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绣文是安徽安庆人，幼年时由于其父母双双失业，家贫如洗。她捡煤渣、拾破烂、洗衣服、当小保姆，什么苦活都干过，小小年纪就负担起全家的生活，磨练出坚韧意志。
1931年春，16岁的舒绣文只身闯上海，经人介绍给“天一”影业公司的老板娘补习国文，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公司拍片时，她喜欢站在摄影棚外，欣喜地观赏那魔术般变幻的场景，津津有味地咀嚼剧中人的对话，她被这门新奇的艺术迷住了，常常错过开饭的时间。
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天一”影业公司老板邵醉翁看中，让她担当我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配音演员，那是因为某些演员的国语不过关，嗓音不圆润。而正值花季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配音配到忘情处，语言感情发挥极佳，往往一次就能通过拷贝。配音虽然是幕后工作，也足令她兴奋快乐，摄影棚钻得更勤，人此与银屏结缘。
舒绣文身材娇小玲珑，面容清秀，正是一棵有希望的艺术苗子。不久，邵老板又让她在故事片《芸姑娘》中扮演一个小配角，想观察她上镜的效果。可是年轻的舒绣文毕竟没有拍片的经验，开拍那天，耀眼的灯光晃得她睁不开眼，她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连烂熟于心的台词也忘得一干二净。心疼胶卷的邵老板大发雷霆，当着众人的面责骂她没出息，一向自尊的舒绣文当场愤然离去，并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出色的演员。
离开“天一”公司后，舒绣文听说田汉、田洪兄弟在杭州组织“五月花剧社”，乃前往报考，经田汉面试，认定她有天赋，遂吸收这个小姑娘入社。她勤奋学习技艺，接连在话剧《名优之死》、《活路》等剧中担任角色。
1933年，上海“艺华”影业公司选中田汉编导的故事片《民族生存》投资拍摄，舒绣文随田氏弟兄返沪，在片中扮演一个被遗弃的少妇，这是她真正参加演出的第一部影片，封镜后受到好评。接着，她又在阳翰笙编剧的《中国海的怒潮》一片中，扮演奸商的妻子。这两部影片使她在影坛上崭露头角，成为观众瞩目的新秀。
1934年中，舒绣文转入“明星”影业公司任专业演员，她先后在《劫后桃花》、《热血忠魂》、《夜来香》、《清时时节》、《女儿经》、《梦里乾坤》等十多部影片中出演，名嘈全国，成为明星演员。她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从不摆什么架子，姐妹们有事都爱找她倾谈。
抗战爆发后，不愿做亡国奴的舒绣文义无反顾离开环境优越的上海，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她与史东山、黎莉莉、魏鹤龄等人一同到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主演了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失守，中国电影制片厂迁移重庆，厂址设在观音岩纯阳洞，全厂员工随迁，舒绣文与王士珍在张家花园65号租房安居。日本飞机的残酷轰炸，不仅未能吓倒她，反而激发了她工作的热忱。冒着敌机的空袭，她参加了影片《好丈夫》和《塞上风云》的拍摄。
从重庆赴内蒙拍摄《塞上风云》时，“中制”剧组途经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的热情接待，这新天地里的火热生活深深感染了他们。对比重庆和延安，舒绣文觉得好似走过了两个不同中国，自称受到“莫大的教育”。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接见了他们，并在他们的纪念册上题词：“抗战、团结、进步。”
这既短暂又难忘的经历，更加坚定了舒绣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决心。回到重庆，她又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时常聆听共产党人的教诲，对她的成长与觉悟起到很大作用。
1941年夏，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成立，舒绣文立即加入，她和张瑞芳同台主演该社的第一个话剧《棠棣之花》。1942年郭沫若创作出新编历史剧《虎苻》，她在剧中扮演如姬。随后，她又在阳翰笙创作的话剧《天国春秋》中扮演女主角洪宣娇，借剧中人之口，公开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备受观众推崇，但凡她出场演出，总能听到观众席上爆发的会心的掌声。
在渝期间，舒绣文还先后参加《蜕变》、《闺怨》、《为和平自由而战》、《雾重庆》、《雷雨》、《日出》、《民族万岁》、《清宫外史》等20多部话剧的演出，为宣传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四大名旦”之一。
舒绣文在艺坛享誉较早，在女明星中又属年长，被姐妹们尊称为舒大姐。抗战胜利后，她随《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回上海，因在该片里塑造“抗战夫人”王丽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登上了电影表演艺术的高峰。
1969年3月，舒绣文被“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终年5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