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老红军白玉德，是延安川口乡田家圪崂村人，1902年出生，1967年过世。关于他，现居兰州的女儿白应兰最清楚。说起父亲，记忆最深的是关于红旗插上延安城的故事。
延安，又名“肤施”。肤施，若望文生义，似乎与皮肤与乐善好施有点儿关系。果不其然，里面有个传说。传说：昔日无名的延安之地有位老僧，看到一只饥饿欲死的兀鹰，心中顿生慈悲，毅然割下自己肩膀上的肉，喂饲兀鹰，使之重现生机，振翅翱翔。
白应兰同志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父亲白玉德所在的田家圪崂村和陕北各地的农村一样，受苦受难受压迫受剥削，苦不堪言。那时候，家里穷，我父亲白玉德听说陕北有红军，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听说陕北的绥德、米脂也早早地闹红了，心里非常向往，总是巴望着红军快来田家圪崂救苦救难。不久，又听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谢子长，两人早早就领着陕北的穷苦人红红火火地跟豪绅老财干上了，可自己偏偏就是没碰上。很快又有传言，说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六军上了南梁堡，扎下了营子，发展了队伍，又编了个八支队。我父亲白玉德当时三十啷当岁，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就见到刘志丹或者他的队伍。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说八支队有人来川口了，人就在离田家圪崂村不远的金盆湾。我父亲白玉德把心一横，就跟好友吴宝堂，一同来到金盆湾。他们在松树林里遇到前来与八支队接头的另外两个人李玉贵和王生海，八支队对他们的到来很是欢迎，并且立即吸纳了他们，布置了工作。我父亲白玉德随后就在马四川沟附近几个村动员群众，组织农会。他时而装扮成买卖人买猪买羊联系群众，时而装扮成揽活揽工的发展组织，看到条件成熟了，就召集开会，研究任务。经过他的诚心宣传，没过多久，20来个村子就都跟了刘志丹、谢子长，马四川沟红了，火了。
八支队决定对赵家窑放高利贷的财主程东旺给点教训，不料程东旺听到消息吓跑了。八支队按计划袭击了程东旺家，从他家里拉了不少浮财，还有20头牛，8头驴，1匹马和1匹骡。八支队拉着战利品要走，我父亲白玉德拦住他们说，你们不能走，附近还有不少富人的民团，程东旺也不会甘心，恐怕带着民团回来报复。
八支队觉得有道理，就连夜开会，决定立即成立赤卫军。赤卫军下面设立了两个游击支队，即一支队、二支队，当时支队的武器是来复枪和马刀。赤卫军成立了，随即向上级发去了“鸡毛信”。第二天来了600多人，二十六军的首长在会上讲了话，选举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政权，吴宝堂担任革委会主席。下设军事部、土地部、粮食部、内务部、妇女部、少工部等一系列工作机构。军事部下设八个赤卫大队，我父亲白玉德担任军事部赤卫队第一大队的队长。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挺起了腰板，胆子也大了起来，敢讲理，敢说话了。过去人们怕地主老财，见了他们多是低着头躲着走，现在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昂起头走路，也敢斗争了。
1935年3月，开始土地革命。先划定成分，再诉苦申冤，然后分配土地。暖水沟的土豪劣绅和大地主张丕义，独占了两万多亩田地，土地分布在十几个村庄。土改中没收了他1000石粮食，400只羊，20头牛，贫苦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家产。张丕义只好狼狈逃窜到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延安城里悄悄地躲了起来。陕北闹红闹革命，闹得越来越红火，革命的烈焰扩大了红区，组织上就新成立了个“红泉县”。
5月，刘志丹亲自带领红二十六军打开了安塞城，接着又攻打了离延安城只有60华里的高桥寨子。此前，他还率军打下了延长、延川、安定、瓦窑堡。谢子长还在早于刘志丹打横山的时候，带领三十一军在绥（德）米（脂）一带闹革命。陕北人民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先后成立了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革命政权。苏维埃政权的燎原烈火几乎燃遍了整个陕北，成为中国最为鲜亮、最有力量，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苏区——陕甘革命根据地。
然而，延安城却始终把握在国民党政府手里，是陕北地区最后一个武装据点。这里聚集着延安的首脑，延安的国军，延安的顽固势力，同时还聚集着被穷人革了命的陕北各地的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尽管延安周围的陕北几乎全红了，延安城仍然孤立独守，虎视眈眈，藐视着红色政权。
刘志丹决定拿下延安城，我父亲白玉德率领赤卫军积极响应。为配合刘志丹打延安，陕北省委专门派遣了红军十八支队前来支援攻打延安，红十八支队的队长是李万顺。这时，延安周围的赤卫队全都调来了，可谓兵临城下，万事齐备，只待刘志丹一声令下，便子弹齐发。
为了张扬苏维埃的气势，鼓舞士气，挫败延安城里敌人的嚣张气焰，赤卫队来了个万杆红旗插延安。即所有赤卫队一个中队一杆红旗，一个大队四杆红旗，让红旗遍布延安城外，形成一片蔚为壮观的红旗海洋，让火红的旗帜猎猎飘扬。赤卫队很多，需要的红布也很多。怎么办？我父亲白玉德他们有办法。咱们的赤卫队队员多，就让赤卫队员装扮成普通老百姓进城，大大方方地到商铺去买红布。买的人多了，就有店主问原因，赤卫队员们就回答临近黄道吉日，家里要办喜事。办喜事是好事，卖出的红布多也是好事，店主只管咧着嘴数钱更是巴不得，当然不阻拦。城里的红布很快被赤卫队抢购一空，但还是不够用。怎么办？赤卫队员有家啊！趁着刘志丹攻城的命令未下，赶快回家去，回家让婆姨，让母亲，让姐妹拆下红被面，不管是布的绸的缎的锦的，只要是红的，就拆下来，缝起来，做成红旗，套在旗杆上，插在延安城外，让它可劲地飘扬，飘扬，迎风飘扬，再飘扬！我父亲白玉德说，那个好看呀，那个欢心呀，那个场面呀，那个火红的海洋啊，一辈子生生烙在心尖尖上了。
红军十八支队是战斗的部队，陕北赤卫队同样是战斗的部队。是部队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们在红旗似海的延安城外耐心地等候着首长刘志丹的命令。期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下来了：“现在不打延安城，各个部队撤回生产，维持治安。”这，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为什么木已成舟的夺城胜局，突然放弃了？大家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执行命令，一一撤退。
撤退下来，才知道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这时，国民党的东北军从西安开上来了，大队人马喊着“保打陕北共匪”的口号，火速前进，直逼延安城。延安周围的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突然神气起来，放出话来要反攻倒算，说什么“分去一只牛羊，要还一个人头”。他们恨透了苏维埃，贴出告示悬赏捉拿我父亲赤卫队长白玉德和革委会主席吴宝堂，只要捉住一个，每人可赏100大洋。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谁也不会手软。人类的历史，总是沿着自己的规律运动变化与发展，不可逆转。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徐海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突然从鄂豫皖向延安走来。他们沿着洛川河一路来到安塞，来到永坪，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之后，制订了战略部署。红军绕过延安，南下佯攻甘泉。国民党东北军急忙调动一个师前往支援甘泉。早已埋伏在崂山一带的红军，二话不说，干净利落地打了个歼灭战，活捉了东北军的师长何立中，又追击消灭了他们的两个团。
根据形势变化，经枣园会议各县代表决定，由我父亲赤卫队长白玉德在延安周围建立包围延安司令部，成立了“肤施县”。大家推举我父亲白玉德担任肤施县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张新庄的人前来告诉我父亲白玉德说，溃散的东北军正在羊圈沟村疯抢老百姓的粮食，让他们管一管。我父亲白玉德就跟贫农团的团长合计了一下，用巧计把敌人抢去的粮食给“断”了下来。当时，我父亲他们统共才8支枪，10粒子弹，要和溃败下来的正规军干，力量悬殊太大，只能巧妙取胜。他们八支枪，分八个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加上贫农团率领的群众，打的打，喊的喊，跑的跑，追的追，弄得敌人不知真假，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马，只能人生地不熟地胡乱抵抗，胡乱跑，就这样丢下好不容易抢来的粮食溜之大吉了。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吴起镇到保安，之后抵达瓦窑堡，在瓦窑堡提出成立苏维埃政权和土改中的路线问题。同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6年3月，我们和东北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在延安城里共同建立办事处。我父亲白玉德是红军谈判代表之一。谈判决定：以周城十里为界，延安十里以内归东北军管理，以外归我方管理。同时建立共同市场，我方供应柴碳，东北军供应日用品。另外，我方还在柳树店的市场设立了青年俱乐部，主要用来宣传党的主张，印制《打回老家去》之类的传单，揭露蒋介石热衷打内战，对日不抵抗的做法。
不久，周恩来副主席带着八个人和一部电台，从瓦窑堡来到延安。国民党青年将领张学良也乘飞机来到了延安，进行国共谈判。之后，蒋介石也派人来到延安视察，试图解决东北军的吃粮问题，但是很难，老百姓不欢迎国民党。6月，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打下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不满，他阳奉阴违，在瓦窑堡佯装进攻，应付蒋介石说“共产党跑了”，这就是所谓的“瓦窑堡事件”。
8月，杨虎城的西北军占领了延长、清涧等地，造成红军处境的不利，红军不得不转入农村。“双十二”后，形势直转急下，张学良带着东北军撤走了，国民党县保安队也从延安城里跑掉了，我父亲白玉德立即带着我们的队伍大踏步地挺进了延安城，延安城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37年元月，毛主席率领着中央红军来到了延安。这时，红旗插上了延安城，从此，延安红旗漫卷，火红一片，染透了中国，映红了东方，震惊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