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变迁与人文教养
朱光潜先生指出，李叔同“在精神领域树立了丰碑”。笔者认为，他在精神领域所树立的丰碑之一，乃处在动荡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时期，总是守持着文化人格禀赋中的道德操守。他是民族传统美德的杰出承续者，也是优秀传统人文教养的坚守者。
李叔同在杭州浙江一师任教时，自身秉承的优秀传统人文教养在作为师长的言行中，有充分的体现，并于传授文艺知识的潜移默化中，于润物无声之身教言教中，产生着巨大的教育感召魅力。
“为政不在多言”，教育之道，亦不在多言。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条件，应该是教育者本身的学问与人格；学问深湛，人格高尚，学生自然会信从，自然会跟着好起来。否则，即使有精纯熟练的教学技巧，即使上起课来口若悬河亦是徒然的——作者并非主张教育可以不要方法，这里只是说教师的学问人格，实在比教法更重要。其次，所办的不是教育则已，如果办的是教育，那在学校的门墙之内，自由与和谐的风气，应该要看与我们日常呼吸着的空气同样重要。他如学生自动、自觉的精神，无不需要加意去培养，有许多用“兵法部勒”的学校与狭义近视的功利主义的学校，确实培植不出什么样的人才来。笔者做师范生的时代，距离现在已快二十年了，社会应该是进步的；然而就我们的教育园地来看，比从前进步的地方固然很多，反而不及从前的地方却也着实不少，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似乎是值得大家深长玩索的。
以上这段文字，是李叔同曾经教授过的学生傅彬然于1942年冬写下的追忆先师的感想，其中涉及许多学校教育中有关“人文教养”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人文精神和人文教养，重视人自身的教化和塑造。通过教化开启心智，通过教化使人之精神得以提升，通过教化使人脱离蒙昧状态，经过不断的努力，使其进入到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的人文教养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丰富的人文教养内容中，具有厚重的道德内涵、审美修养等多种人文精神涵养。它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其传授方式重在“以德教化”。李叔同作为教育者，除了音乐、绘画专业技术的传授，其施予学生的人文教养，正是用以德教化的方式传授于学生的。
归纳起来，傅彬然的回忆文章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思考。
(1)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必须具备的人文教养素质
傅彬然认为，学校教育中，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其最重要的素养是“学问”与“人格”，而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学问深湛，人格高尚，并认为教师的“学问”、“人格”这两种最基本的人文教养素质，比“精纯熟练的教学技巧”更为重要。傅彬然对教师人文教养素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无疑是深受李先生身教与言教熏染的结果。
人文教养作为一个人的素质，于后天培育养成固然不易，其守持却更难。李叔同于1916年8月19日致刘质平的信中，以自己的体会谈到了这种修养守持的艰难：“不佞近来颇有志于修养，但言易行难，能持久不变尤难，如何如何！”
(2)“自由与和谐的风气”是学校应有的人文教养环境
傅彬然指出，学校是“办教育”的地方，而不是其他。“学校的门墙之内”的“自由与和谐的风气”，应该与“我们日常呼吸着的空气同样重要”。何以如此看重这种视若生命存在最起码条件的“风气”？笔者认为，它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学校乃人文教养之基本场地！它不是市场，不是企业，不是军营……因为“自由与和谐的风气”是中西方几千年文明流传下来的优秀遗产，是几百年优秀人文精神的重要传承内涵。可以这样认定：针对学校教育而言，“自由与和谐的风气”，乃学校教育环境、氛围中，不可或缺的、不能以其他理念替代的人文精神支撑理念，它已是当今人类大家庭崇尚的“风气”。任何以类似“兵法部勒”或者以“狭义近视的功利主义”去更改或取代的做法，都是一种僭妄。
(3)社会变迁中的人文教养诉求
傅彬然回首自己做师范学生的时代与约20年后所处时代的差异，认为“社会应该是进步的”，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是必然的，社会进步亦是必然的，这是就理论而言。继而，他又不无遗憾地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的教育园地“比从前进步的地方固然很多，反而不及从前的地方却也着实不少”，即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眼前的教育园地固然有进步的方面，但不及从前的方面同样存在。这说明，时代更迭、社会变迁，传统的人文教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产生了新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傅彬然虽然没有作出回答，但他指出，如此今不如昔的现象“是值得大家深长玩索的。”笔者认为，他提出了社会变迁中有关传统人文教养的诉求命题。“人文教养”，作为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贯穿于社会的人文精神及教育制度中，直接反映或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在每一个时代学校教育的具体实施中，于教师而言，“人文教养”作为教师的人文秉性构成，作为教师的学识和品德修养，都有特定时代的价值标准和要求；而一个时代的国民对“人文教养精神”的诉求，则要由特定时代的社会教育制度来体现或完善。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体制，而高等教育的内容，也基本上是接受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理念基础上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类学科体系。综观现代东、西方高等教育的“人文教养”的方式、内容和目的，以普遍的共性看，均是在接受高等专业技术教育的同时，以人类文明积淀的优秀人文精神为内涵，作为具体传授内容，如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理念、博爱奉献精神、道德(宗教)理想追求、审美理想追求等，从而在接受高等专业技术教育期间，使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素质亦有提升或具备高尚的人格。此外，各个民族国家因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自身的人文教养也有独特的内涵。如英国教育体制中的人文教育，就以广泛地传授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学术著称，这种极其重视古典学术传授的目的，在于传承古典精神中的人文教养(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学教育传承之目的有相似之处)，即致力于养成绅士，培养具崇高人格意义的所谓“精神贵族”，而不是如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以探究古代名物、制度等的学术训练为主。这在我们曾有过的语境中亦是遭到批判的。笔者认为，时至今日，是到了给予我们民族优秀传统人文根基一脉秉承的高贵的人文教养，如“礼”、“仪”、“廉”、“耻”等正名的时候了。
李叔同之所以至今仍有独特的魅力、影响力，除了其艺术教育、审美教育中“言教之余盖以身教”的嘉言懿行、一以贯之的“以德感人”和“以德为表率”的“身正为范”的人格魄力和感召力外，还在于他皈依佛门后，其弘法、重振律宗及严格的修行守持上升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这样一种境界！我们在今天观照他，似乎让人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之所以还有“熟悉”的成分，说明希望还在，如果是完完全全的“陌生”，那才是值得警醒的莫大悲哀。
似曾相识的人文教养蕴涵了深厚、优秀的传统道德伦理，是民族优秀的传统意识形态精髓和珍贵的精神资源。一个世纪的沧桑，一个世纪的波澜，一个世纪的回转，它是怎样的一百年？观之，思之，这些精神资源随时代的推移、转化，应该终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三、文化转型与人文教养的守望
清末民初时期，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断裂”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制度性结构上，诸如废除科举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文化转型”则表现在社会文化构成的各个层面。动荡、变迁、断裂、转型……我们民族的人文传统根基亦因此产生了震荡。
在文化断裂、转型的时期，于李叔同这一个体文化精神的“抉择”而言，摆在他面前的最艰难的抉择是“艺术(审美)精神”与“出世精神”的取向选择。20世纪初的国民初年前后，当时的一些知识人、艺术家均面临这样的精神抉择困惑，如苏曼殊、吕澄等。他们感受到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文化艺术、美学思想等，并普遍地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但更多还是从感性的认识上去领悟、接受；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又复归至中国传统的高蹈旨趣或传统的宗教精神皈依，向往心灵深处的“虚静”与“澄怀”境界。这或许是一种向自我传统人文精神根基的复归，一种在更高精神领域寻求价值意义的“无意识的文化自觉”？我们在今天来看这些独具文化个性的主体精神最终的皈依取向，可视为一种具有终级精神价值意义的“复归”与“守望”。
回眸逝去的一个世纪，追忆早已远去的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是因为他们具有的文化价值意义。他们留下的文化精神资源，仍然会以多种方式融会、显现于我们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中，或许亦渗透于我们的意志、行为。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这种文化精神资源中蕴涵的道德意志、道德力量更显其难能可贵，它时不时地在许多特定的语境中，以对比、反衬的方式浮现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似乎是某些集体意识中尚存的回响。它是一种久违的，使我们既感熟悉亦感陌生的人文教养！是否可作如是思考：这种历史的话语，具有传统人文教养之精神，是否随着斗转星移，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社会转型也逝去了？这些优秀的道德精神资源在今天是否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又怎样来激活它？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主要包括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文学艺术、传统美德(内涵传统人文教养)，它们是构成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和历史基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人文教养，以良好的人文氛围的培养为价值取向，含有丰富的人文要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民族传统的优秀道德内涵，是否还有可能成为一种情绪，甚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这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回避不了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在许多社会动乱或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往往被简单、粗暴地否定。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人文教养能不能世代传承，能不能守望，如何守望？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
“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天”之所指，即“民族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根基的存在”。所谓“人文精神”，落实在具体的内涵上，首先是某一民族国家的“人文精神”，是体现在一定民族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人文精神。只要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精神根基尚存，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就不会湮灭。
置身21世纪的当下，对一种传统人文教养的守望，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抱残守缺”式的守望。而是主体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中，发挥主体的能动精神，即如李叔同从事道德价值实践一般，以砥节砺行守持信念；以开放的态度推动优秀的传统人文教养与时俱进；在对传统的继承、转化并融汇时代精神的创造中，做多方面的努力、精进。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先贤澈悟思盈路，后继秉志道成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