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号坑北侧约20米处，还发现了一个未建成的兵马俑坑，即四号坑，有学者猜测它可能是计划内要修的后勤部队俑坑，但也有人认为是象征中军的兵马俑坑。至于为什么突然停建，则很可能是秦末农民起义扰乱了修建计划。
可以看出，原来这些兵马俑是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的，但是，一号坑和二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却是一片残破的景象，一号坑的全部和二号坑的一部分有明显的因火焚烧而塌陷的痕迹。里面的兵马俑有的东倒西歪，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头破腹裂，有的臂断腿折。陶俑、陶马身上的彩绘经火焚烧后大都脱落，而坑上面架设的棚木、芦席、顶梁木等也都成了灰烬或者焦炭，坑周围到处是经过大火焚烧而成的赤红色的土。
如此景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是谁焚烧了秦兵马俑坑呢？又是为什么要焚烧它呢？
对于这个难题，最流行的是“项羽、牧童焚毁说”。据《汉书》转引刘向的疏文：“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其他史籍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记载。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秦兵马俑就是项羽和牧童烧的。
但是，也有人反对此说。他们认为，刘向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谏阻汉成帝营建奢华的陵墓，这是一种援古讽今的方式，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何况，细细品味此文可以发现，文中仅提到项羽、牧童焚烧秦始皇的陵墓而并没有明确提出焚烧的就是秦兵马俑。事实上，纵观全文，刘向只字未提兵马俑。
由于在三号坑中发现有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说明了在秦代卜战仪式依然存在。再以古代丧葬制度和民俗学的资料为据，有人提出，秦兵马俑的火不是别人而正是秦人在陵墓建成之后自己放的。
在古代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仪中，放一把火来烧毁祭葬物品和墓前某些建筑物是一种很常见的风俗，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死者才能够在阴间继续享受。
不过，这种说法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既然要烧，为什么只烧一号坑和二号坑，而三号坑却幸免于难？
就算是秦人自己放火烧的，那么从建成到焚烧的间隔时间应该不会太久，可奇怪的是，根据现场考古发掘来看，俑坑底下普遍都有二三十厘米厚的淤泥，这种淤泥层绝非是短时间内就能够积累出来的。这也说明了在秦朝灭亡之前兵马俑是安然无恙的。
所以，这种“葬礼仪式自焚说”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秦兵马俑到底是怎么起火的，究竟是被谁焚毁的？要解答这个难题，只能靠进一步的探索。
3、 丝绸之路通向哪里
“丝绸之路”的称呼，首次出现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于1887年出版的三卷本专著《中国——我的旅行志研究》中。另一位知名学者赫尔曼教授率先接受了“丝绸之路”的提法，他在1910年出版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就以丝路为名，题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
从那时起，各国出版和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述丝路的专著、论文，其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1938年）和法国东方学家吕斯·布尔努瓦教授（196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丝绸之路》是脍炙人口的两本书。
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因著名的丝绸之路而光耀天下。先秦以来，丝路的格局尽管变化万端，但在塔克拉玛干南、北的天山南路的两道却变化不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沙漠的阻隔。尽管变化不大，至今却也无人能准确说出它们的途径。现代地图无一例外标注的都是“示意图”，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中国古代的商路一直延伸到了罗马，从西安至罗马，直线距离达6800千米，加上沿途迂回，总长应在9700千米以上，相当于赤道总长的l/4，是横贯欧亚大陆整个旧世界的最长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
在古代，中国人自己并不把它称为“丝绸之路”，它只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路，从西安直抵嘉峪关，并西行至新疆的这一段被称为“皇家驿道”。
新疆境内的丝路，以东西向为主道，南北向为支道，殊途而同归，合并于里海南岸。它们变化万端，形成交错的布局。在主道上，天山以南有南、北两道，天山以北有天山北道和草原道，重要的支道有五船道、伊吾道、车师道、赤谷道、碎叶道、弓月道、热海道，等等。
天山南路两道中，北道“波河西行”好解释，沿着塔里木河走即是，而南道的“波河西行”就说不通了。现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河中，除了车尔臣河以外，都是向北流的，哪里有一条河可供沿河走呢？但是，在沙漠中旅行又是万万少不了水的。于是有人猜测，当时有一条东西方向流往罗布泊的河，其依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中记述，塔里木河的南源以帕米尔高原歧沙为分水岭，其北为喀什噶尔河，其南为叶尔羌河，两河均向东流，成为塔里木河的南北二河。
对塔里木河南河的流经地区，《水经注》是这样记述的：它流经汉时葱岭八国中的无雷、依耐、蒲犁等国之北，又经古皮山国北，然后与于阗河（即今和田河）汇合。汇流后又向东流经塔里木盆地南部的扦弥国（今克里雅河下游喀拉墩），这时又有克里雅河汇入，再流经精绝国（即尼雅），汇入尼雅河。由此继续向东，在古且末国北汇入阿耨达大水（即车尔臣河）的支流占且末河。然后，从鄯善国（今楼兰附近）向北流入罗布泊，确切一点说是流入与罗布泊相通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南源的北河径向东北，在温宿（今阿克苏）南汇合枝水（今阿克苏河），之后又相继汇入姑墨川（今哈拉玉尔衮河）、龟兹川（包括尔川水和西川水，即今库车河和渭干河）、敦薨之水（今开都河-孔雀河水系），浩荡东去，径注渤泽，即罗布泊。
在郦道元写《水经注》的1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就记述了他横渡塔里木的见闻，其中提到了南、北二河，他写道：“南河自于阗（今和田）东于北至鄯善入牢兰海（即罗布泊）。”这说明当时和田河并不是向北流，而是向东偏北，并且直接流入罗布泊的，再一次印证了《汉书》所说南、北二道均“波河西行”的事实。
对塔里木河南，北二河的存在，从古至今，在史学界、地学界均莫衷一是。例如，清代的杨守敬，尽管为郦道元的《水经注》作解释，编写了《水经注疏》，但对郦道元关于塔里木河有南、北二河的观点仍持反对态度，认为“南河”、“北河”的提法是“互受通称”，不过是一条河有两个名字而已，理由是即使古今河流有变迁，也不至于相距千余里之遥。可是他却不明白，任意摆涉游荡是沙漠河流的一大特点，塔里木河的“无缰之马”的别名即因之而来，其北面的河道，南北摆涉就达近200千米，为什么就不会东西游荡呢？并且，塔里木盆地盛行的东北风和西北风这两种风向，给塔里木河南河的东西游移创造了动力条件。而且，水系变迁达千里之遥的有现成的例子，前苏联中亚沙漠的阿姆河，既曾归宿于里海，后又改流向咸海，两海距离在千里以上。
关于南河的争论，也许还要长时间地延续下去。然而，西汉时南道诸国，如且末、精绝、扦弥、皮山等，都在距现代公路线很远的沙漠之中，深的在150千米以上。有的人将这一距离作为沙漠南侵的证据，这是不正确的。当时，这些国、古城周围已是沙漠环境。玄奘归唐，沿南道东行：皮山国“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丘坟也”；尼壤城（即尼雅），城西是沙碛，城东是大流沙；靓货逻故国（安迪尔河下游）“国久空旷，城皆荒芜”。而汉时这些国家往来十分频繁，农业、园艺、酿酒业等十分发达。以这些古代遗址连线，我们自然可以了解到当年丝路的途径。如果选出一些路段进行适当发掘，也许可以找出被沙埋没的丝路，重展历史的光辉。
4、 南越王宫之谜
20世纪80年代，广州先后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地下石构建筑、南越国御花园和南越国宫殿遗址，其中南越王宫署遗址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特色，被评为国家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体现了2000年前南越王国宏大规模的南越王宫署遗址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1995年发现的南越国宫署御花园；另一部分是南越王宫署主宫殿区，其遗址主要在现在的儿童公园位置。
南越王宫殿目前只挖掘出一号殿的一部分和二号殿的一角，350多平方米的发掘现场只占儿童公园东南的一个角，整个宫殿最精华的部分还在两万多平方米的儿童公园下面。宫殿找到了，但是人们在猜测，宫署之外还有没有一个城呢？
据史料记载，秦末汉初时期全国有十多个商都，而岭南就只有“番禺”一个重要的商都，来这里经商的人不少都财运亨通，发达者众。按照考古专家推测，南越王宫署之外应该还有贸易区（市），老百姓生活区（坊、里）以及城墙等等。然而这些东西目前却一点出土的迹象都没有。南越王宫署只是番禺的一部分，当时的城在哪里？城墙修建在什么地方？专家们至今仍无法回答。
在南越王宫署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宫、l600多年前的东晋古井等珍贵的历史遗迹，但最令专家兴奋的是一枚大约5厘米高、质地坚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
这枚象牙印章虽然只有一只核桃大小，上面还有一道裂痕，但它在考古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枚象牙印章刚好出土在唐代的漫道上，在它的周围还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国玻璃珠等文物，广州出土的唐代文物向来非常有限，直令广州的考古学家有“盛唐不盛”之叹，而它的出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南越王墓曾出土过五根象牙，明清时期的大新路是有名的象牙作坊，这枚唐代象牙印章也使广州的象牙工艺制造史中间的空白得以填补。
其次，该印章虽然没有打磨完成，也没有署名，但其上却大有乾坤——上面的头像无论从脸形还是发式上来看，都是一个明显的外国人头像。此外，这枚印章不是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椭圆形，而西方印章的形式正是以椭圆形为主。
专家们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枚给外国人刻的印章，反映了当时广州存在外国人。专家们兴奋地说：“据文献记载，唐代广州聚集了数万外国人，尤其以西亚阿拉伯人为多，但一直以来苦于缺乏具体物证，这枚象牙印章的发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但具体这枚印章上面的“老外”到底是哪一国人？当时的广州外国人的数量有多少？专家们也不能做出详细的解释。
一直以来，在考古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代建筑则是以石结构为主，一木一石，形成中国与西方在建筑文化上的分野。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建筑在唐宋以后才大量使用石质材料，但是在刚刚出土的南越王宫殿和以前出土的南越王御花园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石质材料，诸如石柱、石梁、石墙、石门、石砖、石池、石渠等等。
有专家认为，整个南越王宫署的石建筑普及程度，可以用“石头城”来形容，甚至有的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在全国考古界都是罕见的。
有行内人士提出，南越王宫署独树一帜的石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广州（番禺）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和人才？如果真是这些人所猜测的，那么中外建筑文化交流史也将因此而改写。但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实。
专家们说，随着南越王宫殿的进一步挖掘，南越王宫署的“历史之谜”还会更多，目前专家们又提出“南越王宫署石渠流向图形之谜”、“御花园龟鳖石池上的建筑之谜”、“带刺的瓦当有什么功用”、“黑皮黑肉的鹅卵石来自哪里”等谜团。这些谜团的揭开有赖于考古专家们的进一步发掘研究。
5、 塞外雄关玉门关之谜
一提到玉门关，人们便会联想起大漠孤烟、缭绕烽火和离愁哀怨。人们会这么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代诗人王之涣的那句“春风不度玉门关”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其实1000多年前，玉门关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繁华的边关。那里万里晴空鸿雁高飞，茫茫旷野驼铃急促，商队络绎不绝，旅客川流不息。
沿着这条道路，中国把美丽的丝绸、精致的瓷器、特产的茶叶、独特的中草药、率先发明的火药、造纸和印刷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送到世界各地。同时，中国又从“丝绸之路”上输入了不少特色的东西，例如苜蓿、菠菜、葡萄、石榴、胡麻、胡萝卜、大蒜、无花果等原来没有的作物。
汉朝时，从伊犁河流域引进乌孙马，从大宛引进汗血马。从丝绸之路还传来了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和宗教，使中华文化艺术吸取了新的养料。
玉门关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控制着河西走廊以西的北线。翻开地图，在甘肃西部边陲地区不难找到“玉门关”。然而，这是现代的玉门关市，它与历史上的玉门关名同实异。
现在的玉门关市是中国大西北的一座石油城。根据古籍记载，玉门关在敦煌西北90千米的地方，人们在这一带的荒漠之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小方盘的土城堡，它曾经被认为是汉代玉门关遗址。登上古堡远眺，它的北面有北山横亘天际，山前有疏勒河流过，残存的汉长城由北向南，连贯阳关。
在这里还发现过写着“玉门都尉”的木简，看起来像是“铁证如山”，小方盘定是玉门关无疑。然而，对这座里面仅有几间土房，大小与北京的四合院相差无几的古堡，有人提出了质疑：难道当年设有重兵守备、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孔道，竟是这样的一个小据点？
虽然人们对于汉代玉门关的故址莫衷一是，但是，人们宁愿把这仅存的古堡视为玉门关的遗迹。千百年来，多少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瞻拜，登上古堡遥望大漠，追忆祖先的光辉业绩。在古炮台上，人们会思念起汉朝大将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可以“听到”唐朝诗人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歌声。
6、 小雁塔为何乍合乍离
小雁塔全称“荐福寺小雁塔”，位于西安市南侧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成为唐代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标志之一。
荐福寺创建于唐文明元年（684年），位于当时唐长安城安仁坊西北隅，初名献福寺，是唐高宗逝后百日时宗室皇族为他“献福”而建立的寺院。
小雁塔修建于唐景龙年间（707-710年），塔形秀丽，挺拔玲珑，与慈恩寺大雁塔的雄伟气概互相辉映，但因规模较小，故称小雁塔，是我国唐代精美的建筑艺术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