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因为妈妈没回来？”女儿红雪新奇地问道。
“是怕嘴里有酒味儿。”他笑眯眯地说。
“喝酒不都是要的那股味儿吗？”儿子假称明公地问。
当爸爸的这才微笑着告诉着他们，院里今晚要办周末舞会。而且由他主持，并要带他们的妈妈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儿子洪磊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自然知道带着酒味儿去跳舞不够礼貌；可红雪的注意力不在这里，在这海滨小城，她从小长到这么大，除了在电影、电视看见过那些一闪即逝的场面，在她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则从未想像过什么正经人去作那种事，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爸爸妈妈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能翩翩起舞了……
她差点儿把饭喷出来：“爸怎么会那个？！”
“二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会。——不过是老式儿的。”洪海亮在自谦中流露着某种自豪。
“我妈呢？也会吗？你们是跳舞跳到一块儿的？”
“她？！”洪海亮笑得更响了，拿筷子指点着：“她是乡下老土儿，上哪儿见识那个？”心里又同时暗道，真在一块儿跳舞的倒没跳到一起，一步没跳的反而“舞”成了一家。
就在桌边响起的一阵笑声里，田晓霞踏着欢快的脚步回来了。进门就说：“我回来晚了，饭是你们几个做的？”说着又不自然地笑笑，即算是检讨，又算是感激。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洪海亮一眼就能看出来，田晓霞今晚的神情有点异样，眼睛似乎更有神，两颊也润出两片潮红，整个儿的神态、动作，都给人以激动不安和惶惑难言之感。
“妈！爸爸要领你上医院跳舞呢！”女儿红雪快嘴快舌地通报着。
“跳舞？”田晓霞一边脱着外衣挂到墙上，一边不无惊异地回头看了丈夫一眼。
洪海亮没有急于插话和动问，因为他此刻已经断定，田晓霞的工作中准又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这在她的经历中虽也并不多，见，却毕竟发生过，而且是那种险恶的历史环境中……
早在1976年春天，田晓霞自小拜认的“干妈”——白如冰的母亲就由县城重点中学下到了一个边远乡村当知青林场会计兼团委书记。这个岗位在一些人眼里当然是个闲差，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洪海亮父亲，自然更对它无可无不可。可是随着当时下乡运动很快进入尾声阶段，她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信，信中大概内容是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种植粮棉——走多种经营承包的方式，而且那信尾的署名，又清清楚楚地写着“公社林业局技术员——田淑梅”（大脚婆娘原名——田淑梅）！
白如冰母亲顿时一惊。应该说，白如冰母亲不是那种对政治形势有着锐敏反应和独立见解的先知先觉者，白如冰母亲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又要求她必须时时处处站在“组织”一边。但白如冰母亲同时又十分清楚，写了这封信的，而这个造成如此局面的人又并非素昧平生，恰恰是自己父亲原部队老战友兼同事——盲眼叔的未婚妻！她是“文革”运动后期刚由西南林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虽然在校期间经受了“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的锻炼，却仍然缺乏那些老“共大”学生们的练达和见识，刚分到这个边疆小县不几天就得罪了上司，被下派到一个山沟林场去搞“抚育采伐”，闹的盲眼叔久久成不了家。谁知老帐未结，新帐又添，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会活活要了他俩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