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原名任禹成，1907年2月出生在江苏宜兴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上海任“左翼剧联总盟”组织秘书，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1933年到1937年，他怀着炽热的革命激情，密切联系当时的现实斗争，陆续写了《夜光杯》、《汉奸的子孙》、《腊月二十四》、《夏夜曲》、《回声》、《蹄下》、《在关内过年》、《浮尸》、《血洒晴空》、《以身许国》等40多个独幕和多幕抗日话剧。1934年至1935年，他用“尤兢”等笔名为《申报·电影专刊》每天写一篇电影评论文章，批评“软性电影”论，名噪沪上。
“七七”事变后，于伶担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迅速帮助戏剧、电影界同人组织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和三个战地服务团，一个京剧界救亡协会。“八·一三”后上海沦为“孤岛”，他担任中共上海局文委委员，先后组织了青鸟剧社、上海艺术剧院、上海剧艺社，公演大量新作和世界名剧，宣扬民族气节。
于伶在“孤岛”艰苦奋斗，被赵景深喻为“最卖力气”的人。于伶自己也在《给R.S ——〈花溅泪〉代序》一文中直率地说：“自己既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的艺术，失败了可以重来，跌伤了我会支撑的。因为自己还年轻，自信有着充分的勇气来接受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武器只有在锻炼与使用中才能具备与发挥其战斗力的。”他在“孤岛”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和党内表扬。
1943年元旦，辗转从香港、桂林来到重庆的于伶，到红岩村参加了新年联欢晚会，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谈话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孤岛”几年的戏剧和文艺运动状况，有不少人和事，连他这个在上海住了许多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生活的人都差点交不出答卷来。尤其令于伶惊叹的是：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评说他那些作品的成就与不足，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体贴，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苦。周恩来甚至具体到能说出于伶在剧作中通过角色说的一句台词：要到“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是暗指的延安，并肯定说在“孤岛”那样的环境中这样写很好，观众一听就会明白。这使于伶十分感动。
此后，于伶遵照周恩来指示担任了南方局文委委员，与夏衍、章泯、宋之的、司徒慧敏、金山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坚持在重庆、桂林从事进步戏剧活动。
1943年6月，周恩来要回延安参加整风，行前邀请戏剧界朋友到郭沫若家聚会，商谈下一个雾季上演哪些剧目。
当话题谈到于伶的新剧《杏花春雨江南》时，郭沫若赞赏说剧名好，有诗意。导演孙师毅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于伶还打算再写一个剧叫《骏马秋风塞北》，是以沙汀的报告文学《记贺龙》作为素材的。人们纷纷称赞于伶雄心不小。这时周恩来却亲切地看着这些活跃的艺术家们，严肃地谈起了他的反对意见：“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与事才行。”
于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参加到他有生活积累的《戏剧春秋》的写作中去。年底由夏衍、宋之的、于伶合编的话剧《戏剧春秋》在渝公演，深刻反映了中国话剧工作者30余年来血泪交加、顽强奋斗的艰苦历程，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获成功。他还与夏衍、宋之的合写了《草木皆兵》，独自改编了《大马戏团》等多幕剧。
在于伶的剧作里，反映“孤岛”上海的生活的，除了《夜上海》外，还有《长夜行》等。1945年9月27日，重庆《新民晚报》曾载文评论于伶说：“试追迹于伶进步的道路，一个主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不曾自己关起房门来做一个为戏剧而戏剧的戏剧家，十四五年的战斗实践，特别‘七七’以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3年间在上海的战斗实践，确实的帮助了他。那一份艰巨的任务在于伶的肩上，并未曾使他无暇执笔，相反的，正磨炼了他的笔。”
抗战胜利后于伶重返上海，领导进步戏剧运动，写了电影剧本《无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