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历程及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历史地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明确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虽然江泽民在这里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这一思想的酝酿则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结果。思考的起点是1989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1989年到2000年的十余年时间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作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逐步明确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问题，并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重大问题与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一思想认识成果的获得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做了充分的酝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表述以后，继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在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后，又一次提到“三个代表”。随后，在2000年6月9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2000年6月20日的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2000年10月11日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又多次从不同角度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在联系、指导意义以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科学的阐述，要求全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2002年5月31日，在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这两个讲话为党的十六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召开。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阶段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江泽民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13年的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现实依据、理论基础、科学内涵、思想精髓、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我国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和推进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新修改的党章中，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4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进了宪法，成为全国人民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它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性课题，而且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科学认识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党和人民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创者是江泽民。江泽民是江苏省扬州市人。曾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之所以说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创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此，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发挥了带头人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泽民提出并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江泽民曾明确表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结果。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考验，面对邓小平关于“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江泽民着力推进党的建设，推动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员学习教育活动。正是在调研“三讲”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江泽民经过深思熟虑，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其后，不断深化发展这一认识，使其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集体领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认真借鉴历史的和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并充分总结十多年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而形成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作出了贡献，全党同志付出了努力。综观《江泽民文选》等书可发现，它们凝聚了全党同志的众多的富有建设性的经验和意见，可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确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也说明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决定了其意义不只限于党的建设，而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吸收新时期广大群众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重大问题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全面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构成了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认识的理论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江泽民对科学生产力观的应用与发展
生产力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注重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应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并因此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已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并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党的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丰富发展了科学生产力观。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生产力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社会生产力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影响和作用于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包括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界定生产力时，已经纳入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范畴，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的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对此，恩格斯评论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不能相提并论，同时也并不是任何自然科学理论都可以视为物质的生产力，只有“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机器大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又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或工艺过程，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各类要素中去，从而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们首先肯定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基础和决定作用，认为人们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就人类历史总体而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他说：“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总之，整个社会系统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肯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明确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