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河姆渡文明之谜
河姆渡，中国远古文明的摇篮，一个昭示人类古老之最的地方：出土了迄今发现最早的漆器，中国最早的水井遗迹，尤其发现的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是对中国栽培稻外来说的正本清源。
河姆渡，浙江省东部一个只有29户人口的普通村庄。1973年6月，这里意外地发现了在6000年前种植的稻谷，而在此之前，传统的说法是中国稻谷栽培技术来自于印度。
1973年夏天，村民们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低洼处建排涝站，村民们发现了许多人工建造的痕迹，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考古工作人员。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里有一口深1.4米的古井。随后考古人员又清理出大量陶器，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加工出来的。
令人兴奋的发现接踵而至：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出现了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些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颗粒令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
在这个土层下，不断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6000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了。
在出土的骨制品中，其中的一件上面还缠着葛藤，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骨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证据。河姆渡人用水牛、麋鹿的肩胛骨制成骨耜，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进行耕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从“有巢氏”的传说到“干栏式建筑”的发现令专家惊讶不已：河姆渡人是原始人从树上居住到陆地居住的过渡吗？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进一步的考查发现，这些带有榫铆结构的木制品是一种房屋。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接下来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了当初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地上架空的建筑称之为“干栏式建筑”。他们从中国“有巢氏”的传说推断，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是原始人从树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过渡的一种建筑形式。原始人最初在树枝上或树与树之间搭设木头，并用一些树叶搭成棚架，形成了原始人用双手建造的最初的巢。这种巢，扩大了原始人栖息的空间，既可以遮风避雨，还可以防止猛兽的袭击。
当原始人从树上转移到地面生活以后，也将这种树上的巢搬到了地上。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织的席子，考古人员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
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最上面的一层已有4700年，第二层有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更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方，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蛮荒时期，河姆渡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
从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实来看，这里以前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许多野生果实可供河姆渡先民采集。就像古埃及人用绘画记录他们的生活一样，河姆渡人将他们劳作生活的片断记录在了陶器上。
河姆渡人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他们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在河姆渡发掘出的61种动物骨骸，分属于34个种属。它证明7000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这种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是动植物生长的天堂。
河姆渡遗址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而这正是狮身人面像、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和玛雅文明遗址所在的纬度。
在对河姆渡遗址方位的测量中，考古人员吃惊地发现，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29°58′，几乎在北纬30度线上。
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条线上。从地理大布局来看，这里有地球山脉最高处珠穆朗玛峰、古埃及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百慕大三角区、远古玛雅文明遗址。世界几大河流——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都是在北纬30度线入海。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
人们已知河姆渡人的生活轨迹是2000年，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延续了2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为什么在距今5000年前后突然神秘消失了呢？对此，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进行过猜测。有人认为是战争的原因导致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与洪水的灾害有关。
他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作了长达三年的调查，探查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
在连续不断的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终于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东流。海水沿河道上溯，从此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而变成一片水乡泽国，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这块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之后，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2、 良渚玉文化之谜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的发掘，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墓地被发现，以及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被发现，足以表明良渚文化是中华5000多年前文明程度最高和最具规模的地区之一，良渚遗址堪称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最著名、最有特色的就属它的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并且一开始就显现出不凡的艺术魅力。良渚文化为何在5000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一般晶莹剔透，即使有少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其石料很稀有，因此非常珍贵。玉石还不能称为“玉”，要经过匠师的精心雕琢，才能成为具有各种内涵的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联系起来。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贵族、士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这用来比作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
装饰生活、美化自己是人的天性，就连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山顶洞人在闲时也不忘磨制骨、石等制作装饰品。7000年前鱼米之乡河姆渡的先民也是如此，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这就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游、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而最为著名的便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这些玉器都造型精致，刻有各式图案，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特别是成串的玉项饰。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因为装饰生活的原因也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的情况来说的。
良渚玉器以体大著称，显得深沉严谨，不是很适合随身佩戴的装饰，是否用于装饰住所还没能考证，但在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
良渚玉器最大的特色是形制多样、数量众多，如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等。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
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有人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玉器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得到证实。“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里，“玉”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长江中下游一直就有神秘的巫术气息，可能就是从此地久远的文明——良渚文化继承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就是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的文化。据考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初步的政权，可以称为良渚古国，后被中原炎黄部落为首的青铜文化所打败，共同汇入中华文明之中。
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玉文化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反而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古代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中继承的玉文化，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而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确认，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许多先民神秘的思维。
3、 “三星堆文化”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三个大土堆。
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年2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市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300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
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
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看到这些玉石器后，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石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
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铬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察的考古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他们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
第二次正式的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
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个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而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1980年，在全面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的陶器、玉器、石器，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遗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让人们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地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