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艺海春秋
郭 沫若是四川乐山人，1938年离开家乡，第一次路过重庆，到北京和日本求学。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12月第二次来到重庆，最初住在张家花园，后来迁居天官府街和巴县赖家桥等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山城。
到重庆后，郭沫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过他担任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安插和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把救亡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从学校普及到社会，搞得有声有色。
1940年9月，国民党改组政治部，将左翼人士全部解职，另行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但仍委任郭沫若为主任。
眼看文化界同仁遭打击，郭沫若本不愿再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闻讯，前去劝导他说：“蒋介石怕你们跑到延安去，划了这个框框把你们圈起来，你们可跳出圈子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郭沫若顿悟，乃出任文工会主任。他冲破当局“只许做研究工作，不许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禁令，按从前的老路子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其中尤为活跃的，是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内容包括国际形势、国内时局、历史研究、文艺戏剧研究、日本问题探讨等。郭沫若每次总是带头参加，并动员文工会的委员轮流主讲或座谈，也曾多次请冯玉祥来讲演，还请国民党中不属于顽固派的人出席。
1941年11月16日，为庆贺郭沫若创作25周年暨诞辰50周年，文工会同仁聚会天官府街郭沫若家中，送他一支如椽巨笔，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将他誉为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文艺界的旗手。
郭沫若在重庆的文艺创作，当然首推他的六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棠棣之花》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从酝酿到反复修改，前后历时22年之久，终于在重庆修订完成。在他50诞辰时，这出话剧被搬上舞台公演，引起轰动。该剧的成功，激发了他对历史剧的创作热情，于是又产生了《屈原》的剧本。
那时郭沫著名重文坛，陪都报刊纷纷向他索稿，他经过斟酌思考，将《屈原》的首发权给了《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火药味极强的《屈原》，竟逐日在《中央日报》连载。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潘公展、张道藩简直惊呆了：“怎么回事，我们自己办的报纸来嘲骂我们自己？”
蒋介石严令宣传部追查责任，于是孙伏园被撤职。
这时大家才明白，郭沫若也有他的斗争艺术。
郭沫若在重庆先后写了不少评述历史人物的文章，最重要的有四篇，即《屈原研究》、《论曹植》、《甲申三百年祭》、《论李岩》。其中《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政治论文，深刻地论述了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的失败原因，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历史教训。该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群起而攻之，《中央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进行围剿。与此相反，延安和国统区进步人士却大加赞扬，周恩来将此文特送延安出版成小册子，毛泽东则将此文指定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献。
郭沫若在重庆还有许多诗作，特别是旧体诗，分别收录于《蜩螗集》、《潮汐集》的《汐集》中。他本有深厚的格律诗词功底，又有诗人不可或缺的激情，再加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时代责任感，故每月新作问世，总能牵动众多读者的共鸣。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发表词作《沁园春·雪》，大后方民众争相传诵。国民党当局却授意《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予以围攻，一些御用文人也跟着起哄，发表了不少歪诗歪词，故意跟毛泽东唱反调。这时，郭沫若挺身而出，填词著文反驳群丑，表明了他的爱憎。他还步毛泽东韵填写了两首《沁园春》，公开唱和。
