“新账”，将直接考验我党建设生态文明的统筹兼顾能力。
六、国际新旧势力加快分化重组趋势造成的复杂格局，将考验我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犹如一轮巨大的冲击波，后危机时代国际新旧势力消涨加速，之后二三十年国际关系更趋复杂。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领头羊，我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崛起，必然遭遇同为竞争对手的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不甘没落的国际旧势力的多方、多重阻挠和压制：一是经济摩擦加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由传统发达国家扩大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一些后进国家。我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非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将使出口日渐艰难。美元、欧元、日元等将强势阻碍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在金融领域谋求与实力对称的国际地位困难较大。海外并购可能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扰。二是领土纷争加剧。实力上涨的新兴国家的领土主张将更加强硬，传统强势国际力量在领土纷争中将投入更大力量。三是国际责任加重，国际环保、援助、地区和平稳定等国际责任将变得愈发沉重。
次高速增长时代，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内外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一些在高速增长时代尚未显露的问题可能逐一凸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绊脚石。这些问题和挑战将合力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跨越它，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能否与时俱进地增强执政能力，肩负如此历史担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身在高速增长时代，但是忧患意识和清醒认识必不可少。只要能基于前瞻的理性认识防患于未然，我党就一定能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执政地位，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高丹桂，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经济贸易系，讲师）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谢明
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反映到政治发展层面上，就是要求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新观念，统一思想，推动工作。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